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敦书，1934年生，福建福州人。1951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1952年并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55年毕业，留为苏联专家的苏联史两年制研究生，两星期后遭辞退，分配到武昌建筑工程学校任教。1957年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副博士研究生，师从雷海宗教授。后留校工作，直至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5年退休。兼任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理事长，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名誉所长。1993-2002年为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主要著述有：《李维〈罗马史〉选》（1962）、《希罗多德〈历史〉选》（1965）、《世界史》（古代史上，二主编之一，1994）、《西洋文化史纲要》（整理导读，2001）、《伯伦史学集》（主編，2002）、《贻书堂史集》（2003）、《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雷海宗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主编，2005）。

采访人：王维江，复旦大学教授

【德】舒秦玉凤，德国汉堡大学教授

被采访人：王敦书，南开大学教授

采访时间：2007年1月18日下午4：00-6：30

采访地点：天津南开大学王先生寓所

节选自《中国历史评论》第九辑

肆

思想改造运动

问：思想改造运动是五十年代初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一次重要运动，您能介绍一下亲身经历的情形吗？

王：我是新生，刚入学几个月，年纪也小，不过17岁，很多事都不懂，只能谈个大概的印象。记得运动大约在1952年初寒假期间开始的，我开头回家了，返校赶上了后半段。听老同学说，我们要破除清华历史系的旧传统和王国维、陈寅恪及蒋廷黻的权威。对王国维和陈寅恪是批评他们搞考据，说搞考据没用，并举例说考证洪秀全的相貌并无实际价值，至于考证杨贵妃入宫前是否处女更无聊可笑。对蒋廷黻则直接从政治上批他为国民党蒋介石的走狗和亲美的卖国贼。运动中在校的老师要人人过关，每个人都在会上做思想检查，全面地批判自己过去不正确的特别是反动的思想言行，由到会的全体师生提出意见、批评或批判，检讨得不好的再做第二次检查，直至通过为止。会议的范围根据检查者担任的职务与问题的严重性分系、院、校三级。我听过系内雷海宗、丁则良与邵循正先生的检查，系外冯友兰和潘光旦先生的检查。运动中学生方面的积极分子之一是梁启超之孙、梁思成与林徽因之子梁从诫，他比我高一年级，是历史系学生团支部书记，非常聪明，口才也好，眼光敏锐，语言犀利，令我佩服。

问：您能对思想检查的情况谈得更具体一些吗？

王：先说雷先生的检查。他过去接受和宣扬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与林同济编《战国策》，人称战国策派，曾受到革命左派的批判；后又主编《周论》杂志，有反苏反共的言行。他对这一切都做了较为认真的检讨，大家也提了意见和批判。我原来对这些一无所知，听了后觉得都仿佛是洪水猛兽，应该批判，但感到他的态度还是诚恳的，检查也比较彻底。后来，外面也传说雷先生检查得比较好。再说丁先生的检查，他流着眼泪着重检查抗战爆发后，作为共产党员没有跟随党上太行山打游击，而是随清华去昆明，结果脱党，这是要了学籍没要党籍；并检查自己留英时为解决生活困难曾为BBC（英国广播公司）工作，而该广播电台公司对华不友好，自己对祖国犯了严重错误。我听后很受感动，觉得怪不得他跟我谈范仲淹时阶级觉悟这么高，原来他是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的地下党员啊；同时觉得他的痛哭，既表明他的真诚痛心，也显示他的感情容易激动，甚至有些脆弱。至于邵先生检查的内容，我已记不清了，但永远难忘那感人的一幕：他在众目睽睽下诚恳地向孙毓棠先生伸出真挚的手，两人握手言和，捐弃前嫌。冯友兰和潘光旦先生的检查大会是在清华的大礼堂召开的，人挤得满满的，台上做检查，台下纷纷递条子，开得很热烈。检查的内容记不太清了，大概冯先生检查他的哲学思想及其与国民党蒋介石的关系；潘先生检查他的优生学理论和在民盟中的政治活动，人们说他是民盟中的右派，吴晗是左派。

