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速，全球中文的发展和研究也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关注焦点。本刊聚焦全球中文发展研究，涵盖广泛的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通过推动全球中文发展的研究，对于更好地服务于国家语言文字事业，推进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传播与创新发展，增强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本刊将为相关学者提供一个开放、公正、公平的学术交流平台，为全球中文发展研究的推进和学术研究的提高做出积极的贡献。

《全球中文发展研究》专注于全球范围内中文的发展与学习研究，其重点包括相关政策与策略、话语创新及舆情分析、语言使用现状调研以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等议题。本刊致力于构建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研究交流平台。本刊兼具学术价值和实用意义。

重视基础理论 鼓励学术争鸣

潘文国

《全球中文发展研究》第二辑与大家见面了。本辑设了两个新栏目——“全球中文发展理论研究”和“学术争鸣”，这体现了本刊的一些新思路。一个是对基础理论的关注，一个是对学术争鸣的期望。这里稍加展开。

基础理论是学科发展的原动力，可说不言而喻。但在实践中却未必人人如此。尤其对于偏重实践性的学科如对外汉语教学来说认识未必一致。我们一直认为，学科研究按其性质可由高到低分成四个层次，高位层次对低位层次的研究有指导甚至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低位层次的发展则受到上位层次发展的制约。这适用于所有学科。语言学科的四个层次是：语言哲学／哲学语言学—理论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语言实践。对语言本质等的探讨在第一个层次，普通语言学和具体语言学理论在第二个层次，语言教育理论和翻译理论等在第三个层次，而语言教学法、翻译技巧研究等在第四个层次。第一、二层可概括为理论语言学，第三、四层可概括为应用语言学。2024年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试行版）》里，把原先学科目录里的“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调整为“理论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这两个独立的二级学科，体现了这种认识，还体现了对各自研究的重视。根据这一划分，国际中文教育作为一种语言教学，处在第三、四层次的位置。它的发展必然受前两个层次发展的制约。以前对外汉语教学对前两个层次的理论关注不够，一定程度上被制约了发展，借当前推动全球中文发展之机，重提应用语言学背后的理论语言学探索，以从根本上推动这一学科的发展，也是我们创办这个集刊的初心之一。设立“理论研究”栏目，体现了我们这一追求。恰巧，所收的5篇文章也从5个方面体现了我们的关注。

第一篇是申小龙教授的《论中文的中文性》。申小龙是国内外著名的理论语言学家，他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文化语言学主张，一度曾引起轰动，卷起一股人称“龙旋风”的热潮。多年之后，他于2019年又推出了一部45万字的新著——《中文的中文性研究》，集中了他20世纪以来对这一理论的新思考。这部书的书名“中文性”很有哲理性，引起了我的兴趣。因此请他能否以此为题，把那本书的观点浓缩在一篇文章里，以使大家了解他的新主张，于是有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的最大意义在于它的哲理性。从哲学语言学的立场看，学术研究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具体结论，而在于研究过程以及在过程中体现的新思路新方法。申小龙的文章常有这样的性质。80年代为什么会刮起“龙旋风”？就是因为以他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文化语言学”的旗帜下吹响了对《马氏文通》以来近百年的中国语言学进行“反思”的第一声号角。几十年过去了，“文化语言学”也许许多人已经淡忘，但由此而引起的“反思”精神却在新时期的中国语言学者中扎下了根，其后以“中国特色”为追求的各种语言理论和主张，包括徐通锵和我的“字本位”理论、冯胜利的韵律语法、吕必松的“二合机制”、沈家煊的对言语法，等等，其中几乎都有申小龙理论的影子。如果说80年代申小龙主张的关键词是“反思”，那么本文的关键词可以说是“回归”。中文研究从依托外语和洋理论回归到挖掘中文和中国自身的传统。“中文的中文性”这个命题是德国学者布里吉特·欧恩里德提出的，是她研究中国文化语言学的一部专著的书名，也是她对申小龙研究思路的一个概括。申小龙通过张汝伦教授将它译成“中文的中文性研究”，并以此作为一种标帜，以与百余年来我们习惯的“寻找汉语特点”研究相区别。在他看来，“寻找汉语特点”的研究是以外语和外国语言学为本位的，两者都是从外观中的。前者是先看外国语言里有什么，然后看中文里有没有，如果没有，那就是“汉语的特点”。例如“助字者，华文所独”，以及上百年来罗列的一大堆汉语“特点”。后者是先看在印欧语基础上产生的“普通语言学”或“普遍语法”提到了什么，然后看其在中文里的表现。例如先找到一个“形态”的概念，对照中文得出结论——“汉语缺少严格意义上的形态”，以此作为汉语的“特点”。“中文的中文性”研究希望抛开这两种模式，不以外语或外国理论为参照点，直接从中文自身来研究中文何以成为中文。这个主张确实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它必将带来中文研究的新范式和新变化。

