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响起，沉浸其中，你会感觉到普契尼对巧巧桑这个被侮辱被损害的日本女人的深切同情。作曲家不惜笔墨，赋予巧巧桑多个音乐主题（亮相、爱情、孩子、等待、决绝等），使得这个人物的音乐戏剧形象十分鲜明而有灵魂，情感饱满而细腻，性格的发展也有着清晰的脉络——这在他的歌剧创作中是并不多见的。
对欧洲以外的异文化的表现，普契尼有时会漫不经心地用个五声音阶旋律贴个标签了事，还带些嘲讽感。而在这部歌剧中，普契尼毫不掩饰他对日本文化的偏爱，对日本人所看重的"仪式感"一点都不马虎。如女仆的祈祷，男仆的劳作，还有女仆为巧巧桑卸去和服，都有很细致的音乐描绘。即便在粗鲁的美国大兵举起酒杯向宾客们祝酒以及众人们的回应这样不太重要的场景，作曲家都使用了品质极高的旋律，让我想起法国作曲家比才的《采珠人》中那段非常著名的《在圣殿深处》。
普契尼用美国国歌作为那个渣男的音乐主题，美国人忍下了，并没有抗议或抵制这部戏，只是在很多年之后由英国兄弟用音乐剧《西贡小姐》帮着洗白。戏中还完整引用了《樱花》，倒也未见日本在国际上刻意放大把这当做自己国家的音乐logo。
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将日本的民族性概括为《菊与刀》，上海大剧院上演的英皇版在舞台设计上也刻意强调了这两个元素。巧巧桑出场时的漫山樱粉，等待丈夫归来时洒满台花瓣，自刎后自樱花树上坠落而下的大花朵，在空旷简洁的舞台上都显得十分突出。在剧中多次出现的那把匕首也被设计得非常逼真写实，修长锋利，寒光闪闪。
在舞台表演和调度上，多处可见导演精心的设计安排。按照歌剧的惯例，在重要的咏叹调后，音乐要停顿下，来让观众鼓掌，但这种做法还是会打断戏剧的进程和人物的情感。《晴朗的一天》唱完后，有一段器乐尾奏，音乐先是顺着歌唱的情绪继续往上推进，然后再慢慢平静下来。导演把这段的表演设计成巧巧桑沉浸在自己的梦境中，她向女仆伸出双手，女仆哭着跑开。她仍未清醒，默默捧起丈夫的相片，痴痴望着，深陷其中。音乐止，观众雷鸣般的掌声喝彩声，依然没能把她拉回现实。这样，这个妥协性的"打断"便有了戏剧上的必然性。
经历了被富翁求婚（她看成是无礼羞辱）和被领事告知丈夫"不会再回来"的打击之后，她终于看到丈夫的军舰进港，《晴朗的一天》音乐再次响起，面对自己的梦想即将成真，巧巧桑激动兴奋得站立不稳几至晕厥。在表演上对这个点的强调，也为此后戏剧的再度反转和悲剧结局做了铺垫，提升了反弹力。
面对命运的灾变和生命赖以为托的精神理想的崩塌，巧巧桑依然保持着善良和庄重，依然顽强地维护着自己的尊严。此刻，她已不再仅是个日本小女人，而化身《特洛伊妇女》。她所承受的痛苦，有着古希腊悲剧的崇高与壮美——你听她自刎倒地后的音乐，那最后的和弦，不能让你感到灵魂的震撼吗？
作者：陶辛
文：陶辛（音乐评论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 图：演出方供图 编辑：孙彦扬（见习记者） 责任编辑：邢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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