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4月的一天晚上，詹长麟下班回家，正准备洗漱休息。一个戴礼帽、身着长衫的年轻人突然找上门，说有要事相商。
詹长麟经不住劝说，出门坐上黄包车，跟着年轻人到了鼓楼旅社二楼四号房间。
房里空无一人，詹长麟挺纳闷的，刚想开口问年轻人，却听见楼梯间响起了脚步声。
门开了，一个戴着黑色眼镜、穿着蓝色长衫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
詹长麟并不认识，看见对方神情泰然，一副不可冒犯的样子，心里不免有些忐忑不安。
中年男人问道：“你是詹长麟吧？近来在日本领事馆干得怎么样？每月酬劳还满意吗？”
詹长麟心里觉得奇怪，不过出于礼貌，还是一一做了回答。
中年男人似乎胸有成竹，继续开口说道：“詹长麟，你今年21岁，1932年参加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后来停战期间，由于你母亲病危，于是88师黄永淮团长让你回家照顾，这件事你还记得吗？”
詹长麟大吃一惊，此人对自己如此了解，知道自己的底细，到底是什么来头呢？
中年男人知道他的疑虑，自称叫赵世瑞，浙江诸暨人，目前任职南京首都警察厅特警科外事组组长。
詹长麟一头雾水，有点莫名其妙：“赵组长，你我以前并不相识，不知找我有何贵干？”
赵世瑞撩起长衫，突然从里面掏出一把手枪，摆在桌上，盯着詹长麟的眼睛问道：“你知道，为什么有人会介绍你去日本领事馆当杂役吗？”
詹长麟看着他的举动，心里更加忐忑不安，不敢与他对视，看着地面摇摇头：“不知道。”
赵世瑞并未直接说原因，而是开始侃侃而谈，跟他讲当前国家形势和爱国道理。詹长麟不停点头附和，其实根本没有听进去，思绪早就飞走了。
半月前，父亲詹士良从茶馆回来，满面笑容的告诉家人一个好消息。
茶友王明和的儿子王高科有特殊关系，可以介绍一个人去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做杂役，每月酬劳有十四块银元之多。
不过，日本人招聘的条件很苛刻，一是不懂日语，不认识日文。二是人要腿脚麻利，勤快朴实。三是必须南京城里有家眷。四是人要相貌端正，看着比较顺眼。
对于詹家兄弟来说，这四个条件都不存在问题。反倒是谁去领事馆做杂役，一不小心成了争论不休的问题。
詹长麟当过兵，特别反感给日本人做事，强烈推荐哥哥詹长炳去试试。
詹长炳同样反感日本人，表示自己性子急躁，口无遮拦，若是一不小心说错话，弄不好会搭上全家性命，所以也坚决不去。
兄弟俩谁也不愿去，可是一大家子人仅仅靠织缎子为生，入不敷出，目前家里穷得都快揭不开锅了，总得想办法维持以后的生活。
最后，还得父亲詹士良站出来作决定，选择让詹长麟去试试，因为这个老二的脑子比较机警灵活，干活做事不容易出岔子。
父命难违，詹长麟无奈，只好硬着头皮去面试了，结果整个过程出奇的顺利，他马上就被录用了，甚至有人帮他隐去了当兵的经历。
詹长麟以为是王高科在背后帮忙，心里一直特别感激他。直到眼前的赵世瑞突然来找自己，才知道一切都是故意安排。
此时，赵世瑞觉得思想工作做得差不多了，开始说重点：“我把机密都告诉你了，现在你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加入我们蓝衣社组织，帮我们搜集日本领事馆的情报，要么现在拿起桌上这把手枪，自己把性命结束了！”
“蓝衣社”是戴笠军统局的前身，也就是说詹长麟要么成为卧底，潜伏在日本总领事馆打探情报，要么马上自我了断，因为知道了太多秘密。
詹长麟年纪不大，却是黄埔一期的学生，曾经还是南京警备司令俞济时身边的勤务兵，并且是与日军拼杀过的军人，爱国情怀这方面当然不缺，所以，他最终决定当一名卧底继续抗日。
