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
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五月二十二日，苏轼返回到常州。这时候的他，已经准备隐居度余生了。
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在黄州思考了五年的人生，苏轼本无意再入官场，有人却非让他出山。
此时，新登基的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滔滔摄政。这是一个即仁慈又有手腕的女人，但是，他对苏轼确实一如既往地赏识。
回家还不到十日，朝廷诰命就来了，让苏轼去登州（今山东蓬莱）做太守。
高太后做事很干脆，他把被新党打压的官员一股脑儿重新启用。苏轼的好朋友司马光本来也不准备做官了，硬是被一群士兵押着去上任，做了副宰相。
在内心挣扎了很久以后，苏轼接受了这个任命，北上赴任。他这一去，即走上了官场的最高峰，也将承受人生的最低谷。
苏轼于六月北上，十月达到登州，历时四个月。
但是，在登州呆了五天，圣旨又来了，让苏轼进京，另有重用。
元丰八年十二月，苏轼又从登州赶到了京城。
在太后的特别照顾下，苏轼简直是青云直上。
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苏轼任礼部郎中，再任四品中书舍人。第二年，苏轼任正三品的“翰林学士知制诰”。这个位置离宰相只差一步了，宰相也才二品，因为宋朝基本上没有人担任一品的职务。正所谓是，一朝天子一朝臣。
苏轼的工作职责就是替皇帝写圣旨，这对他来说简直是小儿科的事情。官位高，待遇丰厚，苏轼在京城过的很惬意。但是，在京城的三年，却是苏轼创作的低谷时期，也许，做官太顺，又忙于俗事，反让他的才情枯竭了。
如果不是这一次返京，苏轼就没有晚年的颠沛流离。因为苏轼还兼了一个职务：侍读，实际上就是做小皇帝的老师。做小皇帝的老师一般是两种结果，遇到性格宽厚，懂事的皇帝，老师会飞黄腾达，备受尊敬。遇到那种叛逆性格的小皇帝，会非常厌恶老师的管教，在他成年以后会对老师进行报复。张居正和万历帝就是这种关系，张死后都被清算。很不幸，哲宗也是这种叛逆性格的学生。
苏轼在教育小皇帝的时候，喜欢反复强调对错，哲宗小皇帝虽然表面恭敬赞赏，内心却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教育小皇帝，反给苏轼埋下了祸根。
元佑四年（1089年）三月，苏轼终于外放了，官职是拜：龙图阁学士，知杭州，领军浙西。龙图阁学士是个虚衔，从三品，包拯就被授予过这职位，因此被称为“包龙图”。杭州知州才是实职，领军浙西相当于统领了一省军事。苏轼这个职务，对于地方官而言，可谓位高权重。
苏轼出发上任的时候，皇帝还赐予他茶叶、银盒、白马、镀金的马鞍、官服上的金腰带等礼品。至少在明面上，苏轼还是很荣耀的。
下一篇，苏轼第二次仕官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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