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否曾在别人鄙夷的眼神中，觉得自己惹人讨厌、丑陋、愚蠢，以至自尊全无，羞耻不已？
你是否害怕聚餐或团建，任何需要你随性发挥的社交场合，都会让你感到不安？
你是否曾在身边的人发怒时，感到自己特别渺小，被恐惧包裹住无法动弹，像个无助的小孩？
如果你常被以上情况困扰，那么你很可能有CPTSD——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这是国际精神疾病诊断系统在2018年最新纳入的心理障碍。在去年的畅销书《不原谅也没关系》中，作者认为当代人的诸多精神内耗就是CPTSD的症状，而CPTSD大多是由原生家庭长期的情绪或暴力虐待引起的。
我自己也有原生家庭的困扰，看过不少心理自助书籍，一开始确实大受安慰——原来内向、怯懦、嫉恨、焦虑、抑郁都不是自己的错，是小时候家长的冷落、忽视、不恰当的训斥和不合适的鼓励造成的。消极情绪一下子获得了一个宣泄的出口，但宣泄的爽快是一过性的，陈旧的习性并没有改变，不多时，那些讨厌的心态还会回来。
看来，仅仅了解原生家庭会造成伤害并不足以帮助我们走出内耗。也许，我们需要找找别的办法......
我想先告诉你一个看似不相关的事实：
上世纪90年代以前，厌食症在香港十分罕见，少量的病例也不完全符合西方对于厌食症的诊断标准，更无法用“歪曲的自我身体意象”解释病因。直到94年，一名14岁的少女猝死街头，“厌食症”这一术语才被带入公众视野，西方对这一疾病及其成因的解释在香港被普及。此后，厌食症的患病率暴增。
为什么普及一种病症名称会带来病症的流行呢？
94年之前，肯定有爱美的少女为了变瘦而吃得很少，同样，人们也常感到疲惫、沮丧、挫败、焦虑，也会埋怨父母，和30年后的今天差不多。但是，一旦某种心理疾病受到广泛的认定，人们就很可能采用相应的行为来表达内心也许尚不清楚的痛苦。
痛苦时，人们需要一个出口来表达自己的情绪，被普及的症状概念就成了被认可的表达方式。在宣泄的同时，人们也在潜意识中贴近概念所描述的症状。从这个角度讲，公开正式地命名一种心理疾病，是有潜在风险的。
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有些事不上秤没四两重，上了秤千金都顶不住，命名心理疾病就是这个秤。
在“社交恐怖症”流行以前，大多数内向、敏感、害羞的人是会尽己所能地参加一些社交活动的；而这个概念被广泛接受后，哪怕只有轻微社交不适的个体也会以此为由逃避见人，越逃避，越退化，久而久之，就真的达到了社交恐怖症的诊断标准。
百忧解的专利过期后，有制药公司将相同的药剂制成粉色片剂，并创造了一种适应症——经前紧张综合症。女性在经前有情绪波动本是正常心理现象，不把它看成症状，可能更有助于女性在相互交流中自然过渡，反之，病耻感可能会让一种正常现象真的严重化为一种病症。
“原生家庭伤害”和“精神内耗”也是一样，虽然它们不是什么正式的心理障碍术语，但如此广泛的流行和热议，难免会让不少人将轻微的心理扰动严重化、将正常的情绪痛苦病态化。给自己贴上受伤和内耗的标签，无意中你可能就会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实际上，原生家庭伤害是难以被度量的，从严重的性虐待和暴力虐待到长期的情绪虐待，再到轻微的偶尔冷漠和忽略，都会造成伤害，前者的伤害的确需要重视和疗愈，而后者是一个范围极其宽广的连续体，童年记忆、耐受程度、性格、心态、年龄等都会影响我们在这个连续体中感受到的伤害大小。我希望，处于后一种情况下的观众们，能不被潮流裹挟，客观看待自己的原生家庭。
关于精神内耗，我想再跟你分享一个事实：
19世纪末的欧洲，神经症特别是癔症（即歇斯底里）是最为流行的心理疾病。进入20世纪，癔症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焦虑症。上世纪70年代以前的美国，焦虑症非常普遍，抑郁症则非常罕见。而70年代以后，抑郁症逐渐取代焦虑症，席卷全美乃至全球，从1990年到2013年，全世界被诊断为抑郁症的人数增加了近50%，至今还在不断增加。