就这样，秘密交谈结束之后，詹长麟正式加入了蓝衣社组织，化名袁露，代号是65，从此开始了卧底生涯。
詹长麟在日本领事馆里做杂役，其实工作并不轻松，每天5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全年没有休息日，经常还会遭到日本人的呵斥。
除了打扫房间，端茶提水之外，整个领事馆里的全部生活垃圾的处置工作，也都交由他全权负责。
自从当了卧底，詹长麟又增添了新的任务。每天秘密监视日本人在领事馆里的一举一动，随时记录下来，抽空把情报传递出去。
而在工作之余，他还必须秘密接受各种特工训练，比如说，学习如何偷拆抄录敌人信件，却不被发现？如何交接情报才是安全的？如何用明矾写密信传情报……
詹长麟脑子灵活，学习能力很强，经过一段适应期，他的情报搜集能力也越来越厉害，但毕竟人多眼杂，还是有失误的时候。
一天下午，詹长麟照例端了“索蜜汤”，送去给日本总领事长须磨弥吉郎品尝。不久，须磨就喝完了，也不理睬旁边的詹长麟，转身就走到院里锻炼身体去了。
此时，恰巧房间里也没有其他工作人员，只有詹长麟一个人。
须磨弥吉郎
他灵机一动，一只手假装收拾桌上餐具，另一只手却偷偷拉开抽屉，开始翻阅里面的机密文件。
谁料，楼梯口忽然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詹长麟吓了一大跳，赶紧推回抽屉，扯出腰间抹布，一边默默擦拭桌面，一边用余光去偷瞄谁来了。
总领事馆警察署副警处长悌泽走了进来，或许是詹长麟慌乱之下推回抽屉的响动，引起了他的怀疑。
悌泽直接走了过来，一脸狐疑盯着詹长麟看了一会儿，突然就扬起手，狠狠地赏了詹长麟一个大耳光。只听“啪”的一声，詹长麟被打得一个踉跄，不由自主后退了两步，身体才勉强站稳。
詹长麟抬起头，佯装委屈的样子，然后用特别无辜的眼神望着悌泽，并没有作出任何解释。
悌泽也不说话，却一脸怒气，眼睛死盯着詹长麟看了两分钟，才转身取下挂墙上的羽毛球拍，悻悻离去。
詹长麟顿时长舒一口气，心里暗自下定决心，以后要更加小心行事，否则性命难保。
不久，詹长麟因为朴实勤快，获得了日本人的青睐和信任，随后被调去总领事馆公馆做事。这样一来，原来做事的公务楼就缺少一名杂役。
詹长麟连忙找到须磨弥吉郎，主动介绍哥哥詹长炳进了领事馆做杂役。
所谓兄弟齐心，其利断金，詹长炳此前在弟弟的介绍下，已经加入了蓝衣社，如今共同在领事馆当卧底，互相帮助和掩护，搜集情报的能力和效率比以前更高了。
1934年6月7日，藏本突然失踪的消息，瞬间震惊了整个南京城。
日本总领事馆趁机发难，向民国外交部提出严重交涉，如果找不到藏本的话，中方必须承担一切责任，并命令日本兵舰开到了下关海边，随时准备开战。
事实上，这不过是日本人“假祸于人”的老把戏，试图侵略中国上演的一出闹剧罢了。幸亏詹长麟第一时间把准确情报传了出来，才让日本人的阴谋诡计没有得逞。
日本总领馆的副领事藏本英明，并不是日本人，而是朝鲜人。不过由于当时朝鲜被日本吞并了，他也就成为了日本的臣民。
藏本勤奋好学，对中国的情况非常熟悉，不过在日本人眼里，如果有必要的话，他是随时可以“牺牲”的。
6月6号晚上，藏本走出领事长须磨的办公室，突然找到詹长麟，说自己外出有事，马上安排总领馆的司机送人。
詹长麟也没多想，找到了司机，然后送藏本上车，出了大门，看着他们朝极光阁的方向驶去。
第二天，日本人就宣称副领事藏本离奇失踪了，还说有可能是被中国的特工给杀害了。
詹长麟非常惊讶，顿觉事情蹊跷，立即把昨晚的所见所闻，以及藏本外出办事所去的大致方向，赶紧秘密报告了赵世瑞。
赵世瑞接到情报，带着警察署的部下们沿路搜索，最后在紫金山的一个山洞里，终于把藏本给找着了，随即把他带回了首都警察厅。
