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身飞行的独特姿态
——评施施然诗集《隐身飞行》
吴 瑶
施施然是当代博客时代诗人的代表之一,跻身读者最广泛的二十一世纪女性诗人之列。她在极短的时间内,发表大量赢得普遍赞誉的作品,引起了一些著名评论家的注意。以她为代表的诗歌写作现象被评论界命名为“新红颜写作”现象,轰动一时。作为最富有灵气的当代女性诗人之一,她的多部作品获得了重要的诗歌奖项。施施然的诗歌代表着二十一世纪女性诗歌的影响力,她的诗被翻译为多种语言,被收入许多中国诗歌选集。
作为“天性的色彩更为浓重”(罗振亚语)的女性诗人,施施然的诗歌在二十一世纪的女性中具有显著的代表性和优势。诗集《隐身飞行》展示了其诗歌的优卓之处,以一种含而不露的“隐身”策略,展示出她在诗艺与诗思上的“间接性”美学。她的诗歌以自我的“思想行走”指涉自我,寻求一种自我认同,折射出智性诗的光辉。在对“远方”的诉说上,她试图用一个人的地理诗学点亮地理经验。在含蓄与现代的美学碰撞中,更是企图建构自己的叙事诗学。从内倾性、地理性、叙事性三个方面探讨施施然的诗歌创作特色,有利于深层次探讨施施然诗歌的艺术生命力,了解二十一世纪女性诗人创作可以抵达的深度。
一、追逐自我的内倾性诗学
谈起写诗的感觉,施施然这样描述:“写诗如揭去镜上尘埃,是一个逐渐认清自己和世界的过程,是一点一滴清醒过来的过程,它需要灵魂的在场和参与。”[1]111她就像临水自鉴的纳蕤思,其对自我的沉思,显示了施施然在建构内倾性“新诗标准”上的诗学努力,尤其是诗集第一辑“戒律”部分,直接面对自我、书写内在心迹和精神踪影。作为一个女性诗人,其女性天性中那种“感情的易动性、体验的内视性、语言的流利性,和内倾情绪性的心理结构、偏于形象性的认知力及先在的直觉细腻潜质互动,使她们在诗歌创作方面更具感受与抒情的性别优势,离诗歌最近”。[2]105学者罗振亚一语中的,显然施施然是这些女性诗人中的翘楚,她的非凡性灵使她在敞现个人心灵悸动和情感波澜时,直抵无限的哲学与美。“性灵”一词历史语义复杂,学者刘若愚认为:“‘性情’是指一个人的一般个性,而‘性灵’是指一个人天性中具有的某种特殊的艺术感受性。”[3]129施施然在指涉自我时具有强烈的穿透力。《袁》一诗可以说是诗人自我溯源之作,诗的末尾有一段注解,曰:“黄帝,为少典之子,因擅制作大车辕,驾车周游天下,故而称轩辕氏。其居住地又因黄帝轩辕氏而命名轩辕之丘。轩辕氏起兵革炎帝,以车帐相结为营,世称“行辕”。轩辕氏初建都于有熊氏之墟(今河南新郑),在所居之地,有族人以辕为名命称其邑,后称为袁邑。其后裔以邑为氏,世代相传姓袁,后衍迁河北,是为河北袁氏。”由此可知,本名袁诗萍的施施然,其袁氏姓氏来源于有“土德之瑞”的上古黄帝,对祖先的好奇是人类寻求自我的重要途径之一:“那个枭雄般强悍的男人/究竟长着怎样的面容?”继而是他的私人生活:“你有过咀嚼青橄榄一般的爱情吗?/是一位稳健的父亲吗?”最后是他现实际遇:“后来,怎样风声漫漶的挤压驱使你/最终提起了内心的锋刃?”在凝视祖先黄帝的时候,施施然也将自身投射在黄帝的镜像中,“我是谁”“我的情感经历”“我的命运”,类似的这种自我指认构成施施然潜在的内倾性诗学,并由此诗人获得了“思想的行走”。