从“癔症时代”到“焦虑时代”再到“抑郁时代”，从欧洲到美国再到全球，从维多利亚时代高度保守的道德操守到信息革命、全球化和消费主义再到逆全球化和“内卷”“躺平”，不难看出，精神痛苦与社会变迁密不可分。
两个月前，我回了一趟老家，听86岁的奶奶讲了讲她过去的生活，她总以这样的开头引起一段故事：“我过去吃过的那个苦啊，你想都想不来。”
她经历过60年代的饥荒，经历过饿着肚子背200斤麻袋的劳苦，经历过爱人被打成右派的屈辱，也经历过骨肉分离又重逢的悲喜......岁月弯折了她的腰脊，却不曾弯折她的精神；时光雕刻了她的皱纹，却丝毫奈何不了她的脾气。她做不动饭了，但厨房里总有她教导儿孙的指挥若定；她几乎走不动路了，但小区里总有她拄着拐杖蹒跚前行的不屈步履。
为什么那一代人那么坚韧，诸多的生活磨难竟没有引发他们的精神内耗？
是我们太脆了吗？
1930年代，找荣格治疗心理疾病的中年人中，有三分之一是已获得名声、财富和地位的成功人士，荣格写道：“拥有一切并完全适应了这个社会（这种状态就叫“自我实现”吧，可不是马斯洛的“自我实现”哦），这竟是他们的烦恼。”具体说来，他们烦恼着“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些什么”、“不知道自己死了会怎样”等不着边际的问题。据此，荣格提出了“自性实现”，大意是，在人格成熟后，人还是会有焦虑和冲突，比如自己不喜欢的人格面向或对死亡的恐惧，统合这些冲突的过程，就是自性实现的过程。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比如我们的爷爷奶奶这一辈，人们面临的主要是生存问题，无暇顾及自我实现，更别提自性实现了。我们的父辈小时候生活并不富裕，能过上小康生活是他们奋斗的主要目标，自我实现占据了他们绝大多数的时间。到了我们这一代，物质和文娱更丰富了，自我实现的成本变高，而自性实现的门槛变低，不少人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有过关于生命意义、人生价值之类的思考。
社会环境的不同，导致生命挑战的不同，因此，不同年代的人是不具备可比性的。
实际上，当下年轻人面对的挑战更加严峻，自我实现遥不可期，自性实现聊以慰藉；但严峻的挑战也能催生伟大的灵魂，我们当中一定有人能在自性实现的路上走得比前人更远。
所以，“二舅”治不了你的精神内耗，正如心理学者所说：“心理疾病是一种社会历史文化现象，包含有大量的价值判断，当下流行的心理疾病是特定社会背景下特定痛苦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
以上是人文环境下对“原生家庭”和“精神内耗”的一些想法，下面我想再与你分享一些科学知识加持下关于二者的观点。
心理动力学强调童年经历，尤其是原生家庭，会对一个人的人格形成、情感调节和人际关系产生持久而重要的影响。这是偏“后天决定论”的观点，也是如今媒体在宣扬“原生家庭伤害”时普遍持有的观点。
但在科学界，行为遗传学家普遍认为，人们的行为并不是由先天或后天的单一因素决定，而是由基因、环境以及基因和环境的交互作用共同决定。支持这一观点的主要证据是表观遗传。
什么是表观遗传呢？
我们都有两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嘴巴，这是基因决定的。这种由DNA决定生物表型的观点，是经典遗传理论的观点。但有些现象无法用经典遗传理论解释，比如，一个青春期的女孩忽然开始发胖，一点也不像她苗条的母亲，倒是和她丰满的外祖母（也就是她母亲的母亲）有些相似，女孩并没有暴饮暴食，新陈代谢也没出什么问题，基因测序结果显示女孩和母亲基因的相似性要大于和外祖母的相似性。那就怪了——为什么体型上，女孩像是遗传了外祖母的基因呢？
这种用基因型无法解释的表型改变，就是表观遗传的作用。
在上面的例子中，控制肥胖或新陈代谢的基因序列在祖孙三代中并无改变，只不过是外祖母的基因中携带了一种叫“表观遗传标记”的化学附加物，这种标记也随着基因遗传给了孙女。表观遗传标记就像一个开关，在面对特殊环境时可以开启或关闭、加速或减慢对应的基因表达。
