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5军是由抗日战争时期的冀热辽军区部队和陕甘宁边区进军东北的部分部队、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第8纵队发展演变而来的;其前身最远可追述到红军时期的中央军委警卫营和红9军团一部。
9·18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进而攻占热河、察哈尔。热、察两省大致就是现在河北的北部与内蒙、辽宁相交的一大片区域,直白的说就是承德和张家口那一片,长城的两边毗邻地带。
从此,冀东沦为日本侵略者的殖民地。
冀东北据长城,南濒渤海,西控京津,东扼辽沈;是连接东北、华北的咽喉地带,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冀东孤悬敌后,位于日本华北方面军和关东军的结合部,受到两个日军重兵集团的夹击。十四年抗战,环境最艰难、斗争最残酷的首推东北抗联,其次就是冀东。
“九一八”东北沦陷后,中共河北省委在乐亭建立了京东特委,先后派遣了李葆华、王平陆、李运昌等人主持工作。
1937年4月,李运昌赴延安参加白区工作会议,在彭真引见下见到了中央领导,汇报了冀东的情况;8月下旬,洛川会议上,毛主席提出红军可以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举行游击战争,从而确定了在冀东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
会后,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指示河北省委书记李运昌速回冀东,出任冀热边特委书记,立即着手组织发动冀热边区抗日游击战争。不久,又派原红四方面军的团政委李润民和营长孔庆同秘密去冀东开办游击战训练班,为发动冀热边区游击战争培训军事干部。
1937年12月,冀热边特委书记李运昌和京东特委书记胡锡奎,主持召开了冀东十县抗日人民代表会议,建立了以李运昌为会长的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冀东分会,并组建了以王平陆为司令员的华北抗日联军冀东游击第一支队。
1938年2月,中央军委指示八路军前方总部和晋察冀军区,具体做好组织部队挺进冀东的准备工作。
根据这一指示,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政委邓华率一部分主力部队先行开辟平西根据地,取得前进基地;此即邓华支队,编有第31、第33两个大队。
晋察冀第一军分区主力是八路军115师特务团,由原红1师(辖红1、3、13团)改编,后扩编为独立师;邓华支队的主力为独立师3团,主力为三个红军团的四个红军连,团部为原红13团,往前追溯为红7军,百色起义的部队。
1938年3月,为了统一领导,冀热边特委和京东特委合并为冀热边特委,胡锡奎为书记,李运昌负责军事工作。
1938年5月,120师宋时轮支队即雁北支队,主力为八路军716团2营,原刘志丹红28军,编有第34、第36大队前来平西,与邓华支队组建了八路军第4纵队,全纵队5000余人,司令员宋时轮,政委邓华。
5月31日,八路军第4纵队兵分三路向冀热辽挺进,歼灭大量敌军,不断告捷。
1938年7月,中共冀热辽特委和京东特委在八路军第4纵队的配合下,发动了冀东二十余县20余万人的抗日大暴动,建立了7万余人的冀东抗日联军。
但是由于起义组织者判断上的失误,致使起义失败,起义部队受损严重。最后硕果仅存的只剩下3000多人。
其中1300多人,在李运昌的率领下,成立了冀东抗日根据地和冀东军分区。另外还有1700多人,撤往平西根据地。
1939年2月,中共冀热察区党委和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成立,马辉之任区党委书记,肖克任挺进军司令员;9月,冀热察挺进军改编为八路军第13纵队。
1940年7月,八路军第13纵队改称冀东军分区。
1942年2月,冀东军分区改为第13军分区。
1944年7月28日,中共中央要求晋察冀在军区以下划4个二级军区,以更好地适应斗争需要;9月19日,晋察冀军区决定对所属部队进行整编,成立晋冀、冀中、冀察、冀热辽4个二级军区。
1944年9月19日,冀东(13)军分区扩编为冀热辽军区,李运昌任司令员兼政委;副司令员詹才芳,副政委李楚离;下辖5个军分区(第14至18军分区),主力部队初期有9个团,后期扩充至26个团(第1、第2团,第11至19团,第47至61团),还有25个游击支队。
冀东八路军与日寇血战数年,在李运昌的率领下,部队以及根据地规模不断壮大,截止到1944年11月,冀东根据地的范围,已经扩大到30个县,根据地面积达到8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超过一千万。
冀热辽军区虽然只是个二级军区,但却设有地方局,这种现象在各解放区绝无仅有。
日本投降后,最靠近东北的冀热辽军区,成为进军东北的急先锋。
冀热辽军区成立后就发起了热辽战役,在锦州到承德之间的铁路两侧开辟了大片新解放区,为日后进军东北建立了前进基地。
当听到苏联红军进军东北后,毛主席、朱总司令随即命令冀热辽的李运昌部和山东的万毅部立刻启程开赴东北,抢先接收这块重要的战略区。
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在河北丰润县传达了中央命令,随即命令冀热辽军区第16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指挥第12、第18团和朝鲜支队4000人出发。
曾克林部9月4日收复锦州,随后于9月5日乘火车进入沈阳。
9月14日,曾克林乘坐苏军飞机飞抵延安,向中央汇报了上述情况。
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作出了向东北进军的命令。会议还决定,成立由中央中央直属的中共冀热辽分局,并扩大冀热辽军区,使之成为与东北、山东、晋察冀、晋冀鲁豫、陕甘宁晋绥并列的大军区。李富春为冀热辽分局书记,林彪为冀热辽军区司令员。
根据中央的部署,晋察冀军区与冀热辽军区已经成为平级的一级组织建制。于是,晋察冀军区命令将原冀热辽军区改为冀东军区,以陈伯钧为司令员,詹才芳为副司令员,仍为晋察冀下属的二级军区。
林彪此时正在从晋南赶往山东的路上,原本中央是命令他去山东接替罗荣桓工作的,9月23日,他接到了自己转赴冀热辽军区的命令,随即折返北上,昼夜兼程抵达设立在河北玉田的冀热辽军区司令部。
当时奉命开赴东北的山东军区主力部队和新四军第3师尚未抵达东北,在东北的部队除了原东北抗联的周保中部和万毅的东北挺进纵队外,都是冀热辽军区的部队(包括第12、第15、第18、第46、第47、第51团),他们采取以老部队带新兵的方式,将连扩充为营、团,将团扩充为旅,从8月至11月,冀热辽出关部队已经发展到12个旅、10个独立团,近十万人。
为了进一步加强东北的工作,中央再次给林彪委派了新的任务,改由林彪去东北主持军事,改任东北人民自治军(后改称东北民主联军,1948年1月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1948年11月改称东北野战军,1949年3月改称第四野战军)总司令。