我还可以谈一下燕京大学思想改造运动的情况，那里的运动开展得相当激烈，因为燕京与美帝国主义的关系密切，原来的校长后为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有两次大会与清华连线直播，我在清华听到了大会实况。这次大会是批判司徒雷登在燕京的代理人陆志韦先生及其打手“四兄妹团”，他们是历史系的齐思和、聂崇岐、政治系的陈芳芝和心理系的沈乃彰先生，人们批判他们组成“骂人团”打击进步教授如翦伯赞先生，我听到了侯仁之先生的慷慨激昂的声音。学生方面的主持人是学生会与团委会的负责人阮铭同志，似乎与现在美国的民运人士阮铭同名，如果是同一个人，那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听说对张东荪先生的批判也很激烈，他做了不止一次检查。后来，燕京还举办了思想改造运动和批判美帝文化侵略的展览，我前去参观，看到其中摆了齐思和先生用英文写的Contemporary History of the World（《世界现代史》），批判他作为中国人竟用英文写书。

陆志韦（1894—1970），浙江省吴兴县人。1913年毕业于东吴大学，后赴芝加哥大学生物学部心理学系读书，获哲学博士学位。曾任燕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主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等。1949年，国民党抢救大陆学人，陆志韦拒绝离开北平。同年3月，毛泽东和中央其他主要领导同志到达北平，陆志韦曾同诸多著名民主人士一道去西郊机场迎接。

聂崇岐（1903—1962），直隶蓟州（今天津蓟且）人。毕业于燕京大学。曾任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编辑、副主任，北平中法汉学研究所研究员兼通检部主任，燕大学图书馆代理主任、教授、代理教务长。建国后，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问：您觉得检查者是否是在压力下被逼着检查的，检查的是真心话，还是违心的？

王：思想改造运动上有党和国家的号召与指令，下有群众的推动与要求，检查者当然是感到很大的压力的。知识分子讲究面子和尊严，当众进行自我批判，交代挖掘自己的缺点错误甚至罪状，遭受别人的批评、指摘与批判，自然是很无奈、难受乃至痛苦的。但我觉得中国的受到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都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民主主义的思想，大多数都认识到乃至痛恨旧社会的黑暗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解放后，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经济、社会、政治、军事、文化、外交各方面所取得的一系列辉煌成就，他们在建国初期是拥护党的领导和新民主主义的政策，愿意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因而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大多数能诚恳地忍痛进行思想检查，听取并接受群众的意见与批评，基本上讲的是真心话。

伍

肃反运动

问：请讲一下“肃反”运动的情况好吗？

王：好，“肃反”运动是由毛泽东主席亲自领导的全国范围的重要运动。北大的“肃反”运动由校党委领导，停课集中搞运动，师生分开，学生按年级与班再分小组进行。我是一个普通的学生，只能简单地讲一下自己班里与了解到的系里的情况。运动是从揭发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开始的，《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据说按语与批语是毛主席写的，大家都进行学习讨论，逐步认识到胡风集团的反革命性质，并揭发北大校内的胡风分子。历史系好像没有揪出胡风分子，但我记得全校开过一次大会，揭发批判东语系教师中的一个胡风反革命分子。