外祖母很可能在饥荒年代获得了新陈代谢控制基因的表观遗传标记，以帮助她在饥饿压力下提高能量利用率，偶尔食物充沛时就增大胃口、储存脂肪。母亲可能一辈子都比较顺，没遇上太大的压力，表观遗传标记在她那儿就没有用武之地。到了女孩，青春期的压力开启了继承自祖母的标记，加上如今食物充足，于是她的体型就成了当年外祖母的样子。
这似乎有点接近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环境竟然改变了遗传物质。若果真如此，是不是给梨树浇灌糖水，会让子代的梨更甜呢？这显然非常荒谬，但上个世纪真有科学家抱有这种信念，比如苏联的米丘林，受他的影响，苏联科学界诞生了臭名昭著的李森科主义。
事实上，表观遗传和获得性遗传截然不同，前者并不认为环境可以改变基因，只是会影响基因表达。
打个比方，基因序列就像一个没有标点和断句的句子——“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表观遗传标记就像标点符号。给句子加不同的标点会产生不同的意义，比如“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同理，同样的基因序列也会因不同的表观遗传标记表达出不同的性状。
表观遗传可以解释同卵双胞胎在个性、习惯、健康等方面的区别，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原生家庭甚至胚胎阶段对人格成长至关重要。
当我们处于压力当中时，身体会释放皮质醇，它会将两种化学侧基——甲基和乙酰基转移到DNA分子上，影响DNA的转录和翻译，进而影响生成蛋白质的种类和数量，由此改变大脑中神经递质的平衡，从而改变人的思想、情感和行为。这是表观遗传的一种主要机理，这种机理起作用的时效可能是几小时、几周或长达数年、数十年。
如果胎儿期内，母亲因家庭不和或各种情绪苦恼而处于较大的压力之下，就会改变孩子以后的行为，且压力出现的时间离分娩越近，对孩子的伤害就越大。此外，围产期和出生头几年也是大脑神经发育最快的时间，压力和不当的抚育都会影响孩子的成长。
还有研究显示，大脑内多巴胺受体的匮乏与各种成瘾行为高度相关，而人类多巴胺受体的数量和密度基本是在子宫里决定的。因此，确保孕期母亲的身心愉悦，是保证孩子健康成长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米丘林给梨树浇甜水，不会让第二代梨子更甜；但怀孕的母亲若被灌了苦水，确实会让下一代的生活更苦。
有人以为孩子在三岁前几乎没有记忆，因而可以不用太在意。大错特错！心理和身体的虐待发生的时间越早，对孩子的影响越大。一两岁时遭遇虐待或遗弃的孩子，比起六岁或十岁时经历这些事情，给他少年和成年以后的行为带来的影响要大得多。
美国神经科学家詹姆斯·法隆曾是一个坚定的基因决定论者，直到他发现自己携带着“暴力基因”——低活性的MAO-A基因——一种他在不少变态杀人狂中都发现的基因，且脑成像显示他的大脑结构和变态杀人狂的大脑结构也完全一致。他查了自己的家谱，发现家族中确实有几位变态杀手，而他不但没有成为杀人犯，还是一名受人尊敬的科学家。事实挑战了信念，让法隆不得不承认，良好的童年和家人无微不至的爱可以弥补基因的缺陷。
除了表观遗传，基因和环境的相互作用还体现在某种基因会营造某种相应的环境。譬如在遗传倾向上偏好热闹的孩子可能会热衷于邀请别的孩子到家里玩，而遗传倾向上偏安静的孩子则会回避这类社交，他们都创设了自己喜欢的环境，这样的环境反过来又会加强他们人格中外向性高低的特质。再如，安静的孩子偶尔哄一哄就好，爱哭闹的孩子则需要父母持续的安抚，基因的差异形成了迥异的亲子互动模式。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孩子无意中也在塑造着自己的原生家庭。
禅宗中有个说法叫“啐啄同时”，意指小鸡出壳时，母鸡和小鸡同时在鸡蛋内外啐啄，从而让小鸡顺利破壳而出，喻示事物的健康发展需要机缘相投或两相吻合。我想，个体的健康发展也不例外，美好的人格，需要孩子和父母的相得益彰，需要基因和环境的珠联璧合。
