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月22日，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声明，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即向临时参议院推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得到孙中山的保证后，加紧逼迫清帝退位。

2月12日，紫禁城的乾清宫，隆裕皇太后带着年仅6岁的宣统皇帝（即溥仪）举行了最后一次召见大臣的仪式，宣布接受中华民国对皇室的优待条件，颁布了退位诏书。自此，清朝正式灭亡。

2月13日，人在北方的袁世凯向南京临时政府正式声明赞成共和，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职。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2月27日，南京临时政府派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组成代表团，抵达北京准备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

▶地处长江下游、濒江近海的南京，社会经济文化要比北京地区发达。在意识形态方面，民主自由观念更深入人心。周围的江苏、安徽、上海均处在人民革命武装力量的直接控制下，所以起初孙中山选择了南京市作为临时政府的驻地，并在此就任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的主要势力在北方。现在按照临时政府的规定，袁世凯需要到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一旦成行，袁世凯就会离开北洋军阀和旧的官僚体系，这有利于国民政府临时约法的实施，也能保证国民政权不脱离民主共和的轨道。

身在北京的袁世凯早就想到了这一点，所以表面上热烈迎接南京政府专使，暗地里一场特殊的“兵变”也紧锣密鼓地展开，而导演策划者就是袁世凯。

可笑的是，这场兵变虽然是在精心策划和导演下进行的，可是从上到下保密工作做得实在差强人意。

这里有个背景需要交代一下。袁世凯和庆亲王爱新觉罗·奕劻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密，可以说奕劻是袁世凯在爱新觉罗氏家族中的代理人。庆亲王的长子载振和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两人的关系在父辈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可谓莫逆之交。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末，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驾崩，在其“百日大孝”期间，摄政王载沣以“足疾”为由，命袁世凯开缺回籍。袁世凯返回河南，最初隐居于卫辉府汲县，后转至彰德（今河南安阳）洹上村，过起了赋闲垂钓的生活。

当袁世凯走背运的时候，袁克定却被载振拉了一把，没有被赶出北京城。载振任农工商部尚书，袁克定是属下的参议，后又晋升右丞。由此可见，袁府和庆府是两代的世交。

溥仪刚退位，“兵变”的消息就传出来了。消息的来源是可信的，因为是庆王府的首领太监刘得顺向宁寿宫的太监信修明透露出来的。原话是这样：“已计划杀宫，如将皇上杀了，我们大爷（载振）即位。”

但刘得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杀宫”是有前提条件的。兵变发生后，如果南京临时政府的专使不让步，就将兵变扩大，然后进宫杀掉溥仪，就说兵变是专使所为，来个栽赃嫁祸。

这样一来，国民政府承诺的优待条件没有实现，所以退位诏书自然就失效了。然后，袁世凯就会借着“杀宫”事件，立即起兵拥护载振为新皇帝，联合北方的反动势力，和南京临时政府分庭对抗。若能侥幸将革命镇压下去，袁世凯以大清再造者的身份必然能得到清朝更高的权位。

▶南京临时政府的欢迎专使抵达北京之日，全城挂满了代表南京国民政府的五色国旗，所经之处的重要路口都搭起了彩牌楼，一片祥和欢庆的景象。

袁世凯还下令打开了中华门，请专使经中门进入紫禁城内城，可谓仪式感满满。要知道中华门在清朝的时候，只有皇帝出入时才会临时打开，一般都是关着的。

随后在欢迎专使的宴会上，主宾把酒言欢，袁世凯诚心满满地向专使表示：“等到北京城的局势稳定以后，我就立即去南京就职。”可专使哪里会想到，2月29日晚6时兵变就在北京城里发生了。

唐绍仪是袁世凯政府的首任内阁总理，事后在回忆起这次兵变时说了这么一件事：

北京城兵变发生后，蔡元培邀请唐绍仪火速进京面见袁世凯商谈此事。唐绍仪见到袁世凯后，两人在正厅内正在商议平变的策略，这个时候曹锟（时任北洋三军的师长）急匆匆推门而入，向袁世凯报告说：“报告大总统，兵变之事已经办到，昨晚......”袁世凯当即脸色一变，高声大喊道：“胡说八道，滚出去！”曹锟一转身，才看到坐在门边的唐绍仪。因为那个地方是一个死角，曹锟刚才根本没有看见唐绍仪，还以为屋里只有袁世凯一人，所以毫无顾忌地向袁世凯报喜，没想到却泄露了天机。