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改由萧克担任,程子华任政委。
当时,按照苏联和国民党政府达成的协议,苏军即将在1945年底前全部撤离东北,国民党军队准备乘坐军舰在秦皇岛一带登陆。
关外我军立足未稳,中央命令仍在热河一带活动的黄永胜带着部队占领了承德、平泉地区,李运昌将冀东10个团组成冀东纵队,以准备迎战国民党军队从热河和海上两个方向向东北进发。
从10月13日,国民党军队乘坐美国军舰,开始对山海关、秦皇岛一带进行武装侦察;11月5日,国民党第13军开始向山海关驻扎的我军发起进攻;11月16日,我军被迫撤离山海关。这样一来,冀热辽军区部队转赴东北的道路就被切断。
11月底,我军在东北已经完成了初步的战略部署,冀热辽的战略地位已不如关外,中央于是决定“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冀热辽部队仍归晋察冀军区统一指挥。
留在关里的冀热辽部队被编成了2个野战纵队,即冀东(詹才芳)纵队和热辽(黄永胜)纵队,这两个纵队都归萧克担任司令员的晋察冀第二野战军领导。
冀热辽部队虽然没有全部出关,但是其地理位置靠近东北,尤其与辽西锦州一线相邻,在策应东北战场上仍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1946年三四月间,晋察冀军区进行了部队的精简,晋察冀第二野战军被撤销,冀东(詹才芳)纵队和热辽(黄永胜)纵队番号撤销,下属各部组成独立旅。
冀热辽军区下设冀东、热辽、热河3个三级军区,分别由詹才芳、段苏权、黄永胜担任司令员。
经过1947年的攻势,东北民主联军逐步取得主动,林彪也多次要求冀热辽部队在锦西、冀东一带配合作战。于是中央在1947年4月20日作出决定,将冀热辽军区8万人划归东北民主联军建制。
冀热辽部队归建东北后,加强了东北和华北的战略联系,使热河、山海关一线关内关外战场连成一片。
东北民主联军对冀热辽部队建制进行调整,使其与东野老部队相统一:
第一步,将冀热辽军区改为冀察热辽军区,以程子华为司令员,直属东北民主联军总部。
第二步,重建和恢复了冀东(詹才芳)纵队和热辽(黄永胜)纵队,热辽(黄永胜)纵队改为东北民主联军第8纵队、冀东(詹才芳)纵队改为东北民主联军第9纵队。冀察热辽的地方部队还组建了5个独立师,番号为独立4、5、6、7、8师。
1948年3月,冀热辽军区的独立1、2、3师被整编为东北野战军第11纵队。
11纵和兄弟部队解放了热河和冀东全境,切断了北宁路,为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打下了基础。
辽沈战役开始时,11纵打出了第一枪,并在昌黎、滦县、北戴河一带作战,彻底堵住了华北国民党军从陆上增援东北的道路。
当初为了及时的抢占东北,李运昌从冀东八路军中抽调超过三分之二的兵力进军东北,致使冀东根据地兵力十分空虚。
冀东是连接东北和华北的枢纽,不容有失。
李运昌离开冀东后,冀东根据地开始隶属晋察冀根据地管辖。为了弥补冀东根据地兵力不足,八路军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警备第1旅(欠3团),陕甘宁边区教导第2旅第1团及晋察冀军区所属冀中军区第31团等精锐力量,纷纷赶往冀东。
1946年,上述各部几经精简整编,演变为编为冀热辽军区独立第13、第16、第27旅;其中,独立第27旅后改称独立第18旅。
冀热辽军区林总之后,是肖克任冀热辽军区司令员;肖克走后,冀热辽军区降为二等军区,隶属晋察冀军区,军区代司令员兼政委程子华,下辖冀热察、冀东、热河三个军区。
此时冀热辽军区改称冀察热辽军区,正承受的沉重的军事压力,蒋军动用五个军,对兵力空虚的冀热辽军区展开猛攻。
承德、赤峰相继失守,冀热辽部队和东北民主联军处于各自为战的态势。1947年4月20日,中央军委决定,将冀察热辽军区,重新划拨给东北军区。从冀热辽军区抽调8万主力,进入东北地区,执行作战任务。冀热辽军区的司令员由黄克诚担任,李运昌任副司令员。进入东北的部队,被编为东北民主联军8纵和9纵。
1947年8月,冀热辽军区独立第13旅、第16旅、第18旅在热河省赤峰地区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8纵队;黄永胜任司令员,刘道生任政委,张天云任副司令员,邱会作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黄鹄显任参谋长。
独立第13、第16、第18旅依次改称第22、第23、第24师,全纵队共3.5万余人。
第22师,师长吴烈,政委陈仁麒,副政委刘汉,参谋长李荣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鲍启祥。
第23师,师长张德发,政委曹德连,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谢家祥,参谋长张晓冰。
第24师,师长丁盛,政委韦祖珍,副师长孔瑞云,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勃。为便于集中指挥刚组建的第8、9两个纵队及北宁线作战部队发起秋季攻势,东总令冀察热辽军区组成一个前方指挥所,该指挥所为军区派出,是临时性的战役领导机关,无下属部队,主要领导人由军区领导人兼任,司令员程子华、参谋长黄志勇、政治部副主任刘随春。
程子华曾担任过鄂豫皖红25军军长,与徐海东、吴焕先一起率部单独长征。抗战时期到晋察冀,协助聂荣臻工作,对创建和发展冀热辽根据地作出过大贡献。
1948年4月,冀察热辽军区前方指挥所改称东北野战军前方第2指挥所。刚调来的军区政委黄克诚兼任指挥所政委,其他领导人不变。
不久,程子华、黄克诚指挥11纵(1948年3月组建)部队参加热河、滦东战役,歼敌1万余人。在隆化战斗中,他们发现并树立了一位流芳百世的舍身炸碉堡的英雄董存瑞。
东北民主联军第8纵成立后,立即投入了东北1947年的秋季攻势。在两个多月的作战中,8纵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取得了首战梨树沟门、两战杨杖子、九门台战斗四战四捷的重大胜利,随后又奉命对北宁路、锦承路进行了四次破袭。在整个秋季攻势中,8纵共歼敌2.8 万余人,其中俘敌21师少将师长郭惠苍、暂编第22师少将副师长苏景泰以下1 万余人。
8纵司令员黄永胜骁勇善战,多有战功。早在中央苏区林彪当红一军团长时,黄永胜就在林彪手下任团长了。红一、三军团长征到达陕北后,合编为第一军团,林彪任军团长,黄永胜任4师副师长。
黄永胜这个人,打起仗来是员虎将,平时却稀松得很,打牌、跳舞甚至玩女人,无一不精。
当时8纵、9纵从冀热辽军区调归东北军区后,统受东北民主联军第二前线指挥所指挥。
指挥所司令员程子华对黄永胜的作风问题很有意见,曾三次找林彪提出换将,力主启用老成持重、颇有廉颇之风的老将军段苏权,取代黄永胜出任8纵司令员。
1947年11月至1948年3 月,8纵参加冬季攻势作战。其间,于1948 年1 月,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第8纵队,属东北野战军领导;此时纵队司令员为段苏权,政委刘道生,副司令员张天云,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邱会作,参谋长黄鹄显。