以后，运动就由批判胡风转入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当然这也包括揭发批判任何人的反动思想与言论，因为严重的反动思想言论分子就可以升级为反动分子，再升级为反革命分子，而历史政治问题与反动行为就更要交待、揭发、审查、批判了。我班上共有四人遭到批判。一人是批判反动思想言论，二人是审查批判政治历史问题，还有一人是隔离审查托派问题。系内，我参加过批判低一年级一个同学的反动思想言论与所谓男子同性恋问题的大会。教师的情况我并不清楚，但参加过一次批判青年教师王承诏反动思想言论的大会。王承诏是比我高两个年级的原来自北大历史系的同学，年纪很轻，1953年毕业留系工作。他聪明好学，专攻中国上古史，特别先秦史，会甲骨文，师从张政烺、唐兰等名家。1954年《历史研究》创刊后，曾发表过王承诏运用甲骨文材料写的关于殷周史方面的学术论文，当时李学勤还没有崭露头角。批判他的反动思想言论中给我印象较深的是，他在与别人聊天时曾说：“大丈夫当效陈布雷，提三尺剑佐真命主。”当张政烺先生上台发言批判他后，站在台边的王承诏给张先生鞠了三个躬，我觉得这有点反常。几天后，传来了王承诏跳楼自杀身亡的消息。可能由他还牵连到其他几个与他相识的年轻人，但我情况不清，不多说了。对于王承诏，我觉得他年轻好学，颇有才华与成就，可能有点恃才傲物，讲话不检点，死了未免可惜。附带提一下，我班团支部在“肃反”运动前，曾对团员进行过清理，一位同学因曾担任过三青团内的职务被开除团籍，在“肃反”运动中，没有对他再进行批判。八月间，运动结束，学校放假，我们班等待分配工作。至此为止，我一直没有任何政治历史问题，没有受到过任何批判。但在分配工作中，遇到了一生中第一次挫折。

问：您在毕业分配时，遇到了什么情况?

王：我们当时毕业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不能也不用自己找或挑选工作，只能在填毕业分配工作表上表示一下自己的一般志愿。我想毕业后在北大或南开历史系做世界史方面的研究生或助教，但在表上只填志愿从事高等学校世界史方面的教学研究工作。可能由于“肃反”运动的关系，我们的毕业分配工作进行较晚，而且分批分配。9月初，开始第一批分配，有三个同学分往南开大学历史系工作，其中之一后为雷海宗先生的助教，我对他们是很羡慕的。但我知道，北大历史系要来两位苏联和东德的专家培养研究生，这要等下一批分配。我想自己功课很好，有可能留下做他们的研究生，这也不错。

9月中旬，历史系进行第二批分配，分配5人为苏联专家指导的两年制苏联史专业研究生，2人为德国史研究生，我是苏联史研究生，我很高兴。几天后，苏联专家与我们苏联史研究生在系里开会见面，专家让我们每一个人谈为什么要学苏联史，对苏联史哪些问题最感兴趣想进行研究。大家都回答说，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中苏友好，所以要学苏联史。我最后才发言。我内心觉得，专家是历史家，问的是学苏联史问题，只从政治上中苏友好来回答是不够的，北大是全国最好的大学，应结合俄罗斯与苏联的历史来回答，才显出北大历史系毕业生的水平。因此，我说，我完全同意以上各位同学的发言，因为苏联的伟大与中苏友好，所以我想学苏联史。此外，我还想从俄罗斯和苏联在世界史上的特点与重要性来谈自己想学苏联史与感兴趣的问题。我谈了八个问题：1、俄罗斯最早的诺弗哥罗德公国的建国问题，它是由斯拉夫人建立的，应批判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宣称由诺尔曼人留列克建国的说法。2、基辅罗斯的建立与拜占庭文化对俄罗斯文化的影响问题。3、14世纪后农奴制在西欧逐步废除但在东欧及俄罗斯却得到发展的问题，俄国农奴制到1860年后才正式废除。4、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与彼得大帝的改革问题。5、19世纪后期与20世纪初沙皇俄国的对外扩张政策问题。6、伟大的十月革命问题。7、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问题。8、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与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问题。而我最感兴趣并想研究的是沙皇俄罗斯的对外扩张政策问题。几天后，苏联专家单独约我见面，并就我最感兴趣的问题，指导我阅读一篇俄文的列宁专论沙皇俄罗斯对外扩张政策的文章，我觉得专家对我的态度是亲切热诚的。