关于“我是谁”这样的经典哲学命题,施施然在诗《镜中》给出了自己的思考。镜中的“你”在“我”的目光中是这样的:“我看见你栅栏里忍耐的豹子/眼中喷吐的怒火”,但是“我”并不排斥这样的“你”,甚至怀着期待,“就让不可控的一切塑造我”,“我愿以全部的力气,拥抱你/囚禁你”,这传递出一种内心高度的自我认同。“镜”是现代诗歌中的母题性意象,在1930年代现代派诗人们那里焕发出夺目的光彩。诗人们“进而在诗歌文本中结构了一种镜像化的拟喻形式,创建了一个以镜子为核心的完美的意象体系,最终生成了一种精神分析学意义上的幻美主体与镜像自我。”[4]13循着这样的诗艺,施施然意图在诗中塑造一个另一个充满幻美的镜像自我,并沉溺其中,“让怒火淹没我吧。/抓牢/进入”。
审视情感这样的私人性经验是烛照内心的第一步。诗集第一辑中,诸如《戒律》《风与爱情》《只有空茫的大雪配与我对饮》《惯性》《旋转门》《红苹果》《奢侈的寂静》《爱情》《初雪》《三月,雨夹雪》《新年问候》《刺猬》《雨中》《沙棘》《你是爱我的》《雨后》《二月兰的下午》《所有的山峰都是父性的》等诗皆状摹情感的多种样态。开篇第一首《宿命》表现了“情感”之于诗人的独特意义,“我们都是匠人。测量,砍伐,重铸/爱,恨,长出新生”,爱与恨的重复往返,构成一种情感的轮回宿命,成为诗人的人生里不可或缺的一环。尽管不可或缺,情感却不再喷薄热烈。诗人历经岁月的沉淀,其情感早已脱离张扬的底色,呈现出一种佛教般的“化境”之美。诗《戒律》是典型。全诗如下:“女人着斑斓外衣、牛仔裤。骨肉均匀/她受够了世间悲欢,渐渐敛起了/身体里的孔雀//僧人们打赤脚、持蒲扇,穿橘红袈裟/并列走来一路以僧伽罗语小声交谈//在丹布勒石窟寺,他们相遇/在同一面墙下,目光/相互刺探/猛虎伺机而伏/相行各自戒律,虎啸退若化境//少年频频转头,他还不晓得情欲之苦”,诗用简洁干净的语言叙述了女人和僧人们的一场相遇,表现出诗人一种形而上的佛理思悟。女人“她受够了世间悲欢,渐渐敛起了/身体里的孔雀”,显然女人尝过情感的酸甜苦辣,已经收起了对爱与恨的肆意张扬,不再妄谈情与爱的纠葛。而僧人们亦是在“僧伽罗语”的洗涤中抛却对情感的执念。女人与僧人这两类人都各自遵循着内心的意念猛虎,“相行各自戒律”,在时空中,平行地进行着属于自己的人生,传递了一种深邃的佛学意味。唯有少年僧人打破这种平衡,因为年少不解世事,“他还不晓得情欲之苦”。最后这一句的横斜溢出,将全诗的情感张力完美地和盘托出。此外,诗人在界说情感上,善于在平凡中见奇,从日常生活中走进,而从无限的哲学与美中走出。在智性意象中建构诗歌的智性本体意识。她认为:“诗歌是一种精神创造和修行,其意义古今中外的大师们各有肯定,我只说我切实感受到的:诗是思想的行走,它使我们更清醒地认识了世界的本质;它安慰和升华了我们的精神,使我们从日常生活的世俗层面跳脱出来,生命更具质感。”[5]102诗《风与爱情》中,施施然从最普通的现象“风”切入,“根据物质不灭定律”,将不同时间地点的风认定为“都是同一场风”,继而她将爱情与风的性质等同起来,写出“其实都是同一场爱情”这样精妙的诗句。但神来之笔还是诗的结尾:“你们在廊下拥吻后来/爱情无影无踪,像风”。这时,诗人已然脱离纯粹的情感抒发,凭借诗歌的语词阶梯,进入形而上的智性的选择和转化,象征性的意象“风”成为抽象“爱情”的化身,言说着爱情的捉摸不定。