1947年12月1日,时任冀热察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段苏权接到通知,命他取代黄永胜,成为东北民主联军第8纵队司令员。
1948 年1月24 日,8纵与1纵在前线总指挥程子华的指挥下,向新立屯守敌发起进攻,激战至26 日上午,全歼国民党第49军第26师。
在整个冬季攻势中,8纵共歼敌5610 人。
4月至8月,第8纵队进行新式整军和练兵。
9月至11月,第8纵队参加辽沈战役,与兄弟部队一起攻克锦州,后进至大虎山、台安之间,堵截国民党军西进兵团南逃。
在围歼廖耀湘兵团的辽西会战中,8纵先是在大虎山南翼阻击国民党“王牌”新6军一部,粉碎了廖耀湘兵团妄图从大虎山南翼迂回逃跑的企图;后纵队主力又奉命插向六间房一带,死死地堵住了廖耀湘兵团主力南撤营口的去路;当廖耀湘兵团转逃沈阳时,又奉命向西北迂回穿插,堵截廖兵团东逃退路。由于8纵截断了廖耀湘兵团南撤营口和东逃沈阳的退路,为辽西会战的全胜创造了条件。
在整个辽西会战中,8纵歼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新6军的精锐新22师一部,及国民党第105师、第195师等部近万人。
1948年11月17日,段苏权调离8纵,任东北军区参谋处长。
1948年11月,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东北野战军第8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5军,隶属东北野战军;黄永胜任军长,邱会作任政委;张天云任副军长,黄鹄显任参谋长,段德彰任政治部主任;所辖第22、第23、第24师及新调入的独立第4师依次改称第133、第134、第135、第158师,全军共5.6万余人。
第22师改称第133师,吴烈任师长,谢明任政委。
第23师改称第134师,钟明彪任师长,谢家祥任政委。
第24师改称第135师,丁盛任师长,韦祖珍任政委。
新调入的冀热辽独立第4师改称第158师,李道之任师长,王晓生任政委。
1948年12月至1949年1月,第45军参加平津战役,在解放天津的作战中,与第44军共同担负由民权门向西突击的任务。天津解放后,执行对国民党军第13军第299师和第311师的改编任务。
4月,第45军由天津地区南下。
5月,45军编入第四野战军第12兵团建制。
7月,45军进入江西省参加围歼赣西地区国民党军的作战。
9月至10月,45军编入进军华南的中路军,在衡宝战役中,担负正面进攻任务。该军第135师楔入衡宝公路以南白崇禧集团防御纵深的灵官殿地区,激战数日,顽强阻击国民党军4个主力师南逃,并歼敌第7军军部和第172师主力,为整个战役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134师在这次战役中行动积极,自10月7日至11日,连续五昼夜攻击作战,歼敌第175师,生俘敌少将师长李祖霖、少将副师长刘克威以下4354人。
为此,两个师得到了4野总部首长的特电表扬。
为彻底消灭蒋介石、白崇禧残余势力,加快祖国西南地区的解放,第4野战军命令包括45军在内的五个军,于1949年11至12月,发起了广西战役。
此间,45军主要领导人为:军长陈伯钧,政委邱会作,副军长张天云,政治部代主任李改。
为迅速投入广西战役,45军部队20天长驱近2000里,追歼国民党军1.6万人,俘虏国民党第3兵团中将副司令官兼桂中军区司令王景宋、湘桂黔护路军中将司令莫德洪等将级军官15名,并缴获大量作战物资。
12月下旬,45军进至桂西南十万大山、桂南六万大山和大容山等地区剿匪。
解放不久的中南地区爆发严重的匪乱,这其中以广西土匪最为猖獗。第四野战军先后动用了6个军,30多万兵力,历时两年多,才将广西土匪彻底剿灭。
在参加剿匪的四野6个军中,只有第45军自始至终打满了全场。
1950年2月,45军第134师在平而关地区,全歼逃出国境后回窜于中越边境的国民党第17兵团部、第100军军部第19、第197师,共计6700余人,俘兵团中将司令官刘嘉树等将级军官9名。
1950年4月,第158师调归广州市公安司令部建制。
至1951年2月,45军基本肃清了桂西南、桂东南的匪患。
3月,45军奉命移驻广东省花县、清远、佛山等地区,担负守卫珠江口和机动作战任务。
7月,45军第134师调至湛江、海康等地区,执行保卫海防任务。
1952年8月,奉中南军区命令,45军第133师调归第46军建制。
第133师的前身部队是1945年底,冀热辽军区以14分区挺进热河部队为基础组建的冀晋纵队第2旅,时任旅长黄方刚,政委覃国翰;1946年6月,冀热辽军区第2旅与冀中黄寿发纵队第1旅(时任旅长周仁杰,政委漆远渥)合并为独立第2旅,旅长周仁杰,政委覃国翰;9月,独立第2旅与黄永胜热河纵队第3旅(时任旅长赵文晋,政委陈仁麒)合编为冀热辽军区独立第13旅,旅长黄鹄显,政委陈仁麒。
1947年8月,独立第13旅在热河省赤峰地区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8纵队(司令员黄永胜,政委刘道生)第22师;师长吴烈,政委陈仁麒,副政委刘汉,参谋长李荣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鲍启祥。
1948年11月,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东北野战军第8纵队所辖第22师改称45军第133师,吴烈任师长,谢明任政委。
133师397团的前身是以冀东大暴动武装为基础组建的包森支队,后改编为冀东13团;1945年挺进热河编入冀晋纵队第2旅为4团;1946年4月第2旅与冀中纵队第1旅合编为独2旅,该团仍为4团;6月随所在旅改编为冀热辽军区独13旅37团;1947年8月随旅编入东北8纵队为22师64团。
133师398团的前身是1942年5月20日由冀东13团1、2、8连及部分地方游击队组成的11团;1945年9月编入冀热辽军区第25旅;12月上旬随所在旅编入热河纵队第3旅;1946年4月随所在旅编入冀热辽军区独3旅;6月随所在旅编入冀热辽军区独14旅;1946年9月编入独13旅为第38团;1947年8月随所在旅编入东北8纵队为22师65团。
133师399团的前身是以冀中军区地方武装为基础组建的冀中71团;1945年秋编入冀中纵队第1旅;挺进东北后于1946年4月随所在旅编入独2旅为6团;6月随所在旅改编为冀热辽军区独13旅39团;1947年8月随旅编入东北8纵为22师66团。
45军第133师转隶第46军建制后改番号为第138师,随军参加抗美援朝,入朝后,第138师接防第40军119师位于佳谷里地区正面12公里的防务,毙、伤、俘敌4424人。
1955年10月,第138师随军回国,驻防吉林省。
1969年3月,第133师侦察分队参加了珍宝岛反击战,涌现出陈绍光、周登国、杜永春、于庆阳等4位战斗英雄。
1975年6月,第138师随军千里南下移防至徐海地区,转隶济南军区建制。
1978年9月,第138师又随军移驻山东。
1985年3月,第138师配属陆军第67军赴滇参加两山轮战,粉碎敌进攻和偷袭530多次,歼敌2101人。
第138师轮战期间,第46军奉命撤编。
1986年6月,第138师执行北方甲种摩托化步兵师编制,隶属于第26集团军建制。