没想到，几天后，一位分配到人民大学当中国革命史助教的同学被退了回来，据说那里不需要进人了。这位同学是党员，原是我班团支部书记。之后，系里宣布将他留下当苏联专家的研究生。再过两天，系里管分配工作的人事干事王萃同志突然找我谈话，告我不能再当研究生了，理由是我有四个问题。首先是，在与苏联专家谈话时我将一只腿放在另一只腿上了，这影响了中苏关系。专家说对我印象深刻。另两个问题是：马列主义会讲一大套，但理论不联系实际；个人英雄主义，爱表现自己。最后是一个生活问题。其实，后三个问题不成其为问题，若成问题，原来就不会分配我做苏联专家的研究生了。“影响中苏关系”是大问题和新问题，但我坐在沙发上与专家谈话时，究竟有没有将一只腿放在另一只腿上，已记不清了；即使这样，也不能扣帽子说影响中苏关系，国家领导人会见外宾会谈时彼此也有将腿叠起来的时候，哪能说影响国家关系了呢。专家说对我印象深刻，那是好话，我觉得她（专家是安东诺娃女教授）对我的态度很好。说白了，我不是党团员，另一个党员领导被退了回来，没有好的工作了，就将他顶替了我。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我不服气，可是面对既成事实，一个小人物，上哪里说理。当时“肃反”运动余威尚存，随时都可能受到批判，我只能忍气吞声，接受现实。于是，我当了苏联史研究生半个月后就被取消学籍，又等待分配工作了。系里也有为我抱不平者，后来流传“萃老妙语惊天下，敦书被贬走荆州”之说。

问：“被贬走荆州”是什么意思？你以后去哪里工作了？

王：等了一个月，我们四个同学被分配工作。一个去冶金部报到，他是团员，去西安冶金学院任政治课教师，这是四人中唯一去高等学校工作的。另三人去建筑工程部报到。一人去西安建筑工程学校任教，他是那位被开除团籍的同学，很有学问，由于政治历史问题，不能教政治课，当语文老师。另一人去郑州建筑工程学校任教，他是原燕京大学著名史学家邓之诚老教授之子，功课相当好，但信基督教，不是团员，也不能教政治课，当语文老师。我则去武昌建筑工程学校任教，虽不是党团员，还被取消苏联史研究生资格，但我没有任何政治历史问题，而且大概档案中没有给我加上那些“莫须有”的不实之词，武昌建筑工程学校的领导对我是信任和重用的。我不仅当政治教师，教革命史政治课，而且1956年春在学校的大礼堂给全武汉市中等专业学校的数百名教师讲了两个月的辩证唯物主义政治大课。我当时刚21岁，虽离开北大时很不愉快，但在武昌工作时心情是愉快的，甚至是有些得意的。然而，我想钻研世界史尤其国际关系史的志愿仍未改变。

问：您是怎么到南开来研究世界上古史的呢？

王：南开方面历史系主任郑天挺先生和雷海宗先生，原来都希望我到南开工作，但因北大要留我做苏联史研究生未果。知我不当苏联专家研究生后，又想调我去，但我已去武昌来不及了。1956年春，周总理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不久各高等院校名教授纷纷招收四年制副博士研究生，雷先生则招收世界上古中古史专业副博士研究生两名。我北大的同学郑天挺之子郑克晟给我写信，告我南开方面希望我报考雷先生的研究生。我喜出望外，就征得建筑工程学校领导的同意，暑假回天津拜见郑、雷二位先生，向南开报名。他们亲切地接待我，雷先生还将有关参考书借我阅读，并让我开学后去旁听他讲的世界上古史课程。11月中旬，我参加完研究生入学考试回武昌。约半个月后，突然接到雷先生亲笔长信，告我已以特优成绩被录取，语重心长地期望我以后在他的指导下刻苦严谨地读书治学，几年后登堂入室。我异常激动，欣喜莫名。1957年1月，结束武昌建筑工程学校的工作，回天津向南开报到入学。