论中文的中文性

申小龙

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提出并深入开展文化语言学研究以来，以文化认同为导向的汉语汉字研究揭开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语言学的崭新一页。它不仅在国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欧洲汉学也从一开始就关注着中文研究的思想解放和文化自觉。在90年代初，德国汉学家布里吉特·欧恩里德博士为研究中国的文化语言学思潮，在中国各地高校搜遍了八九十年代“文化语言学中国潮”的公开出版的文献（除了各地内部刊印的报纸和学刊外），并且专门到复旦大学对我进行了长时间的访谈。2004年这位德国汉学家给我寄来她写的一本德文新著，这本书由德国著名的学术出版机构出版，厚达460余页。我请熟悉德文的复旦大学哲学系张汝伦教授翻译一下书名，他译为“中文的中文性研究——申小龙与文化语言学”。

在我们国内的文化语言学研究中，我们对自己的思考给定的范畴是“汉语特点研究”，更具体地说，是汉语和汉语学的文化建构的研究。而在欧洲汉学家的视角里，中国的文化语言学在揭示人类语言的一种新质态，而且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个“正在进行时”。复旦大学德语系的王滨滨教授对我直言，这个书名的德语意思就是“中文有多中文”。显然，中文的中文性研究和汉语特点研究之不同，在于后者着眼于汉语相对于英语的不同，这个不同点可以在英语世界提供的“普通语言学”和“普遍语法”的基础上考察，就像汉语语法研究总是把类似“主谓宾”这样的西方术语视为语法描写的基点，在这个基础上谈汉语的特点；而中文的中文性研究则一空依傍，它不再依附于西方提供的语言学术语，而将西方语言学仅仅视为一种“地方性知识”。

中文的中文性，究竟表现在哪里呢？

一、中西语文的意合和形合

意合和形合，是20世纪80年代文化语言学提出的两个中西语言比较的范畴。形合的形，是指语言的形态变化。欧洲语言的组合，需要词的形态变化相互配合。汉语没有形态变化，汉语的组合靠的是单位之间的意义联系。中文的意合，在很大程度上是汉字的意合。汉字是表意字，字形在表意中起很大的作用，是表意的基本依据。当我们谈汉字字形的时候，我们谈的还是字的意义。意合形合是语法单位组合的范畴，而字形是文字的范畴，“形入心通”是汉字理解的方式，不同于拼音文字“声入心通”的理解方式。汉字的字与字的组合，其合理性，不是字形的相互配合，而是字义的相互配合。如果说汉字的组合有时候也会考虑字形配合的问题，例如给“丁宁”都加上口旁，成“叮咛”，那也是字形表意的问题，不是词的形态以变化求配合的问题。汉语意合的问题，我们可以微观地认识，也可以宏观地认识。

（一） 微观认识：中文的文法哲学

如果说西方语法是一种形合语法，即它通过词形变化和各种连词、介词来表现词语的相互关系，那么汉语语法是一种意合语法。

1.汉语语法的逻辑底色

所谓意合，首先表现在汉语词的组合在形式上没有特定的要求，而只讲究事理逻辑的通顺。我们通常所说的“搭配不当”“主谓不合”“动宾不配”，大都是事理逻辑问题。汉语的两个词并列组合，其合理性不在两者词形上是否配合，而在事理逻辑上两者是否属于同一等级不相交叉的概念。汉语的两个词的偏正组合，其合理性不在修饰语和中心词在性、数、格的形态上是否一致，而在两者是否存在修饰、限制、补充的关系。

我们把一个个句段组合成句子，如果是叙事，考虑的是先来后到，鱼贯而入，顺藤摸瓜，井然有序；如果是评论，考虑的是提纲挈领，朗若列眉，纵横恣肆，娓娓道来，最终达到事理明白、有条不紊的效果，而无须像英语中的复句那样考虑两个分句中动词的时态、体貌形式是否用对了。王力先生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就句子的结构而论，西洋语言是法治的，中国语言是人治的。”王力说的是句子结构，其实汉语的单位组合都有这个特点。“法治”和“人治”的区别，就是形合和意合的区别。

本文节选自《全球中文发展研究 第二辑》

《全球中文发展研究 第二辑》

《全球中文发展研究》编委会 编

潘文国 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978-7-5760-5037-0

68.00元

2024年6月

内容简介

《全球中文发展研究》旨在以全球中文发展研究为特色，关注全球中文学习的政策与方略、全球中文发展的话语创新与舆情研判、全球中文语言生活调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等方面的研究，同时积极搭建跨学科交流平台。本刊聚焦全球中文发展研究，涵盖广泛的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本刊通过推动全球中文发展的研究，对于更好地服务于国家语言文字事业，推进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传播与创新发展，增强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本刊将为相关学者提供一个开放、公正、公平的学术交流平台，为全球中文发展研究的推进和学术研究的提高做出积极的贡献。主要栏目拟包括：1.全球中文发展理论研究；2.区域国别中文发展研究；3.学术争鸣；4.汉学家专栏。

主编简介

潘文国是著名语言学家、中英双语专家，在汉英对比研究、汉语字本位理论、汉语等韵理论、汉语构词法史、西方翻译理论等方面均具重要影响。出版有《韵图考》、《汉语的构词法研究》、《汉英语对比纲要》、《字本位与汉语研究》、《对比语言学：历史与哲学思考》、《（翻译专业用）中文读写教程》、《朱熹的自然哲学》、《赫兹列散文精选》等专、译、编著40余部，发表论文200余篇。

图源：Pixabay

制作：孟子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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