面对现实,个人做出的反应是不尽相同的。施施然的内倾性诗学并不拘囿于自我的小天地,也不抗拒现实,而是力图超越现实,以带有个人性的想象呈现“现实”本体的镜像。学者罗小凤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语:“文本上呈现的所谓‘现实’,其实并非实际生活中的现实‘本身’,而是整合了写作者既有的知识、经验和想象的,是写作者眼中所看到、心中所理解的‘现实’,是现实本体的一部分。真正的现实本体确实存在,但进入诗歌文本中的‘现实’却已因诗人的介入而发生变化,同一个现象或事件,不同的诗人观看的角度不同,所看到的内容和产生的观点便可能不同,因而诗中的现实其实都是‘幻景’,都是现实本体的镜像。因此,诗无论怎样跟现实对接,诗中的现实亦只是‘幻景’,是诗人以自己的喜好、偏爱、眼光、世界观、价值观选取的‘现实’的一部分,只是一种镜像,不是本体。”[6]56-57这就是说施施然诗中所表现的现实是带有个人印记的,经过诗人主观的“过滤”。自2019年底至今,“新冠肺炎”成为全世界的公共卫生事件影响着整个人类的生活。施施然也在诗中表现新冠肺炎之下的社会图景。诗《死亡是一种教育》《死并不意味着消失》《悖论》《污蔑》《倒带》《春风吹拂着这人间》《悲鸣》《核酸检测》等折射出社会状态。疫情之下,对“死亡”的体认,施施然是逐渐释然的。在《死亡是一种教育》中,“尚未经历过失去/我们小心翼翼挑拣着词语/低垂视线/小煎鱼在白瓷碟里不规则排列/一种不透明的情绪在弥漫/抗拒与犹疑对峙/终于,我们以夸克和量子力学/成功回避了真正想要谈的/我们表情轻松地望着彼此”,可以看出诗人在谈论死亡时,仍旧是有着“抗拒与犹疑”。而到了《死并不意味着消失》中,诗人看着“一座新的医院正在半空中形成”,感到“生与死,都将在此交汇”,在这生死的交叠中,诗人不再畏惧死亡,“提前写下了身体里/一部分死”,获得了某种智性的顿悟:“但死并不意味着失去”,而是一种“更辽阔的生,分布在宇宙中/如同爱脱离了时间的结构”。这时的施施然,已经接受了“死亡”的突发性。
二、“一个人”的地理诗学
既然施施然选择“隐身飞行”,那么当诗神缪斯张开翅膀,诗歌的版图就显现出地域的轮廓。诗集的第二辑:“想和你在爱琴海看落日”,可以说是诗人个人的地理志。“在爱琴海/你是现实。也是虚拟/海面上空翻滚的云,生命中曾压抑的激情/像土耳其葡萄累积的酒精度/需要在某个时刻炸裂/相爱,相恨/再灰飞烟灭。”这是诗《想和你在爱琴海看落日》中的片段,却足以表明地理景观(爱琴海、云、土耳其葡萄等)已成为施施然诗集中一个艺术表达策略,地域外在景观与内在精神内核在施施然的诗中内化为她所追求的一种独特的、含蕴着其多年艺术气质与文化底蕴的地理诗学。作为一个异乡(异国)人,环绕在全然陌生的地理景观中,其身份的敏感为她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照视角,并与诗人原有的本土经验碰撞出火花,为其诗歌烙印上充满个性化的美学特征。这样丰富的地理经验为她的诗歌创作带来一连串无法抑制的灵感。“诗歌地理”的诗学潮流或许将在她这里重新被点燃。学界对“诗歌地理”的内涵和外延并未明确,有学者曾细致地梳理过“诗歌地理”的来龙去脉,认为:“就‘诗歌地理’概念的使用情况而言,这一概念涵盖了地域性、地方诗歌与民间诗歌群落、地理诗三个方面。”[7]153显然,诗集《隐身飞行》中第二辑部分应当归属于“地理诗”这个范畴。笔者对第二辑中的地理诗做了一个简单的划分,以中国的地理范畴为界,其第二辑的诗歌可分为域内(中国境内)地理诗和域外(中国境外)地理诗两部分。这些地理诗不仅展示了她在旅游景地所被激发出的刹那灵感的诗意匠心,而且也把诸多旅游景地所具有的地域风情和文化内涵捧至读者眼帘。