2003年9月,第138师改编为摩步第138旅。
2016年2月,摩步第138旅随军转隶北部战区陆军。
2017年4月,摩步第138旅转隶北部战区陆军第80集团军,并改称合成第×旅,成为了威震北疆的“铁拳劲旅”。
1952年10月,第45军军部及第134师(欠一个团)、第135师,与第44军第130师和一个团,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4军,归中南军区领导,第45军番号撤销。
1952年10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原第四野战军第45军和第44军各一部(45军军部、直属队、第134、第135师;44军第130师)合编为一个军入朝参战。
两军曾因番号问题发生争执,后由周恩来总理提议,原两军番号同时取消,44军选一个“4”,45军选一个“5”,组成54军。
1952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4军在广东惠阳正式成立,隶属中南军区建制,丁盛任首任军长,谢明任政委。
原第44军第130师改编为第54军第130师,蒋润观任师长,姚国民任政委,辖第388、第389、第390团;
原第45军第134师改编为第54军第134师,张晓冰任师长,蓝文兆任政委,辖第400、第401、第402团;
原第45军第135师改编为第54军第135师,任思忠任师长,辖第403、第404、第405团。
该军组成后,即奉中央军委命令,准备入朝作战。
45军第134师前身是陕甘宁留守兵团的警1旅;1945年6月南下,后北返进军东北,1945年11月与冀热辽部队合编为热辽纵队30旅,时任旅长张德发,政委谢镗忠;1946年4月与22旅合编为冀热辽军区独立第1旅;同年6月改称独立第16旅;1947年8月编入东北8纵队为23师;1948年1月改称东北野战军第8纵队第23师。
1948年11月,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东北野战军第8纵队所辖第23师改称第134师,钟明彪任师长,谢家祥任政委。
134师400团的前身是由冀热辽军区挺进东北的部队改编的独16旅46团;1947年8月编入东北8纵为23师67团。
134师401团的前身是红军时期成立的的中央警卫团,也就是大名鼎鼎的瑞金团!长征前夕,瑞金团改为红3师;1933年10月28日,红3师与红14师等部队组成红一方面军第9军团,由奴隶将军罗炳辉任军团长;1935年7月21日,长征到达四川懋功后,红9军团改称红32军;抗战时期,红32军编为八路军120 师359旅718团,后留守陕甘宁为留守兵团警备第8团;1939年12月编入警1旅仍为8团;1942年6月改称联防军警1旅1团;1945年5月编入南下3支队为1团。
抗战胜利后军委解除该部南下任务,令其赴东北;1945年11月,1团与冀热辽军区第30旅147团合并,改编为热辽纵队30旅66团;1946年4月30旅与22旅合并为冀热辽军区独立旅,66团番号未变;同年6月独立旅改称独16旅,66团改称47团;1947年8月1日,16旅编入东北民主联军第8纵队,该团为23师68团。
134师402团的前身是八路军总部特务团;1945年7月该团机关大部及5个老连队随欧致富南下,为南下3支队2团;抗战胜利后赴东北,1945年11月与冀热辽军区在兴城组建的22旅65团合并,使用65团番号;1946年6月改称16旅48团;1947年8月1日为东北8纵队23师69团。
1952年10月,第45军撤编后,第134师调归第54军;11月,第134师所属第400团调出;12月,第44军131师391团调入该师,后沿第400团的番号。
1953年5月,第134师随军入朝参战;1958年5月,第134师随军回国。
1969年12月,第134师改番号为第54军161师,原辖各团亦依次改称第481、482、483团及炮兵团。
1979年2月,第161师随军参加对越反击战,歼敌1487人。
1985年10月,第161师撤编,师部、炮兵团及其他炮兵部队合编为第54集团军炮兵旅;第481团团部改建为军直工兵团团部;第482、483团调归第160师。
45军第135师的前身部队是由陕甘宁边区教导第2旅1团与冀热辽军区部队改编的热辽纵队第27旅;晋察冀大裁军时主力70团调出,该旅编为热河第18分区;1947年5月改编为为冀热辽军区独立第18旅,旅长丁盛,政委韦祖珍;8月1日编入东野第8纵队为24师。
1948年11月,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东北野战军第8纵所辖第24师改称第135师,丁盛任师长,韦祖珍任政委。
135师403团的前身是冀中8分区37区队;1945年改编为8分区31团;抗战胜利后随沙克赴东北,1945年11月与红1团等部队共同组建热辽纵队27旅为31团;1946年4月改编为辽西支队,后编入18分区为独立1团;1947年5月随分区改称独18旅52团;8月1日编入东北8纵为24师70团。
135师404团的前身是由冀热辽军区特务营进入沈阳发展的两个特务团之一的特务1团;1945年11月编入27旅为71团;1946年4月改编为热东分区独立团,后称18分区独立2团;1947年5月随分区改称独18旅53团;8月1日编入东北8纵为24师71团。
135师405团的前身是以27旅70团(红1团)2营的4、5两连为基础组建的18分区独3团;1947年5月随分区编入独18旅为54团;8月1日编入东北8纵为24师72团。
135师是45军最年轻的部队,富有朝气和活力,战斗力提升很快,承担战斗任务较为频繁,南下后逐渐超越其他两师成为45军的新秀。
特别是在衡宝战役中最能够充分体现第135师的战斗作风。此战,第135师因进军速度太快,来不及架设电台,遂与上级失去了联系。当师指缓过来劲的时候,已经孤悬敌后。
逢此绝境,师长丁盛、政委韦祖珍率部硬生生的顶住了敌4个师的疯狂进攻。
第405团表现尤为出众,在团长韦统泰的带领下,大力发扬我军敢于刺刀见红的优良传统,全团不留预备队,直接将白崇禧的“钢七军”军部和直属队拦腰截断。
为了不给敌人留下喘息的机会,405团1营2连连长李九龙将本连9个步兵班分作六路向敌发起冲锋。激战4天,2连仅剩下21人,可想而知当时的战斗有多么惨烈。
第405团直接歼灭了“钢七军”的军部,为衡宝战役全局的胜利,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战后,第45军军部奖给第405团“猛虎扑羊群”锦旗一面,“猛虎师”由此得名。
第54军组建,135师归其建制。
1953年5月,135师随军入朝参战;1958年7月,第135师随军回国。
1963年1月,第135师被列为全军战备值班师。
1969年12月,第135师改称162师,下辖第484、485、486团、炮兵团。
1979年2月,第162师随军参加对越反击战,直接受广州军区“前指”指挥。时任师长李九龙率部深入敌境纵深80公里,接连取得五战五胜,歼敌2085人。
1985年10月,第162师执行北方甲种摩步师编制,除原辖各团外,增编坦克团(原第54军坦克团)、高炮团(原第54军高炮团),成为了为数不多的“六团制”步兵师。
八十年代末,第162师被中央军委确认为全军首批应急机动作战部队。
1998年体制编制调整,第162师坦克团改编为装甲团,依然保持“六团制”步兵师的地位。
