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在北京梁家园东大院7号沈宅中，一位30多岁的中年人正在跟自己的妻子激烈争吵，这名男子叫沈伯乾，妻子叫计致玫，争吵的原因很简单，沈伯乾挪用了妻妹一笔钱，时间很久还未归还，沈伯乾拿不出来，计致玫仍不放弃，不停的说。
沈伯乾一生气说：“你们的钱怎么来的，以为我不知道？我如果……”话音到这里，戛然而止，沈伯乾家中来了客人，两人不欢而散。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沈伯乾的这番话，让暂时住在家中的三弟妹王某听见了，王某对他们的话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钱不是自己挣来的，还能是怎么来的？她开始想起了沈伯乾钱的来历。
1950年的北京
沈伯乾是浙江绍兴人，家中一共兄弟4人，沈伯乾是大哥，自己的丈夫是沈伯录是老三，在国民党当过兵，却在战争中离开人世了。沈伯乾是1938年到的北京，后一直生活在北京，现如今是周口店中华窑业公司的经理，计致玫是没工作，在家待着，她的妹妹计采楠，也是个没工作的人，整天在家。一个公司的经理，反而向一个没工作的人挪用了钱，数目听起来还不小，不然计致玫没必要为了一点小钱跟沈伯乾吵。
王某接着想，钱是用去干什么的？计采楠没工作从哪来的钱？她越想越觉得事情有不对的地方，想到新中国刚成立的这个时间点，她内心隐隐有种不好的感觉，但也没细究，随着时间的推移，王某心中的谜团进一步加大了，她左思右想，最后想到了在临走时，去派出所一趟。她来到了外二分局第十派出所，找所长汇报了情况，汇报完的她匆匆离开回自己老家去了，她没想到的是，这件事背后隐藏着一个惊天大案。
1949年12月6日，毛主席登上前往莫斯科的专列，走出了国门。临走时的毛主席对公安部批示，要在他回来之前，镇压一个反革命。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我军委某部在11月时监听到了国民党在北平潜伏的电台向台湾“国防部保密局”传递了密码电报。内容是要转移到一个新的地点，以免被“匪”得知。署名是0409。
搜寻“0049”
公安部得知这一事情后，马上展开动员，开始调查，罗瑞卿因工作不在北京，担子落在了副部长杨奇清的肩膀上，杨奇清马上布置侦察工作，要将这名“0409”抓获，他安排公安部调查研究处和北京市公安局合作，迅速将案件侦破。李广祥作为调查研究处的处长，负责指挥此事。
李广祥，看到只有这份密码电报和署名“0409”犯了难，没有其他线索，该如何下手？他沉住气，仔细想了想，他先让公安部的电讯监听台，继续等待敌人的出现，好抓住这名“0409”，同时安排人破译署名“0409”。
发电报
就在侦察人员努力寻找“0409”时，台湾方面得知毛主席已经乘坐专列离开北京前往苏联，蒋介石迅速指示毛人凤采用作战计划，对毛主席专列所经过的铁路进行破坏。
由于案件还没破获，毛主席的专列仍有危险，周总理指示分段分人在铁路附近执勤，严密防范敌人的破坏活动，专列最终安然无恙。
多方侦察
而案件方面有了新的进展，军委某部经过破译，“0409”这个署名可能是“郭，国，顾，巩”四个字中的一个字，李广祥，马上安排公安人员查询户籍，寻找可疑人员。但这样无疑是大海捞针，有着这四个字作为姓名的人，在北京数不胜数。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我方监听到敌人发了新的电报，内容是为潜伏的特务汇款港币，由一名姓计的小姐接受。
李广祥马上安排侦查员去银行查外汇，但经过查询却发现，并没有很可疑的对象。侦察人员扩大了范围，来到了天津，那时有几家银行的总行都在天津，侦察人员认为在此可能会找到一些线索，果然侦察人员找到了一笔汇给北京新桥贸易总公司计爱琳的1500元港币。这个计爱琳用的自己的私章，他们迅速对计爱琳展开了调查，查到了这名叫计爱琳的人的住址，她住在北京市梁家园东大院7号。