先看施施然的域内诗,中国的大江南北都被她的诗笔修饰。描写南方地理景观的诗有:《兰溪芥子园》《杜甫草堂》《在文殊院》《西湖》《断桥》《暮春过苏小小墓》《佛冈夜饮》《雾中访那色峰海》《观罗平油菜花》《多依河》《早春》《西庐寺随想》《紫蓬山》《虞山令》《绍兴时光》《在沈园凭吊唐婉》《京杭古运河》《兰亭集》《旧镇时光》《在哀牢山》《金子之湖》《雾中登金子山》《皇后山下的篝火》《恩赐》《春日,阳宗海(组诗)》等。自古对南方的想象就是文人墨客所热衷的文学活动,施施然自然不能免俗。她诗歌中的南方地理空间有典型的江南园林意象组,如诗《兰溪芥子园》中的乌桕树、月亮门、柳影、小桥、石桌等意象,皆属于传统的南方造景所必须的点缀。这些意象组所营造的江南水乡婉约灵秀的美学效果跃然纸上。如果说对实体地理景观的捕捉已然令读者饱览江南的风华,那么施施然对江南灵秀的内在特征的把握则表现了诗人独有的洞察力。在诗《西湖》中,施施然将对江南的感觉用比喻和通感的修辞手法展现在读者面前:“还记得第一次见/天将雨未雨/你湖水的酒窝里/盛满了小银鱼//后来我们通信/拥抱。/像细细的雨线/连起湖面绵密的针脚”,诗人放弃很常见的比喻物,而是以盛满小银鱼的湖水形容酒窝,这种陌生化修辞不仅写出了“你”酒窝的美丽形态,更凸显那种使“我”心动的感觉。并且将扁平的面部表情立体化,以小银鱼在水光潋滟所折射出的光感美,赋予静态的“酒窝”以一种动感美。更绝妙的还在后面,诗人将双方频繁通信的状态模拟成密密匝匝的雨线,用“绵密的针脚”为双方的深厚情谊做注脚,这就化抽象于具象。短短的几行,就将江南缠绵的情致描摹得淋漓尽致,叫人不得不折服于诗人的细致与妙思。
除了江南的婉约与缠绵,施施然的诗中还有西南的清秀明丽。地区罗平一带的油菜花驰名全国,在施施然看来那里是“遍地流淌的黄金/幅员辽阔的爱/从红色的大地上升起/向十万座青山攀延”,(《观罗平油菜花》)将油菜花比喻成黄金,这在诗歌界是少有的,但在诗人施施然大胆设喻之下,平凡的油菜花一旦“幅员辽阔”起来就具有了黄金般的璀璨气势,“那不管不顾的姿态/如同身在爱情中的人”,可见云贵高原那一带风景是怎样的壮观。而同为西南城市的成都就较罗平的明艳亮丽多了一份清雅之气,“青瓷盖碗的裂隙中,龙井混合茉莉/斜斜地溢出微温香气”,(《杜甫草堂》)老成都的悠然生活情致在茶盏中升起。至于岭南一带则多了分热带的“海盐味”,“海洋混合植物的气息中/三角梅不管不顾地开。聚拢在/橄榄叶上的露珠,是初生的婴儿”,(《恩赐》)三角梅的玫红与橄榄叶的深绿,构成最适宜的夏日色彩美学。日常劳作的赶海老人,“绛紫色的脸膛上闪着光/那些年捕过的鱼虾,游进/他脸上每一条皱纹的波涛里/像另一片海”,靠海而生的人们也是海盐味的,施施然用诗意消解了捕鱼人劳作的无趣循环,赋予美学的意味。
在描写北方一带风光时,施施然也是能够抓住核心地理意象来表达自己的地域观感。这方面的诗有《绣衣巷》《麦积山石窟》《呼兰河》《中央大街》《在萧红故居》《杏花开在守口堡》《风过镇边堡》《云林寺》《阳高之叶》《秦腔》《大雪日忆苏慧》《谒苏武墓》《日落赵家堡》《张家口:堡子街》《张家口武城街》《桦皮岭》《暖泉古镇的两位老人》《车过涿鹿》《檀邑溪谷》《在周至夜梦白居易》《终南山》《仙游寺》《黄河二碛》《与女作家夜游吴堡黄河》《枣树孤悬》《吴堡古城》《访柳青故居》《袄神楼》《张壁古镇》《后土庙孔雀蓝琉璃》《绵山》《西柏坡》等。在她诗中,山西是具有历史感的古城,“杏花”作为重要植物意象,见证着这座城市曾经的辉煌。“他指着升起在黄土塬上的/粉色的紫色的烟霞:杏花开了//杏花开了。杏花在飘落/像美人生在乱世”,(《杏花开在守口堡》)杏色的嫣然,为烽火古城披上一层温柔。而山西代表性特产汾酒就在杏花包围处发酵,“这里的夜风有如陈年的汾酒/力道稍劲。其中/必有一些我们尚不知晓的事物/种子在破土。