2011年11月,第162师列装各类高、精、尖武器装备,成为了机械化步兵师。
2016年2月,机步第162师转隶中部战区陆军。
进入2017年,中央军委开始了新一轮的军改。此次体制编制调整,第54集团军番号寿终正寝。同期,机步第162师进行了“师改旅”,调整情况如下图所示:
第81集团军合成某旅(以第485团为基础扩编);
第83集团军空突某旅(以第484团、军属陆航团为基础合编而来);
第83集团军特战某旅(以第486团为基础改编而来);
至此,机步第162师的血脉主体分成了三部分,这在硕果仅存的几个野战师中很少见。
“猛虎师”之所以称之为“猛虎师”,全在于第486团在衡宝战役中打出了虎威血性,荣获“猛虎扑羊群”锦旗一面。
虽说这一殊荣的获得离不开兄弟部队的助攻,可荣誉主体却是第486团,此为不争的事实。
从这个角度来看,第83集团军特战某旅是“猛虎师”的嫡亲血脉。
他是久负盛名的开国上将,在新中国建立前他立下了赫赫战功,按理说新中国成立后,他本该在家中颐养天年或者继续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发光发热,可他却因为一时失足,走错了路被判18年。
他就是曾被主席赐名的黄永胜。
黄永胜,1910年11月17日出生于湖北咸宁。
1927年6月,黄永胜从咸宁来到当时中国革命的主要地区之一武昌。这时,上海已经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国共产党党员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主要人物集中于武昌。
驻扎在武昌地区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受中国共产党影响很大,倾向革命。黄永胜到武昌后,即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时年17岁。
这个部队招兵的人,见黄永胜身体强壮,人也机灵,便安排他到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当战士。
黄永胜进入警卫团后,受到该部队中共产党员的影响,系统地了解了革命道理,在思想上立志革命。
1927年8月,我党组织在武昌召开了一次大会,决定在湘鄂赣粤4省举行秋收起义;9月9日,黄永胜随部队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被编入工农革命军第1师。
不久以后,起义部队来到了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在这里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黄叙钱调任3营9连4班班长,并跟着毛泽东一起上了井冈山,这也成为了他革命资历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中,走出了一名开国元帅,一名开国大将,5名开国上将。元帅是罗荣桓,大将是谭政,5名上将是陈士榘、张宗逊、宋任穷、黄永胜、陈伯钧。
当时张宗逊是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第2营第6连连长;罗荣桓是警卫团特务连党代表;陈伯钧是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3团第3营第6连第1排排长;黄永胜是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第3营第9连第2排第4班班长。谭政是警卫团第9连文书;宋任穷是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第7连文书;陈士榘是普通战士。
黄永胜刚刚加入革命队伍的时候岁数不大,也没有担任重要的职务所以一直名声不显。当三湾改编时,黄永胜被编入了工农革命第1团3营9连4班,并担任班长;一次战斗中,他率领全班战士反击一支逼近前敌委员会和红4军军部的敌人队伍,成功击退了敌人。
毛伟人得知黄永胜的英勇事迹后,亲自接见并表扬了他。当毛伟人询问黄永胜的姓名和籍贯时,他回答说自己是湖北咸宁人,名叫黄叙钱。毛伟人询问他的“叙”和“钱”分别是哪个字。
在黄永胜如实回答后,毛伟人若有所思地说:叙钱叙钱,还是讲钱呐。那不好,革命战士不能只讲钱。
毛伟人为他改名为“黄永胜”,寓意他能够在革命事业中永远取得胜利。
1927年12月,新调来的连党代表罗荣桓为其主持了入党仪式。
1928年4月,毛泽东率领部队和朱德率领的部队在砻市会师。两部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后称工农红军第4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共有六个团。
当时在朱德手下当连长的林彪,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林彪当时是红军中少数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军官之一,他带兵井井有条,打仗肯动脑筋,指挥作战机动灵活,又会做部队的思想工作,是红军青年军官中的佼佼者。
朱毛两部合编不久,林彪因为打了许多胜仗,职务一再被提拔,后来当上了红一军团长。黄永胜也在部队的不断改编中,进入林彪麾下。当林彪成为红一军团长时,黄永胜也成为红一军团的一个连长。
由于林彪和黄永胜都是湖北人,加上黄永胜打仗肯动脑筋,作战十分得力,林彪便有意栽培和提拔他。在林彪的手下,黄永胜的职务迅速上升。
1929年起,黄永胜在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第4军排长、红12军连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特务营营长。
1932年起,黄永胜先后任红31师、红66师师长。
1933年,黄永胜任红1师3团团长。
到陕北后,黄永胜先后任红4师副师长、红2师师长。
在长征过程中,作为红3团的开路先锋,黄永胜一路冲锋在前,先后突破三道封锁线,四度赤水,奔袭泸定桥等战斗中,都立下不少功劳,只不过由于后来牵扯到林彪,他在长征中的事迹被简化不少,没有大肆进行宣传。
长征结束后,红军剩下的师级部队并不多,而黄永胜却担任了红1军团红4师的副师长,后来担任红2师师长,可见中央对黄永胜的认可。
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团长,晋察冀军区第3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2旅旅长。
黄永胜作战勇猛是毋庸置疑的,但也经常会产生骄傲的情绪,尤其是跟自己同级的政委总是闹矛盾。
早在井冈山时期,黄永胜担任红1师3团团长,邓华担任政委,两个人经常闹得不可开交,红1军团政委聂荣臻不得不把邓华调走,这才作罢。
等到抗战时期,黄永胜刚被任命为685团长,结果安排的副团长还是邓华,八路军刚改编的时候,蒋介石不允许部队有政委,就以副团长来代政委。