如果你现在正处在精神内耗的苦恼中，希望以上的分享能让你了解：“病因”是社会、家庭和基因的交互作用，而不是其中任何一个单个因素。
而正如前面提到的，了解“病因”也许会给你带来短暂的安慰，却无法将你拉出内耗的泥淖。要应对内耗，我们还需要对自己的认知做做工作。
日本临床心理学者河合隼雄在《什么是最好的父母》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概念——“纠结耐受力”，是指“忍耐心存烦恼、困惑和纠结的力量”。
同样也是日本的心理学家森田正马，在其创造的森田疗法中提出了“为所当为、顺其自然”的理念，鼓励患者“带着症状生活”。
这么说绝不等同于逆来顺受或破罐破摔，而是，以更大的勇气，去面对现实，去悦纳自己的不完美，去做自己当做且能做之事，去背起你的重担朝目标前进。
有些个性上的缺点，是基因、胚胎或童年注定的，是会跟我们一辈子的。如果把精力放在对抗这些缺点上，只怕会像要摆脱自己在阳光下的影子一样徒劳无功。
看得清哪些是可以改变的，哪些是不可改变的，这是智慧。
改变可改变的，接受不可改变的，这是勇气。
要获得智慧和勇气，有时候需要自己的意志，有时候需要时间的沉淀，还有时候需要视角的转换。
随着年龄增长，“缺点－优势”的天平是会发生变化的。
比如，２０岁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口若悬河、能说会道是优势；但４０岁的时候，你更可能会觉得善于倾听，善解人意是优势。
随着视角转换，有些缺点也会变成优势。
比如，精神内耗一般被认为是缺点，但想得多、内心戏多、敏感的人，思考问题更深刻，做事情更专注，在事业上更有韧性和恒心。不少作家、思想家、哲学家内耗了一辈子，可以说，正是内耗，提供了不同的观察角度、不同的思考维度和源源不断的点子。如此宝贵的天赋，难道不是优势吗？
再如，只占总人口大约１％的INFJ型人群，有着诸多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缺点：特立独行，缺乏与人交流的热情；漠视社会期望，常为自己的惺惺作态而尴尬；情感缺乏防御，天真的热情使亲朋好友不得要领或感到畏惧；不能忍受别人的自欺欺人，无法对普通人经过自我防御之后的内心世界产生共情。
但这种貌似自私和冷漠的人格中，蕴藏着超凡脱俗的创造力，这是他们用以维持自尊的不二法门。他们渴望的肯定源于内心，而非外在；他们对创作一丝不苟，因而常会在内心激起严厉的自我批判。这可能会导致意志消沉，但也可能会触发超群绝伦。
缺陷和优势是一体两面的，也许你现在苦恼于自己的孤独和敏感，殊不知，其中可能孕育着卓识和远见。
所以，那些和我一样正处在苦恼中的朋友们，不用自怨自艾，让我们背起这份苦恼，勇敢地继续生活吧。
最后，一句罗曼·罗兰的名言，与诸君共勉：
“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参考资料：
《先天后天：基因、经验及什么使我们成为人》 【英】马特·里德利/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不原谅也没关系》 【美】皮特·沃克/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23 《天才儿童的悲剧》 爱丽丝·米勒/哈尔滨出版社/2008 《什么是最好的父母》 【日】河合隼雄/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 《精神分析诊断：理解人格结构》 南希·麦克威廉姆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5 《天生变态狂——TED心理学家的脑犯罪之旅》 詹姆斯·法隆/群言出版社/2015 《我们何以不同——人格心理学40讲》 王芳/北京日报出版社/2023 《空洞的心——成瘾的真相与疗愈》 加博尔·马泰/机械工业出版社/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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