/杏花在无人抵达的地方/飘落。”(《阳高之夜》)山西的古建筑也在施施然的眼睛中投下倒影,无论是袄神楼“三重卯榫结构的廊檐”(《袄神楼》)精致的木结构,还是张壁古堡、后土庙的琉璃“明晃晃地/散发罕见幽光”,(《张壁古堡》)仿佛“整个夜空收进一只晶莹的碗/星月的光辉碾成粉末,为它釉光”。(《后土庙孔雀蓝琉璃》)更往西去的大西北,是陕西这座曾经盛载帝王气势的皇土,有着令人着迷的伟丽。关中的秦岭,“山野中植物香气游荡/秋阳携着不老的强光从/巨大的菩提树冠漏下来/寂静在阴影中肃立”,(《终南山》)诉说着某种神圣的宗教气息。陕北的高原则多了一份气势,“我看见黄河以亿万珠玉撞向崖壁/一波淹没了一浪”,“割不断的完整,狂狮般奔腾”。(《黄河二碛》)。这里的村庄有着柳青笔下创业史的气息,“天气晴如/一曲嘹亮的唢呐//乡民们头扎白羊肚手巾/红腰带燃起一团火/高亢的信天游/忽而低回起来”,唢呐、白羊肚手巾、红腰带、信天游等意象营造出十足的陕北风情。
《隐身飞行》 施施然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2024.4第二次印刷
域外诗描绘了众多国家,犹如一幅巨大的异域风俗画。施施然的行迹广阔,横跨亚欧大陆,直抵南美洲,甚至远涉非洲。在亚洲大陆上,施施然的脚步印在了日本、越南、斯里兰卡、土耳其等国家,留下了《奈良》《京都》《花见小路》《走在银座八丁目的男人》《大阪》《越南,下龙湾》《海边火车》《过达达尼尔海峡》《独立大街的乞讨者》等诗歌作品。将岛国以及南洋一带的风情用文字散逸开来。诸如“布门帘”“樱花”“居酒屋”“茶町”“和式窄门”“艺伎”“纸灯笼”“和服”“木屐”“将军之刀”等日式意象传递出浓郁内敛的江户时代风格。而南洋一带的风景,则饱蘸日光的沐浴,“苏铁,蒲葵,紫岩苣苔/在升温的空气中摇摆,当/红尾猴子倏然掠过”,(《越南下龙湾》)呈现出一种热带的活泼。更不用说热带岛国斯里兰卡的热烈,“芭蕉”“椰树”“纱丽”“热带水果”(《海边火车》)构成平民生活美丽的一景。至于土耳其,那里有神圣美丽的爱琴海,“鲸鱼在落日的玫瑰金中跃起/又沉进深海漩涡的黑洞”,(《想和你在爱琴海看落日》)。
如果说亚洲的风情有一丝熟悉感,那么欧洲的风采则陌生的多。东欧的俄罗斯是“刚性”的,诗人在《走在莫斯科郊外》《圣彼得堡》《涅瓦河上》等诗中突出了地道的俄罗斯风景——“白桦树林”,白桦树是俄罗斯最常见的树种,笔直高大,被誉为俄罗斯人民的象征。历史上很多有名的俄国画家都爱在自己的画布上留下白桦树的挺拔俊姿,希施金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拥有美术功底的施施然,她在选取诗歌意象的时候不自觉的调动出她的绘画视野。西欧则是浪漫多情的,荷兰与法国是代表。在《谒梵高墓》《在阿姆斯特丹》《巴黎夜雨》《访雨果故居》《巴黎地铁站弹唱者》《延伸》等诗中,施施然的另一个身份——画家,彻底苏醒。她开始用速写描绘眼中的巴黎,“从白天的喜悦中醒来/感到精神的富足:巴洛克/文艺复兴,露天咖啡馆/一场色彩与角度的邂逅”,(《巴黎夜雨》)定格巴黎“这座典雅的城市”。到了中欧,捷克、奥地利、匈牙利等国家的风光在《雨中走过皇帝街》《四月照相馆》《四月,独自在布达佩斯醒来》等诗歌中尽显,“波西米亚细雨”中的“哥特式的圣维特大教堂”与“褐色的双眸”的“捷克姑娘”皆在米兰·昆德拉作品中似曾相识。赤道附近的北非埃及,除炎热外,自带一种古国的原始气息。在《埃及博物馆的猫》《夜游尼罗河》《侯赛因咖啡馆》《开罗时间》等诗中,“法老木乃伊”“肚皮舞娘”“黑袍罩身的妇人”等意象构成的视觉反差,诉说着古国曾经神秘。