黄永胜经常因为一些琐事跟邓华闹矛盾,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黄永胜拍着桌子大喊:操!什么事都由你政委说了算,还要我这个团长有卵用!
当时担任115师副师长的聂荣臻知道后十分生气,因为聂荣臻实际也是政工系统的,“党指挥枪”一向是我军的优良传统,也是跟其他军阀不一样的地方,如此看不上政工的同志,实在是让政工工作不好做。
聂荣臻一怒之下就把黄永胜的团长给撤了,换了杨得志来当团长,把黄永胜打发到一个独立团当副团长。
抗战初期八路军中数字打头的都是国民政府认可番号的团,是正儿八经的大团,一些独立团什么的,完全就是野鸡团,国民政府不承认,武器装备也保障不了,多数都得靠打游击发展。
从正规团的团长到独立团当副团长,黄永胜的地位可谓是一落千丈。
到了独立团,黄永胜跟团长说了一声,就拉走两个连,独自到晋东南去打游击了,聂荣臻好不容易派人找到了黄永胜,把他叫了回来,本来还要发火,一看黄永胜带俩连出去,带回来四个连,装备也得到一定补充,也就没有再处分他。
抗战胜利后,黄永胜率领教导第2旅奉命调归冀热辽军区,主要驻守承德。
黄永胜到东北后历任热河军区司令员、冀热辽军区副司令员、热辽军区司令员,冀察热辽军区副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第8纵队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6纵队司令员等职。
两次狠仗,让黄永胜露了脸,直接奠定了他在四野中位置,为自己晋升上将打下了基础。
第一次是杨家杖子战役,让黄永胜以地方部队,打出了主力的样子,入了林彪的视线。
当时黄永胜任以原冀热辽军区部队为主改编的东北民主联军第8纵队司令员,锦西一带国民党来了2000多地方部队,黄永胜就派了4个团要吃掉这2000多人,谁知道人家是一个师的正规军。
黄永胜得知后,立即率纵队主力前去追击,一举将其击溃,结果跑得太快,把来增援的暂编22师也在杨家杖子给包围了。
杜聿明得知暂编22师被围,下令王铁汉率49军前去支援,黄永胜以为来了两个团增援,没当回事,结果后来才发现是两个师,双方就在杨家杖子展开了激烈的围点打援战役。
狭路相逢勇者胜,看谁能战到最后一刻,本来黄永胜认为打不下暂编22师了,如果援军打了过来,那形势就不妙了,跟大家一商量就下令撤退了。
谁知道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军的炮火突然猛烈了起来,打得正在撤退的黄永胜部一个措手不及。黄永胜当即判断,这是国民党军撑不住了,把所有的炮弹了出来,要进行突围。
本来国民党军的援军王铁汉部来了两个师,按理说是挺能打的,但是却比想象的更菜,因为这些部队刚刚从南方调过来,9月下旬的东北还穿着南方的单衣,冻得那是瑟瑟发抖,就连武器配给也不齐全,所以一打就溃了,让黄永胜给打得一点脾气也没有了。
黄永胜一看敌人要跑,当即下令停止撤退,继续战斗,刚刚从南方来的国民党军王铁汉部,气势一下子没了,不断溃败,经过一夜的战斗,黄永胜的8纵和配合的9纵歼敌1.2万人,一举打出了威风。
这一仗打完了,林彪说8纵有个主力的样子了。
第二次是在辽沈战役当中,直接把国民党军最精锐的廖耀湘兵团给逮住了,当时林彪联系不上黄永胜,气得要发火,得知战报后直接夸打得好。
原来黄永胜在杨杖子战役后生病退出前线一段时间,回来后,林彪就调黄永胜到6纵去了,6纵是东北野战军当时的“五虎”之一,十分能打。
在黑山阻击战中,6纵就是主力部队,锦州战役一结束,林彪就预料到廖耀湘部要跑,让黄永胜到黑山大虎山方向拦截廖耀湘,长途跋涉后,刚挖几个坑还没来得及构筑阵地,上边又下达了命令,命令黄永胜率领6纵向大虎山以东地区的敌人发起进攻,在战场上,战机瞬间即逝,黄永胜来不及给总部回电,亲自率领6纵、第16师和第18师分两路向大虎山包抄过去。
10月26日凌晨4点,黄永胜率领第16师前卫团先行抵达姚家窝棚,冲在最前面的黄永胜二话没说,抢过警卫员手里的冲锋枪就率领部队冲了上去,一举歼灭姚家窝棚守军,占领了姚家窝棚阵地,并且俘虏了廖耀湘的一名少将参谋,经过逼问得知,廖耀湘兵团主力已经聚集在黑山东北侧的胡家窝棚,张家窝棚一带,正准备经过大虎山退往沈阳。
通过这些信息,黄永胜已经基本确定了廖耀湘的撤退路线,但是8纵已经向大虎山方向驻扎,廖耀湘如果从大虎山以东方向,那是跑不了的,但是如果6纵还按原来的命令越过北宁线向大虎山以东地区攻击,就会放开厉家窝棚,廖耀湘很可能狗急跳墙,途经新民逃往沈阳。
反正大虎山方向,廖耀湘是跑不了了,所以黄永胜当机立断,决定不按照野司的命令和8纵一起去围堵廖耀湘,反而将6纵部署在厉家窝棚、姚家窝棚、姜家屯一带,准备在这里守株待兔堵住廖耀湘兵团。
果然不出黄永胜所料,廖耀湘本来打算从大虎山方向突围,但是被8纵打了一个措手不及,然后又被3纵掏了指挥部,腹背受敌的廖耀湘决定从新民方向撤走,渡过辽河向沈阳撤退。
这一下果然被黄永胜猜了个正着,黄永胜的6纵正好堵在廖耀湘兵团东退的必经之路上,与此同时5纵也到达了半拉门一带,两个纵队与廖耀湘兵团展开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决战。
当时的战斗情况极为险峻,由于姚家窝棚、厉家窝棚和姜家屯都是开阔的平坦平原地带,国民党军队的大炮可以直接拉出来架上,再加上廖耀湘急于撤退到沈阳,所以猛烈的炮火铺天盖地覆盖开来,黄永胜在没有向野司请示的情况下,下令死守姚家窝棚,仅10月26日一天,就与敌人反复争夺数十次阵地,46团团政委、团参谋长、1营营长、2营营长全部战死。
面对廖耀湘兵团猛烈炮火的进攻,黄永胜硬是牢牢守住了阵地,成功拖住了廖耀湘兵团撤退的脚步,为大部队的包围争取了有利时间。
这一仗,黄永胜的6纵以伤亡三千多人的代价歼敌两万六千多人,成功完成了拖住廖耀湘兵团的战略任务。
在黄永胜做出决策的一开始,根本没来得及和林彪商量,而且还没来得及给林彪发消息,一度处于“失联”状态,林彪一度联系不上黄永胜,不知道他那边的情况,很是恼火,怒道要“军法处置”,但是当战争结束后,林彪则对黄永胜赞不绝口,他对刘亚楼说道:这个黄永胜,还真没让我失望过!
黄永胜截击廖耀湘是立了大功的,辽沈战役结束,东北野战军改编为第4野战军,黄永胜担任第45军首任军长。
四野南下入关时,黄永胜在解放天津战役中表现也不错,后来一直带领第13兵团打到广西中越边境。
我们应该能够看到,黄永胜是一个有着真性情的将军,虽然私生活方面可能出现点问题,但是打仗时候可并不含糊,无论是土地革命时期,还是抗日战争时期,亦或者解放战争时期,黄永胜都是冲锋在前的将士,为人民和军队作出了贡献。
1949年,黄永胜先后任第四野战军45军军长,第14、第13兵团副司令员。
新中国成立后,黄永胜任第13兵团代司令员、司令员,曾兼任广西军区副司令员,第15兵团司令员兼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后兼广州市警备司令员。
1951年,黄永胜任华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华南军区防空部队司令员和政委。
1952年,黄永胜任中南军区参谋长。
1953年,黄永胜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9兵团司令员。
1954年,黄永胜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1955年,黄永胜任广州军区司令员;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
