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希：现实主义底色下的沪上传奇——禹风的《淞沪旧事》|小说|市井生活|排球运动员|杨希|沪上|淞沪旧事|现实主义|禹风

发表于《广州文艺》二〇二二年第二期的中篇小说《淞沪旧事》，是禹风的长篇小说《大裁缝》中的一个片段，故事时间被设置在淞沪会战之后。这是“一鲸落，万物生”的一段时间，有春风吹又生的繁华与富贵，也有战争噩梦后的喟叹与忧愤。这是一座城市在历史激荡中的片刻安稳，个体的命运亦随之铺展生发。

动荡中的命运图景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上海滩是令冒险家向往的乐园，也是当时中国最具现代色彩的都市，工商业的种种传奇在这里诞生。服装是《淞沪旧事》的主题意象，这篇小说的结构，也与制衣工序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宏观的历史事件仿如布料，是故事的背景、土壤和根基；家族史、个体命运，则是针线、纽扣与饰品。通过精密的裁制与缝合、交错与重叠，成就了一份独特的城市记忆。

《淞沪旧事》首先讲述沪上弄潮儿——乔家的家族发展史与个体的命运抉择。奉化乔家西服企业发展到第三代，已经在上海声名远扬。乔新吾和乔百祥兄弟俩血脉同源，在面对动荡不安又错综复杂的历史现实时，因各自的追求走向了迥然不同的道路，又因同样的家国情怀，以不同的方式践行着大时代中的匹夫之责。乔家各人的境遇变化，成为小说叙事的基本动力。乔百祥的实体洋装店不断扩张经营，谋求行业升级的过程是近现代商业经济发展的缩影，乔新吾的革命抉择则紧密联系起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他与乔百祥同样敏锐，但他更关注的并非一座城市、一种行业和一个家族的命运。乔新吾的视野和格局，加上青春热血，注定要做出非同凡响的革命事业。与被动应对历史浪潮的其他人不同，乔新吾身上有更多革命党人的特质。他主动投身其中，很早就关注着共产党的发展，虽然有了家庭，但时刻做好了为革命事业牺牲自我的准备。这种英雄主义，也是小说传奇性的体现。在《淞沪旧事》中，家族企业的传奇史和市井生活巧妙融合，商海酣战与饮食男女彼此辉映。在奔涌的时代洪流中，它呈现个体命运的跌宕浮沉，使苍白的历史有了细节与温度。

《淞沪旧事》的第二层叙事，是城市的现代化历程。小说开场，一九三二年，淞沪会战的炮声刚刚平息，上海的繁荣从废墟里萌发而出：“闸北炸烂的里弄重建了簇新民居，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都仿佛受鲜血营养，上演每次战争后投资发大财的老套路，迎来金银河流和更多华楼丽厦的设计师建筑商。”城市，提供了能接纳各方有志之士、富豪商贾的土壤。也得益于此，乔家才可以精准地感知到涌动而来的复兴浪潮，抓住商业发展的时机。小说所选取的服饰制造业，兼具经济与文化的双重属性。“羞辱与荣耀，身份与混同，时运与停滞，贸易与争战，兴旺与死亡……乔百祥觉得：这一切对立景象之间，无非只差一套精工裁剪、能陪着人抛头露面的好西服。”服装不仅是蔽体之物，更是一种文化符号，是一个民族、一座城市审美观念与现代文明的表征。服装的风格进化，与城市在审美与文明方面的衍变，是一致的。

乔家与浙地大户、上海滩银行家的女儿姚远纶的婚礼，是极具代表性的沪上名门的结合。乔百祥与姚远纶的结合，与其说是出于深厚的感情，不如说是建立在各自的商业期许和规划上的一次联姻。在他们的计划下，如日中天的恒必祥洋服店有了银行家资金的加持，将可以实现从传统裁缝业到现代服装工业规模化的彻底转变，在复又夜夜笙歌的大上海书写辉煌的商业奇迹，用极致的布料和最精湛的手艺来诠释城市的时尚潮流。资本积累和发展的自觉，正是中国城市探索现代化历程的模式，商业帝国的塑造过程深刻影响着都市人的思想和认知，从而加速城市向现代化转型。认知的变化和个人的成长，在原本养尊处优的姚远纶身上最有代表性。她原本只关注自家生意发展，后来逐渐对自己的身份、所应肩负的责任有了清醒的认知。“她直接去了法租界新吾家，约繁玲一起到收容难民的大世界去看有什么可以帮忙。”女性从弄堂里的闺房走进复杂多变的商业社会，再主动参与到更宏阔的历史事件中，是城市现代文明影响下个体成长的例证。