侦察人员马上来到第十派出所询问情况，此时他们从第十派出所所里的所长口中得知了这个7号住宅的具体情况，得知有计姓后，侦察人员十分激动。但为他们浇冷水的却是没有计爱琳这个人，只有计致玫和妹妹计采楠。侦查员也得知了沈伯乾向计采楠借钱的消息。
经过查看资料，侦察人员排除了年纪较小的计雪玲和以及六十多岁的老人王惠敏，将目光锁定到了计采楠的身上，侦察人员杨小林与派出所所长假借大院要成立治安小组的情况，到沈家大院询问，将老人王惠敏指定为了治安组长，借此机会经常和老人沟通。
侦察人员通过询问王惠敏得知计采楠曾经有个丈夫王学江，在解放前逃到了海外，经常为她寄款，侦察人员还看到了写有计爱琳的私章，王慧敏说那个私章一直是计采楠在保存。案件到了这一步，似乎已经看到了曙光，但又好像离“0409”还有一段距离，侦察人员不敢放松，继续进行侦查。
另一名侦查员冯铁雄也在新桥贸易总公司中得到重要消息，计采楠是新桥公司的股东之一，而新桥公司的总经理孟广鑫是她的新男朋友。
案件进行到这一步，敌方特务经费收取人已经掌握。而后在对计采楠的观察中，发现计采楠在北海公园涟漪堂吃饭聚餐时，有一名年轻男子，与她关系密切。侦查员对他进行了跟踪，这名年轻男子警惕性很强，绕路走了很多地方，但仍然被侦查员紧跟着，得知了这名年轻人所居住的地方。
计采楠
发现新的目标
侦察人员杨小林在与王惠敏的闲聊中得知，原来王惠敏还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印刷厂工作，小儿子过去在国民党当兵，早已没了消息，多半是在战场上没了。杨小林得知这一消息，本着公安人员的严谨，对两人的户口进行了调查，发现计采楠的哥哥计兆堂，确实如她所说。而计采楠的弟弟叫计兆祥，却没有什么资料，只有一个名字。
杨小林迅速将这一情况汇报给上级，有人记起曾在刚入城得到的特务名单上看到过这个名字，经过对资料的搜索，最终证明了计兆祥的身份，他曾是国民党国防部绥靖大队的一名报务员。
经过对绥靖大队的其他队员提审，证实了有这样一个人，计兆祥仍然存在于北京城中。
没过多久，电讯监听台发现敌人的讯号从古楼附近转移到了故宫附近，而那名居住在豆角胡同的年轻男子，也换到了瓷器库附近，这证明这名年轻人就是计兆祥。
侦察人员对他所居住的瓷器库7号大院户口进行了解，得知了计兆祥用另一个名字计旭进行了登记，他的身份是周口店窑业公司的一名工人，这与前面的沈德乾挪用计采楠的钱又联系上了。
为了能够确定电台就在计兆祥的手上，工作人员还通过电业局查了计兆祥家的用电量，最终发现比别人要高好几倍，这样确定了电台就在计兆祥的手中。
一举抓获
侦察工作到了这时，已经基本清楚，为了保证毛主席回国的安全，杨奇清与滕代远出发布置毛主席的保卫工作，而侦破电台的任务交给了李克农接管。
此后李克农指示，对计兆祥，计采楠等人进行了严密监视，又接连挖出了其他为计兆祥做掩护的其他从犯，将事情的来龙去脉摸清楚了。
计采楠的前夫王学江又名王光侠，他是保密局的特务，他一直为计采楠寄款，只是利用两人的身份，为计兆祥掩护。而计兆祥则通过她来获得活动经费。
1950年的2月26日，北京市与天津市两地公安局分头行动，将涉计兆祥案人员一举抓获，将计兆祥及从犯计采楠、沈德乾、计致玫等人一举抓获，从计兆祥家中搜出电台，密码本，和一只手枪。
面对无可辩驳的证据，计兆祥无法否认，只能将自己的罪行一一交代。
计兆祥被抓获后，毛人凤仍然是不死心，企图在毛主席回国的专列上进行动手。他命令“东北技术纵队”动手。用一架没有标示的飞机，沿着朝鲜东海岸飞行，在哈尔滨附近的深山中，投下两名特务，企图通过破坏，炸毁专列。但他们刚一落地，迎接他们的就是早已准备好的公安人员，公安人员利用他们两个的身份，将潜伏的特务一举消灭。
敌方特务精心策划的炸毁专列阴谋，就这样被公安人员，一举破坏。而计兆祥也在1950年，经过判决，被判处了死刑。其他从犯也都得到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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