1956年,黄永胜被选为中共八届候补中央委员。
1961年,黄永胜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林彪也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上了中央副主席,成为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
而林彪则在此时野心膨胀,开始培植自己的力量,把自己的亲信干将都安排上重要职务。在这些亲信干将中,林彪自然把黄永胜选中。
而黄永胜因长期在林彪手下工作,在林彪的栽培和推荐下,地位一再上升,自然对林彪感恩不尽,加上黄永胜对林彪有某种崇拜心理,就认准一个理:紧跟林彪,唯林彪之命是从,为林彪效命。这样,二人自然联结在一起。
“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就有意让黄永胜掌握军队的实权,当总参谋长,但苦于没有机会。因为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职务,由杨成武担任。
1965年底,林彪与江青联手,搞掉了不听他的话的总参谋长罗瑞卿后,由林彪提名,毛泽东同意,杨成武当上了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但是,在“文化大革命”起来后,杨成武看不惯林彪、江青一伙胡作非为。1967年7月,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杨成武随行,他听到毛泽东的一些话,认为毛泽东的想法,与林彪并不一致。返京后,杨成武把毛泽东谈话的内容,向周恩来作了汇报。但当叶群多次追问毛泽东谈话内容时,杨成武却避而不答。
特别是,林彪找杨成武,让他写一份证明叶群16 岁加入共产党的材料时,杨成武拒绝了。林彪觉得,杨成武这个老部下,已经与自己离心离德了,不听自己的话了,他要把杨成武搞掉。
1968年3月22日,林彪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直接出面,向毛泽东、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汇报”了杨成武的“问题”:杨成武拉拢叶群整吴法宪,勾结余立金夺吴法宪的权;杨成武是罗瑞卿分子;杨成武搞山头主义,是宗派分子;杨成武勾结傅崇碧分裂学生,分裂北京市委等。
毛泽东心中明白,林彪是要搞掉杨成武,不过毛泽东当时信任林彪,对此事不好表态,只好退席。这次会议后来决定撤销杨成武的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委员、军委副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林彪提议,由黄永胜代替杨成武任解放军总参谋长。
当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命令,任命黄永胜为解放军总参谋长。此后,黄永胜取杨成武而代之,成为替林彪掌握军权的干将。
1968年底至1969年初,中央筹备召开九大时,林彪就极力推荐黄永胜进中央政治局。
黄永胜是井冈山时期的老人,毛泽东对黄永胜的历史很清楚,就现实表现来说,黄永胜也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人,因此毛泽东也同意黄永胜进政治局。
黄永胜在1969年4月召开的党的九大上,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
按照中央的分工,在中央政治局里,黄永胜作为解放军总参谋长,又兼任军委委员、军委办事组组长,不久又担任了解放军军政大学校长。
1969年4月28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选举了中央机构: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林彪。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周恩来、康生
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林彪、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 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 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
在党的第九届中央军事委员会上,选举出了新一届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班子成员。
新一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由伟大领袖毛主席任军委主席;林彪,刘伯承,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粟裕,王树声,萧劲光,许世友,陈锡联,李德生等42人任军委委员。
而在新一届中央军事委员会选举的成员中,除了时任军委主席的毛主席和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李雪峰等6人外,其他43位军委成员都是来自1955年的开国将帅,而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届军委班子成员中,开国将帅入选军委人数最多的一届,同时也是阵容最为强大的一届。
1969年,中苏关系紧张,两国间的军事冲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时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也忙于抓战备。
黄永胜抓战备有一条宗旨:不管国家经济力量如何,必须全面为军事服务,军事第一,一切为军事工作让路。
黄永胜抓军事工作的一个特点,是一切听林彪的,他的说法是:军队要服从林彪指挥。因此,他做任何重要决定,都直接请示林彪,有的决定,甚至毛泽东都不知道。
1969年10月17日,林彪在苏州做出了“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抓紧武器的生产,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等。黄永胜接到林彪这个指示后,于10 月18日搞出了一个“ 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没有通过毛泽东就直接向全国下达了这个紧急指示。
这个紧急指示一下达,全军立即行动。但全军最高统帅毛泽东却不知道这件事。全军按这个紧急指示布置完毕后,林彪才以电话记录的形式报告给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听他的秘书汇报之后,只说了两个字:烧掉!