不久，民国外交部通知日本方面去领人，汪精卫连忙解释：“这人神志不清，迷路了，结果被我们找到了，可能是脑子有病！”
须磨弥吉郎赶紧借驴下坡，尴尬的解释说：“藏本的脑子可能有点问题，我马上派人送他去医院。”
后来才知道，其实是须磨弥太郎命令藏本跑去紫金山自杀，借此诬称中国特工绑架并杀害日本外交人员，以此达到早日对中国开战的目的。
不料，藏本到了紫金山，突然想念家乡的妻儿老小，不想就此结束自己的生命，于是找个山洞藏了起来。
这起外交事件，詹长麟才是击破日本人阴谋的第一大功臣。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部队占领南京前，总领事馆提前撤回了日本国内，停止办公。
詹长麟兄弟俩也失业了，正打算举家离开南京避难。不料，他们却接到上级命令，必须继续留在南京潜伏！
正在犹豫之际，日本领事馆突然派人来找，让他们照看日本总领事馆在南京的房子，同时给了他们每人一个白色袖章，写着“日本领事馆使用人”的字样。
他们这才放下心来，决定继续留在南京坚守。
12月13日，南京宣告沦陷。詹氏兄弟带着白袖章，骑着自行车，全城到处跑，几乎见证了日军对中国老百姓犯下的所有兽行。他们把亲眼看到的真实情况，全部记录了下来，然后向上面汇报。同时暗暗发誓，总有一天要为死难的同胞报仇雪恨。
2个月后，日本领事馆重新开张，凭着之前建立起来的信任，詹氏兄弟继续在日本总领事馆做杂役。
一个叫吉野的家伙重新回来，以前与詹长麟相识。两人见面后，吉野忍不住疯狂嘲笑：“哈哈，你这回是真正的亡国奴了！”
詹长麟只能压抑住满腔的怒火，低着头不敢说话，默默地走开。
1939年6月初，詹长麟打扫船三书记官的房间，看见四下无人，趁机翻看了桌上的文件，并把其中几份绝密信件抄录了下来。
下班回家后，他经过核对翻译，发现是日本外务省清水，以及三重等随员们，即将前来南京视察工作的信函。
鉴于此，新任总领事长堀公一将在6月10日晚上举行隆重欢迎宴会。除此之外，还有邀请梁鸿志等汉奸头目，数下来竟然有20多位日伪政要将会出席。
詹长麟欣喜万分，这应该是报国杀敌大好机会，立即把将这份重要情报汇报给了上级。军统南京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策划一次投毒行动，将前来参加宴会的高级日伪官员们一网打尽。
詹长麟临时有事，没有参加会议，由大哥詹长炳回来转告。
大哥回家后，却垂头丧气，一直沉默不语，在詹长麟的追问下，最后才缓缓道出实情。
原来，内部会议通过决定，让詹长麟执行毒酒计划，为了做到万无一失，必须与敌人同归于尽。
詹长麟听了不服气，随即给上级提意见，说我不是不愿意死，这主要看毒药的效果，如果毒不死，我赔上性命也白搭。再说我如果能安全撤离，为什么要白白送命？活着就是保存力量，我还能继续上阵杀敌，报效国家！
后来，上级也觉得有道理，回复说詹长麟你可以不死，但是毒酒计划必须执行！
6月9日，大哥詹长炳把一个手指粗的玻璃瓶交给了詹长麟，里面装的是白色粉末，并说是美国进口的氰化钾，剧毒无比，只要人一旦入口，必死无疑。
第二天早上，军统局秘密派人赶到詹家，等他们全家吃完早饭后，将家属们带去了徐家洼。
詹氏兄弟像往常一样到日本总领事馆去上班，执行完任务才撤退。
为了避免节外生枝，詹长麟把毒药放进酒瓶，晃匀之后，将酒瓶锁在了一个不起眼的柜子最里边。
开宴前几分钟，詹长麟才小心翼翼地取出酒瓶，将调配好的毒酒，亲自上场斟酒，一一倒入酒杯，才放心的退到一旁，紧张的观察情况。
现场气氛热烈，人人满面春风，山珍海味，应用尽有，谁也没有注意到詹长麟的不安。
总领事的堀公一简短致辞之后，所有人开始推杯换盏，觥筹交错，詹长麟眼看着日伪高官们，举起毒酒喝了下去，才转身找管事的告假，说肚子疼痛难忍，必须去医院一趟。