问：到南开后，您是如何学习的？

王：1957年2月底，我正式成为雷先生的世界上古中古史专业副博士研究生。我继续听他给本科生按新体系讲的世界上古史课程，以及他给历史系青年教师开的专业英语课程。他很忙，没有另外专给我讲课，但让我将图书馆中有关世界上古史的外文参考书名都抄下来，然后逐一告诉我其主要内容与学术价值，指导我读最重要的好书，并教我如何使用中外文工具书。此外，还告我写文章应深入浅出，即要有丰富深刻的内容与见解，但概念、结构与条理必须清楚明白，文字应该浅显易懂。切忌浅入深出，即言而无物，没有真正的内容与见解，却咬文嚼字，故弄玄虚。这些都使我茅塞顿开，获益匪浅。可是，不久就开始助党整风和鸣放的运动，而后又转为反右斗争了。

问：您能谈一下您所了解的南开大学和历史系的整风、鸣放与反右运动的情况吗？

王：我是一个刚来到南开的非党团员的研究生，只能简单谈一些自己看到和经历的情况。整风鸣放运动大约在1957年4、5月间开始的。整风就是指整顿思想上的主观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和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党号召大家助党整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鸣放则来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中的“鸣”、“放”二字，表示尽量提意见。学校里，运动由校党委领导，以各系为大单位，系内教师与学生分开，教师以教研组为单位，学生以年级与班为单位，下再分组。我是研究生，与进修教师在一组，属教师系统。开始是小组开会提意见，后出现了写小字报和大字报的形式，由一般鸣放而大鸣大放，有的情绪很激烈，内容五花八门，各类都有，主要为党、政、群、教等问题，涉及范围从全国性直到系级班组乃至个人，具体的就不谈了。6月上旬，随着《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与《工人说话了》等社论，运动转入反右派斗争，批判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至7月底，学校里反右斗争初步告一段落，放暑假。历史系教师系统有一位副教授和一个研究生共两人划为右派。

问：您能说一下雷海宗先生在运动中的情况吗？

王：4月间，雷先生先后两次参加市里召开的关于“百家争鸣”的座谈会，主要谈发展社会科学的问题。一次他说：“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树立的新的社会科学的看法，大家在理论上是一致的，承认马列主义应该发展，可是实际上是停止了发展，还停留在恩格斯死时1895年的地方。1895年以后，列宁、斯大林在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但他们主要谈当前革命问题。从了解整理几千年来人类历史经验、建立新的社会科学来说，基本上停留在1895年，教条主义者就是这样。”后来，《人民日报》在刊载他的发言时加了编者按与注说：“雷先生认为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停留在1895年’，这却是违反了事实。”5、6月间，北大学生谭天荣到南开“煽风点火”，访问过雷海宗。随后，在南开大礼堂召开的大会上，雷先生发言谈与谭天荣谈话的情况，最后他指着主席台两侧的标语牌说：我相信这两句话，那就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7月，他在《历史教学》1957年第7期发表《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的一些问题》一文，认为：“原始社会以后，资本主义社会以前，依生产工具而论，有铜器和铁器两大时代，依社会性质这两大时代可分为两个或三个阶段：部民社会、古典社会、封建社会。后两者就是铁器时代，实际都是封建社会而稍有不同。”直到放暑假时，天津市与南开大学都没有批判雷先生。

据说，8月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会上，康生突然问天津的一位市委负责人说：“天津为什么不批判雷海宗？”于是，还在暑假期间，天津市和南开大学就多次召开大小不等的揭发批判雷海宗的会议。我参加了历史系两次由他做检查与大家进行批判的大会以及其他的会议。他的主要“罪状”是：诬蔑马克思主义停滞在1895年与否定人类历史上的奴隶制社会。作为他的弟子，我感到压力很大，但始终一言不发，这大概也是我后来被划为右派的一个原因。顺便提一下，在鸣放整风小组会上，我对北大取消我苏联史研究生学籍事表示不满，对党政不分、有职无权、人事分配制度提过意见，但前一阶段没有受到批判。