这件事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林彪和黄永胜联手,已经做到可以不经过毛泽东就调动全军了;二是毛泽东已经察觉到了这一问题,对林彪、黄永胜表示了不满。
在1970年召开的庐山会议上,林彪鼓吹天才论,主张设国家主席,目的是谋取更大的权力。
开庐山会议时,黄永胜在北京,没有参加,但他听到庐山会议情况之后,立即让他的秘书代他起草了一个书面发言,表示支持林彪的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的主张。
黄永胜本以为,只要紧跟林彪,就没错,自己也会飞黄腾达。他没想到,自己这一次失算了。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发现了林彪集团的阴谋,进行了反击。
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批陈伯达,也批了天才论。会后,毛泽东发动了批陈整风运动,实际上也是在批林彪。毛泽东还要求林彪手下包括黄永胜在内的“大将”们写检查。
但黄永胜明里向毛泽东检讨,暗中却抵制毛泽东的批评。1971年1月,在黄永胜操纵下的军委座谈会根本不批陈伯达,不批林彪的天才论,黄永胜本人也根本不检查。
他们认为,毛泽东抓一抓,也就放下了。他们不知道,毛泽东始终注意这个问题,而林彪本人一句检讨的话也不讲,中央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林彪表示不讲话,也不参加,这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注意。
不久,毛泽东得知黄永胜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以后两个月里一直要总参谋部封锁庐山会议真相,扣压不下发他们几个人的检讨,以致连总参二级部的领导干部都不知道黄永胜等的问题。
毛泽东决定南下了解林彪一伙的动向。
1971年8月中旬至9月中旬,毛泽东巡视南方,先后同湖北、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浙江、上海等党政军主要领导人谈话,讲庐山会议问题。
毛泽东在谈话中,多次提到黄永胜。针对有人担心黄永胜兵权太重,会指挥解放军造反的担心,毛泽东说:我不相信我们的军队会造反。军下边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他们调不动军队干坏事。
毛泽东的谈话,一方面是对林彪的揭露,另一方面也是对黄永胜敲了警钟。但是,黄永胜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
1971年9月8日,林彪向林立果、周宇驰下达密谋杀害毛泽东的指令,但由于毛泽东的警觉,林立果的暗杀计划破产,毛泽东于9月12日安全抵达北京丰台。林彪得知毛泽东回到北京的情况后,又密谋南下广州,另立中央。
南方是黄永胜长期工作的地方,特别是林彪回北京养病之后,南方的军队基本上交给了黄永胜,南方数省的党政军领导干部中,黄永胜的老部下相当多。林彪正是出于对黄永胜的信任,他要南下广州,另立中央,就首先想到的是依靠黄永胜。对此,黄永胜是积极配合的。
9月12日,在北戴河的林彪与在北京的黄永胜通话几十次,密谋南下广州,另立中央的问题,按林立果的想法,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王飞拟定的南逃名单中,黄永胜是第一名,接下来是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他们还安排好了接黄永胜等人南下的飞机。后来,由于周恩来追查林彪调到山海关的“三叉戟”飞机的情况,林彪等自觉南下广州计划难以实现,便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外逃,结果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
就在林彪出逃的当晚,中央即对黄永胜等人进行了监视。不久,林彪死党于新野等乘直升飞机外逃被迫降,从直升飞机上查获了林彪手令、林彪给黄永胜的信。中央把这些罪证给黄永胜看时,他惊呆了。
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向毛泽东请示了如何处理与林彪关系密切的黄永胜等人的问题。毛泽东表示:看他们十天,叫他们坦白交待,争取从宽处理。老同志,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交待好了就行。
1971年9月18日,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中央按毛泽东的这个意见,看黄永胜等人十天,并未处理黄永胜等人。但是,黄永胜等人既不揭发林彪的罪行,又不交待自己的问题,什么都不坦白。
9月23日晚,北京卫戍区协助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将”四大金刚“逮捕,然后由北京卫戍区负责看押。
9月24日,中央命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离职反省,彻底交待。经毛泽东同意,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鉴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参加林陈反党集团的宗派活动,陷入很深,实难继续现任工作,已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待。
此时,黄永胜实际上已经被隔离审查,关了起来。
1973年8月,中央决定,开除黄永胜的党籍,撤销其党内一切职务。
从位高权重的总参谋长,一夜之间就成了阶下囚,黄永胜的心理落差极大,从被关押等了一日起,黄永胜的脸上就没有出现过笑容,而且随着关押的时间越长,黄永胜的身体状况也每日愈下。
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他为林彪集团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其政治权利5年。
但是此时黄永胜已经是古稀之年的老人,而且狱中的生活肯定不能和外面相比,所以黄永胜的身体很快就吃不消了,由于黄永胜在战争年代战功赫赫,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过汗马功劳,所以组织上决定批准他保外就医,安置在山东青岛生活。
1983年4月26日,黄永胜因患肝癌医治无效,在青岛市台西医院逝世,终年72岁。
临终时黄永胜没有别的愿望,就是想要再穿一次军装。
(作者:孔猛 选自公众号:息陬孔猛,如侵权请私信本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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