三、叙事与抒情交织的“诗歌叙事”诗学
出自《今文尚书·尧典》的“诗言志”,是中国文学批评的核心命题。朱自清在《诗言志辨》中将“诗言志”作为中国古代诗学的“开山纲领”,可见抒情在诗歌中的分量。但叙事的因素并没有因此消失,以中国古代的“乐府双璧”《孔雀东南飞》《木兰诗》为例,“叙事”成为诗歌中新的风景线。直到当代的1990年代,“叙事性”成为诗歌批评中一种风尚。时代语境的变迁,“诗歌写作的内在超越机制需要具体的主题、技法以及表达方式萌生新质、适应现实生活,造成诗歌写作无法像1980年代那样集体登场、高蹈抒情。”[8]54诗人们拒绝自我复制,跳脱出抒情传统的窠臼。施施然在这一方面,有着诗人天然的精警:“如果说我最初对诗歌的定位是‘抒发’,是‘古典与现代的协奏’,那么,随着写作时间的延续以及对诗歌认识的加深,现在的我更倾向于‘发现’和‘思想的行走’。我越来越倦于对一些不断重复的情绪之作,以及刻意营造诗意之作的阅读,我警惕自己的写作不要落入这样的窠臼。”[9]104诗集第一辑“戒律”部分,是诗人主动试验“叙事诗学”的优卓之作。
施施然试图借助现代叙述主体生成诗歌“叙事”,放弃单一的叙述主体“我”以及“我们”,转向多层次的“你”(“他”)及你们(“他们”)。她诗歌中的叙述者的隐显变换异常丰富。诗《暮色中接听手机的男人》就采用半隐半现式的叙述者,将饮食男女的命运无常表现的更加真实。首先将叙述者隐藏,其地位有如暗中的一个“摄像机”,机械客观地记录下男人的状态:“他松开衬衫第二粒纽扣/的时候,手机在裤袋里响起/他被烫着似的伸出右手/想去接,旋即,又无力地垂下/他掏出红塔山,点着一支/使劲吸了两口。”接着叙述者出现:“省肿瘤医院的/化验单像一颗闷雷/此时就在他口袋里静静蛰伏”,为男人的状态进行解释。这样,通过设置最大限度的信息和最小限度的信息提供者,诗歌获得了模仿事实的幻觉,“向客观世界的真实抵达”。[10]61诗《月光下》也是这样的设置,先是无声的“摄像”:“月光映在她脸上/细瘦的石榴树,喷吐嫩芽的灌木丛,静默地/退回影子。黑暗中,她蹲下来,‘啪’地弹开打火机,点燃一支戒了很久的/香烟”,直到诗的结尾,叙述者出现了:“我们都是这船上的人只是我们看不见”。
其次,在诗中,受述者(Narratee)出场频率之高。不妨称这部分诗为“第二人称诗歌”,这时叙述者隐身,受述者现身。诗《你是爱我的》是典型。全诗7节,几乎每一节都以“你”开头,“你在开车时打开收音机”,“你拎着水果回家”,“你很早就上床了”,“你意气风发地出门”,“你以同样的状态出现在会场”,“你继续追逐女人也被女人追逐”。我们说,叙述是一种交流行为,一个完整的交流行为包括信息的发送者和接受者。在叙述行为层面,有叙述者就会有受述者。而施施然在这里故意隐去叙述者,受述者“你”成为“所讲述的情境和事件中的主要人物”,[11]72甚至“成为故事中被他或她讲述的主人公”。[12]86在阅读活动中,读者通常会把自己当做“叙述者”,但在隐去叙述者的“第二人称诗歌”中,读者只能把“你”这个“受述者”当做叙事事件的主人公,并且更容易进入情节中的人物。这也就是说,“如果事件和行动与正在展开的叙述和接受过程同步或并列,读者就更容易自然地进入主人公的角色,”“让人仿佛觉得读者就是假扮游戏的参与者,应该由他决定下一轮到什么事件。”[13]109诗《奢侈的寂静》中,依旧采取此种叙述策略,先是“门铃响起之前/你迅速在键盘上敲打文字”,“之后,你坐进棕皮沙发/环视熟悉的四周”,读者就跟着“你”这样走进叙述文本中,坐在那张沙发上,思考。
