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也称“卢沟桥事变”。卢沟桥事变是国共两党从生死对立到共赴国难的转折。事变发生后仅两个月又十五天,以团结御侮为核心内容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全面形成。

我党领导的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南方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同国民党军队合作，共同进行抗日战争。由于形势的变化，我党的财政状况也大大得到改善。

我党的财政收入来源主要来自三方面：首先就是国民政府的拨款。其次是根据地征发税，最后是苏联援助。

国民政府拨款

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国共已经开始进行合作事宜，国民政府也已经确定也按月拨付经费。抗战全面爆发后，拨付的经费还有所增加。根据国民政府1940年的一份报告显示：

八路军1937年月发经常费30万元，战务费20万元，补助费5万元，医药补加费1万元，米津及兵站补助费7万元，合计月发63万元。


1939年8月份起，加发兵站临时补助费2.5万元，合计月发65.5万元。新四军1938年1月核定四个支队月各发经费1.5万元，军部6000元，共6.6万元。自3月份起每月增发经费2万元，共8.6万元。6月份重新核定该军经费每月11万元。


1939年加发战临费每月2.2万元，每月为13.2万元。此外，两军还有些临时经费，如1938年发遣散老弱10万元。1939年“拨发职路医治负伤将士款十万元”。

这些数据，从我党财政部门留下的文献资料中都有所体现，综合来看，两者记录的数据基本吻合，并无虚假。

根据地征税

根据地大多是穷困之地，加上系统化的征税体制并建立，我党根据“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进行征收。

另外，根据地征税也只能侧重于富户，一般百姓连吃饱饭都成问题，征税显然不现实。所以，根据地征税占比很低，以陕甘宁边区为例，1939年的税收收入只有66万元，仅占财政收入884万元的7.4%。

苏联援助

我党抗战初期是非常期待苏联援助，希望能够缓解财政困难。1939年，中共给共产国际的报告继续提出财政援助的要求：

“请你们尽快在财政方面帮助我们。我们希望能够得到不止一次的大数额——500万美元的财政援助。”

然而，苏联及共产国际对我党要求的资助金额是有所保留的，季米特洛夫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提到：“1940年度向中国共产党提供35万美元的援助是适宜的。”

从我党留下的相关资料中可以印证，抗战时期，苏联每年都会援助我党，要么是钱款、要么是物资。这对于我党还处于发展起步阶段，地域和武装力量有限时，可谓雪中送炭。

以陕甘宁边区为例，1937年，财政收入526302.45元，财政支出497882.74元；1938年，财政收入907943.31元，财政支出814563.49元；两年相加，收入、支出分别为1434245.76和1312446.23元。

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整个边区的财政支出才不足百万，苏联每年的援助可是在超过了百万元，足见苏联援助的重要性。

另外，加上海内外捐款，使抗战初期我党的财政来源充足，财政负担不重，陕甘宁边区在战争之初的几年里，财政一直节余。

不过随着形势的发展，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1940年，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两党关系紧张，停止了拨款。苏联正在进行卫国战争，也难以大规模援助，我党财政状况迅速变差。

为维持基本生存，中共采取发展生产、统筹统支、精简节约等办法，增收节支。

“各个根据地之间相互帮助，渡过困境。中共报告写道，1943年，晋绥边区给以陕甘宁边区很大的帮助，“送陕特货七十万两，并由陕甘宁代销晋绥特货抽百分之二十的贸易税，…这样建立了雄厚的家务”。

根据地民众的负担开始上升，1941、1942年，太行根据地国民负担占收入比分别为17.29%、16.96%，属于较高水平。有的根据地比例更高。

以当时我军消耗量极大的军鞋为例，为保证军鞋供应，地方上付出很多努力，“富人出材料，穷人出人力。有的人家很穷没有布，便撕下自己的褥子来做鞋”。

1942年晋察冀边区有一则报告材料显示：

平均部队战士每人每月4.16元，党政机关人员每人每月4.5元，学校（抗大）每人每月6.25元。今年单衣两色每套6元（帽子、绑带、子弹带均在内)，冬衣每人约需38元，棉衣每人一套、大衣排级以上干部每人一件，棉被战士两人一床。平均战士每半年打子弹20粒，价洋15元；手榴弹平均战士每半年打8个，价洋12元，其他每人半年临时费洋1元，每年每个战士开支约129元左右。

这则报告显示的是该边区的军费消耗情况，军费占总支出比例达到88.06%。有人做了估算：

一个战士每半年如果打子弹20粒、手榴弹8个，花费27元，正好相当于一个党政机关人员半年的开支。而20粒子弹、8个手榴弹的战斗消耗，几乎是最低限度。

一个残酷的现实是，很多战士连“最低限度”也难以保障。当年，我们的抗战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进行，每一笔援助都是“雪中送炭”，何况像苏联援助、国民政府拨款等稳定性、持续性的大额外援了。

当国民政府不再拨款、苏联援助不再继续，我党的情况极其困难，但我们依然坚持抗战，自力更生，熬过最艰难的岁月，最终取得了胜利。

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