《淞沪旧事》的最后一层叙事，是由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准确的线性时空构成的。这是无处不在的一条现实主义情节线。创作者试图再现二十世纪上半叶处于社会变革中的上海，有意识地通过勾画现实场景和历史细节，真实记录和讲述时代浪潮中一个洋服家族的传奇历程。

沪上风情的精心演绎

没有什么比服饰更能突出一座城市的风情了。服饰风格的差异，能微妙地反映出一座城市的经济文化特质。《淞沪旧事》中，乔家对服饰文化的深刻理解也是对上海民俗和都市风格的理解。这个时期的中国处于新旧交替、社会剧烈震荡之中，传统服饰与新派服饰并存。因上海的独特经济地位，服饰风格脱颖而出，呈现中西合璧、求新求变的鲜明个性。在《淞沪旧事》的开篇，姚远纶看到孔繁玲身上较为传统保守的北方旗袍，立刻想要给她定制一套“流行大开叉，开叉高到大腿根，走路只见一条条白腿”的上海旗袍。这是独属于大都市女性的大胆与自信，是作为当时中国时尚引领者的骄傲。此外，不同款式的服饰出现在不同的场景中，对应着外国大班、买办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工人市民等各阶层人物，让特定历史时期的人间百态具象化、生动化，是炮火硝烟中一抹永恒的亮色。在当时的中国，只有上海有如此丰富生动的、令人惊叹的服饰文化。

城市的人文特色也体现为生活方式的集合。丰富多彩的市井生活，营造出馥郁的都市气息。在相对宏大的叙事之下，《淞沪旧事》写出了上海最为人称道和向往的十里洋场、纸醉金迷，建构出独特的城市面貌。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上海，风情是开不完的派对、灯红酒绿的舞厅、大明星的电影、定制的发型和服饰……是一种渗透进生活方方面面的精致，并逐渐演变成上海人生活的一种常态。上海名媛姚远纶成为生动的沪上风情演绎者。做旗袍，品咖啡，看电影……都是姚远纶习以为常的生活内容。

上海的风情之所以能流传不息，源于它绝不是一种表象。在《淞沪旧事》中，禹风试图挖掘出沪上风情更核心的精神本质，所以花了不少的笔墨来描写姚远纶的性格，从她与孔繁玲截然不同的选择与观念来突出这份独特的魅力。《淞沪旧事》常从孔繁玲的视角来凸显这种差异。姚远纶盛大的婚礼令孔繁玲担心不已，此时，年纪轻轻的姚远纶展现了一个大都市名媛的气场。她梳着头发笑说：“我倒觉得万一这么热闹也是好事，反正，我希望我的婚礼越热闹越好，叫大家牢牢地记住；将来我一出面，大家就晓得我来了。”同样是名门小姐，孔繁玲深受北方传统教化，性格谨慎，温和顺从。与之相比，姚远纶则浸润于上海开放的营商环境，独立自主，活泼大气，不惮于展露自己的欲望与目标，充满了“跃跃欲试的劲头”。在对待情感上，姚远纶更有超越同时代女性的自主，她“不会像繁玲的态度总依照着新吾，她显得很有主见，不怎么考虑百祥”。繁玲曾感叹，姚远纶娇小玲珑的外表下，有着一颗强大的心脏。——上海人的骄傲与强韧。哪怕像女性居于弄堂深处，依然心系世界，包容进取，不管做什么皆要做出声响，做出影响。城市的历史、文明和繁荣塑造了大众心理，而在这种养分充足的土壤中成长的上海市民，又以自己的精神力量回馈、反哺这座城市。这或许就是一种能穿透时空，不断传承下来的文化基因，一种令人为之赞叹的城市性格与魅力。

除此之外，《淞沪旧事》密集地描绘了诸多极具辨识度的城市地标，在人物对话上保留了上海方言魅力。它将沪语和普通话融合，既能满足叙事的流畅，又能通过独具特色的话语风格写出地域特色，增强了读者理解和揣摩上海风情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