之后，他推出自行车，从领事馆后门出去，与哥哥詹长炳顺利会合。两人疯狂踩着车，找到了负责接应的军统人员，紧接着也被送到徐家洼躲了起来。
后来才知道，自从他们走后，席间突然有人惊喊：“不好，酒中有毒！”话音刚落，那个喊着话的人，就“扑通”一声，栽倒在地，立刻不省人事。
宴席马上乱作一团，日伪高官们几乎都出现了中毒症状，有的人呕吐不止，有的人捂着肚子倒在地上，不停的叫唤……可谓是丑态百出，狼狈不堪。
一大批日伪军警赶到现场，救护车也紧随而来，他们迅速将中毒的日伪官员们送往医院抢救。
当夜，两名日本书记官不治身亡，梁鸿志、王克敏等多名汉奸头目，经过百般抢救，才侥幸逃生。
投毒事件发生之后，南京日伪当局非常惊慌，消息甚至传回了日本，朝野上下，无比震惊，当即下令一定要彻查此事，捉拿凶手归案。
6月13日，日本人排查参与宴会的工作人员，才发现詹氏兄弟案发后神秘失踪。日本领事馆当即决定派日本宪兵一边全城戒严，一边赶往詹家搜查。
詹家早已空无一人，日本宪兵愤怒之下，一把火烧掉了詹家老宅，并到处张贴告示，对詹氏兄弟及其全家进行通缉。
日伪军警找不到詹氏兄弟，干脆把与詹家有关的亲戚全都给抓进了监狱审问。詹氏兄弟得知后，很是气愤，为了防止日本人继续伤害无辜，委托军统人员给总领事堀公一写了一封信。
“我们亲眼看到日本兵在南京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一座古城被你们破坏殆尽，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希望？！所以我们决定为所有遇难同胞报仇雪恨……好汉做事好汉当，不要怀疑和牵连其他人，我们已经到了上海，明天就要去香港了，你们有本事就来捉我们。”
事实上，詹氏兄弟并未离开徐家洼，故意说即将前往香港，只是为了转移日本人的视线。
与此同时，为了配合詹氏兄弟迷惑日本人，重庆的《中央日报》也根据军统的要求，对毒酒案做了连续五次的报道。
日本人恨得咬牙切齿，却自始至终都没有找到詹氏兄弟的下落。
詹家人在徐家洼躲避了最初一阵子风头，先后前往浙江、福建以及湖南三省比较偏僻的地方躲藏，一直到抗战胜利。
1946年，詹家人在外边奔波了六年之后，终于重新回到了南京。国民政府表彰所有抗日志士，詹氏兄弟因为毒酒案抗战有功，共获得5万元奖金。
詹长麟提出，竟然我们已经赶跑了日本鬼子，我可不可以退出军统？最后获得了上级批准同意。
大哥詹长炳则是选择留在军统，主要负责肃奸行动，把当年卖国求荣的汉奸揪出来审判。
詹长麟用奖金在南京神策门库伦路买了一块地，盖了三层旅馆，架上电线杆，生意红火，忙得不可开交。
詹长麟心地善良，赚了钱以后，经常会接济附近的邻居，而这个特别无私的善举，让他后来在倒霉的时候，周围的人们都纷纷帮助他渡过难关。
1949年解放前夕，赵世瑞突然找上门，让詹氏兄弟跟他一起走。因为旅馆生意实在太好，詹长麟实在不舍得丢下，就没有去。
一年后，大哥詹长炳因病逝世。
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中央电视台、南方周末等多家媒体，对詹长麟进行了采访报道。
詹长麟连声叹息：“六十六年前，我是真心诚意地想杀掉那些日本鬼子！可惜只毒死两个日本书记官！药量实在是太少了，可能当时酒太多了，药效不够大，太遗憾了。”
2008年，詹长麟无疾而终，享年九十五岁。
2009年12月，南京政府表彰“3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詹长麟位列其中，由家人代领了表彰册，以及镀金银质奖章。
这也是官方首次正式确认当年“金陵毒酒案”当事人的英雄地位。
参考资料：田川：《寻找英雄抗日战争之民间调查》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