雷海宗（1902—1962），河北永清县人。1927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执教于南京中央大学（1949年后更名南京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担任教授、系主任等职。一九五二年全国院系调整，雷海宗调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

问：最后怎样了呢？

王：1958年2月处理右派时，对反右斗争进行补课，系里教师会上对我展开批判。我被补划为右派分子，所受的处分是第三种：取消研究生资格，另行分配工作。前两种更严重的处分是，开除学籍，劳动教养；以及取消学籍，劳动监督。雷先生所受的处分是，降职降薪，由二级教授降为五级教授，工资由280元降到170多元。听说，丁则良先生在1957年夏反右斗争时正访问苏联，回国在北京下飞机后，知道自己被划为右派，就在北大未名湖自沉去世。我原觉得他感情有点脆弱，这次果然应验了。他是雷先生最喜欢的学生，雷先生知道噩耗后，为之痛哭。

1956年夏丁则良与夫人李淑蓉及其子女在长春合影。联想到一年之后的一个夏夜，丁则良自沉北大未名湖，再回头看这张合影，尤其令人唏嘘。

周一良曾在一篇文章中透漏了丁则良被打成右派的荒诞细节：“系里某位党员领导，为表示谦虚，把自已的稿子给则良提意见。则良见领导如此谦虚，于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写了一大堆意见。这一下捅了马蜂窝，因此“鸣放”时，他虽不在国内，却与其他两位北京来的教授结成了‘反党小集团’，不仅个人受难，而且殃及子女。”（周一良著：《郊叟曝言》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09月）

问：您做研究生真不容易啊，两次考上，又都被取消了。以后到哪里去工作了？

王：我在南开等待分配工作，等了大约一个月，3月下旬，校方通知我去天津农村随南开大学的下放干部队伍参加劳动。1957年秋后，响应毛主席下放干部去农村劳动的号召，南开大学先后下放两批教职工去天津西郊区大韩庄，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向农民学习，改造思想。下放劳动是光荣的，参加者包括党团员与一般群众，其中自然有出身不好以及有些问题但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人。也有一些右派分子参加，但右派属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所以不能当正式的下放干部，而是随队下放劳动。不过，这不是处分。受劳动教养处分的右派，送天津市板桥农场劳动；受劳动监督处分的则送双林农场劳动。我到大韩庄后，编在下放干部的组内随农民生产队劳动，晚上政治学习，或开小组会。作为右派，更要努力劳动与改造思想，不断端正改造态度，检查思想，批判右派罪行，接受群众监督。大家也参加了不久开始的大跃进深翻地的运动与人民公社化运动。我每月领生活费29元。

问：您随队下放了多少时间？有没有摘掉右派帽子？

王：1958年后期，天津市水利局的农场划为南开大学农场，12月我们在大韩庄的下放干部队伍就撤回到南开大学农场，不过原来的下放干部大多数都调回南开或调往他处工作，学校又派了一大批新的下放干部来南大农场劳动。1959年中期，南开在双林农场接受劳动监督的右派师生也撤到南大农场来，于是右派们分别组成小组，由下放干部队部管理，并接受下放干部的监督。不久，为迎接国庆十周年毛主席党中央发布的特赦令和给右派分子摘帽子的规定，我与其他右派在下放干部小组会上，对自己两年来的劳动改造与过去的右派罪行作了系统的总结与再批判，接受大家的批评、帮助与批判。最后，有两个右派被摘掉了右派帽子。一年后1960年10月，又有一批十几个右派被摘去右派帽子，我是其中之一。1961年3月下旬，我被调回南开大学历史系工作，在资料室任资料员，工资按刚毕业试用的大学生算，每月46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