第三,变形的叙事时间设置。施施然善于对自然的时空状态存在的事件流进行时间变形,不按底本(情节本来的)时间速度、频率、顺序进行叙述。时序变位是施施然在过去与现在经验中自由穿梭的秘诀。诗《新年问候》的时态在过去与现在之间流转,形成某种时间磁力场。诗的开头是对“此刻”新年节日氛围的描绘:“窗外有人在放鞭炮/硫磺混合着雪的味道/在空中炸响/犹如新年传来第一声钟声”,随后在第三节中,时间指向了过去,“如此心急的快乐/多像1976年的你和我”,接下来是回忆和父亲在一起的亲子时光。最后,时间线回到“此刻”,“窗外爆竹还在响,钟声般地/我们来到2020年了爸爸”。现实与过往交织,加深了诗人对去世父亲的思念。诗《二月兰》的下午亦有着同样的技法处理,从画着二月兰的下午,到进入一个“平行时光”中,“如果我在花丛画/一个女人/她就会轻声唤我,走过去/帮我摘下裙裾上的苍耳”,但这是诗人的回忆,最后诗人依旧回到现实,“我和我悬空的笔尖,刚从那/逝去的时光中,跌出来。”正是现实与过去的张力中,对亲人的思念达至巅峰。
最后,意象叙事也在施施然的诗中焕发出光彩。意象是诗歌的灵魂,其重要性在学者杨义看来:“由于中国文字单字成义,以及时态的非原生性等一系列特点,意象的组构得其方便而广泛存在,因此意象分析理应成为有中国特色的诗学和叙事学的重要命题。”[15]370第一辑“戒律”中的诗,有许多反复出现的诗歌意象,这些意象自觉地形成了时间重复和诗歌叙事的频率,且奠定叙事内容、建构叙事形式,最终指向诗歌的主旨。在《风与爱情》《只有空茫的大雪配与我对饮》《遇雪》《初雪》《三月,雨夹雪》《境外遇雪》《新年问候》《刺猬》《春风吹拂着这人间》《雨中》《雨后》等诗中,涉及风、雨、雪等自然天气意象,组成独特的“天气”叙事。施施然相信:“当自然从我这个提炼器穿越而过,它将以艺术的方式呈现。”[16]111第一辑“戒律”中的核心主题是“情爱”,这些自然天气意象也成了表达“爱”的媒介,诗《刺猬》中,一对情侣像一对刺猬,“秋风掠过两只靠拢的刺猬”,“我们什么都不做/共同等一场雪”。“风”衬托出“靠拢”的感情亲密感,而“雪”则成为爱情的考验物。而诗《初雪》中,“雪”的性质预示着爱情的脆弱,“雪会消融/就像爱情,从虚无中来/又向虚无中去”。
结语
诗集《隐身飞行》以一种独特的“飞行”姿态展示了诗人施施然在诗艺匠心上所做出的努力。她以“思想的行走”,显示诗歌“向内转”之后的美学标准,从“我是谁”这样的经典哲学问题出发,继而审视“爱”这种私人性经验,最后在现实与自我中穿梭,试图追寻自我、确认自我,完成自我指认的哲学体验。探索自我之后,诗人更是游走世界,所积攒的丰富的异乡(国)地理经验与她原有的本土地理经验碰撞出火花,“地理诗”由此应运而生,无论是描写中国境内的域内地理诗,还是表现域外风光的域外地理诗,都展现出浓郁的地域风情和深刻的文化内涵。最后,诗人跳出抒情的樊笼,从叙事学的角度,通过变换叙事者的隐显程度、设置单一的受述者出场方式、改变叙事时间、建构意象叙事等方法,将诗歌转变为一个个“故事”,扭转了诗歌“抒情至上”的局面。
诗人在以上在诗集中所展示的种种姿态,皆显示了施施然身为二十一世纪最受欢迎的女诗人的独有魅力。我们相信,施施然作为个中翘楚,其诗歌会走的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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