▶这场发生在北京城的“兵变”既然是袁世凯在背后一手策划的，那么参加兵变的士兵（简称“变兵”）行动起来也是“遵守规则”的，所以留下了很多有意思的现象：

（1）“变兵”不找旧清王公大臣的麻烦。

旧清的王公大臣，此时已是“落了毛的凤凰不如鸡”，有钱无权，本应成为这次兵变的首要洗劫对象。可是兵变之中，王公大臣的住处像贴了护院符一样，安然无恙地躲过了这次骚乱。要说唯一的损失，也就是“变兵”上门讨要一些赏钱。

说两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一个是一群“变兵”跑到清朝太子太保世续府门前，推选了一名“代表”叩门求赏。嘴里头对门人也是客客气气，直言道：“弟兄们今天上门不是有意冒犯中堂达人，只是求一些赏银做路费。”世续得到门人的汇报后，立刻命家人送去了五千两银子，请“变兵”笑纳。“变兵”们拿到银子之后，一起喊道“谢中堂达人赏”，随后便自行离去。

还有一个是十几名“变兵”闯进了清朝一个司官家里。这位司官是军需出身，所以见了“变兵”并未惊慌，立刻吩咐家人准备酒菜招待他们。这小酒一喝，小话一聊，“变兵”们觉得不好意思起来。司官见时机一到，赶忙取出一百两银子、几件衣服交给“变兵”头头，口里只说着“跟各位军爷交个朋友”。结果“变兵”们喝了几杯酒后，打了声招呼就一哄而散了。

（2）“变兵”不找洋人的麻烦。

这北京城里洋人的银行、商行、医院、教堂遍布，可奇怪的是，“变兵”见了都绕着走，秋毫未犯。东安市场在这次“兵变”中被一把大火烧成了平地，可近在咫尺的两座洋人教堂却没有受到任何侵扰和损坏。

（3）“变兵”文明抢劫，以礼相待。

恒源银号的老板听到“兵变”的消息后，急中生智，让店里的伙计取出几千块钱，就等着“变兵”上门。“变兵”们一进门，还未曾开口，这位老板就迎上前去：“各位军爷辛苦了，里面坐，喝点茶水歇息一下。”随后把准备好的钱拿出来，挨个往“变兵”手里塞。一边塞一边说：“一点小钱，请收好，留着路上用”，这样一来，搞得“变兵”们都不好意思起来。

义丰钱铺在“兵变”后涌进来一批“变兵”，张口就向老板“借了”四袋洋钱，装上了二轮人力车运走。老板跟在军官后面相送时，后面出来了一个“变兵”，见前面的伙计挡住了他的去路，彬彬有礼地说道：“劳驾，借光！”回头还对老板说：“您留步，快回去关门！”

（4）“变兵”怕镖师。

“变兵”们进入北京城后，因为没有人统一指挥，所以化整为零，四散开来。

前门外的珠宝市和大栅栏是北京城最富有的两条商业街，商会聘用了会友镖局看守场子，并在附近的街道口修建了铁栅栏。“兵变”发生时，镖师立刻关闭了栅栏。“变兵”们想攀爬栅栏进入到商业街内，此时镖师鸣枪警告，没想到“变兵”们立刻退去，完全没有“军匪”的胆量和气势。

▶兵变的结果是四千余家商铺和民宅遭受到抢劫，铁路局、银行以及造币厂损失的白银多达900万。南京临时政府专使的住所也被洗劫一空，蔡元培等人也不得不躲进六国饭店，侥幸保住性命。

外国驻华使馆看到这种情况，根据辛丑条约的条款，纷纷调集各国军队进入北京城保护使馆的安全，一时间，北京城的局势内忧外患，达到了袁世凯想要的效果。

于是，饱受“兵变”之苦的商界人士大声呼吁袁世凯“不要南下，要留下来保护北京城”，北洋军阀各将领同时向全国通告，主张“袁世凯在北京就职”。

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与南京临时参议院被迫让步，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这是“兵变”给袁世凯带来的好处。

但让袁世凯没有想到的是，“兵变”平息后，京城各机关报上来被洗劫的总金额竟然高达九百多万两白银。这在当时是个惊人的数额，真正是伤了袁世凯的元气，使袁世凯陷入了财政危机之中。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伤了元气的袁世凯再也无力对南方发动进攻，暂时在国内出现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在北京就任总统的袁世凯，控制着北方各省；在武昌驻守的黎元洪，统辖着湖南、湖北、广西等省；在南京留守的黄兴，仍然高举着革命的大旗。

1930年代初期，曾任四川督军的陈宦谈论起北京兵变时，对于这次“兵变”总结道：“兵变对于袁世凯来说是一得一失，得到的是没有到南京就职，失去的是无力挥兵南下。”

那么也可以说，袁世凯自导自演的这场北京城里的“兵变”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招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