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一军团2师4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成功翻越夹金山，在懋功达维与四方面军部队会师。
两大主力在川西会师，红军的实力得到了很大的加强，中央于是提出了“占领川甘陕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的战略构想，这个构想显然包含着红军向北发展的意思。
在6月16日中央发给四方面军负责人张国焘的电报中，有一句话格外引人注意：“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中央认为，此举是打通国际路线的重要步骤。
所谓“打通国际路线”，就是接通苏联，发展红军。
一天后，张国焘给中央回电，对中央决定向北发展的计划提出了疑问，他认为，川北在地形上并不利于我军行动，在给养方面不足，而且敌人已经洞悉了我军想要北上的意图。
张国焘提出的建议是向西或者向南发展：向西经过阿坝地区，可以进入甘肃和青海；向南可能进入雅安、名山乃至川西南。
中央认为张国焘的这两个方向并不适合，因为向西会进入少数民族的区域，民情风俗不同，并不利于发展；而向南则会进入四川腹地，这意味着要和川军进行持久的争夺。
中央在电报中建议张国焘来懋功，一起商议这个重大的问题。这就是著名的两河口会议的由来。
在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焘同意了中央的北上计划，他承认向西去阿坝地区，要经过一片草原地区，而且当时正是夏天雨季，行军会造成大量减员；而向南发展，敌人则非常容易调集兵力。
张国焘说“应决定在甘南建立根据地，至于怎样打，军委应做具体计划。”
北上的方针就这样定了下来，中央在会后拟定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关于向松潘前进的部署》和《关于松潘战役计划》三份文件，各部队也迅速展开了对北上计划的准备工作。
两河口会议正式确立了北上计划，其背靠西北，依托苏联，逐鹿中原的战略构想是非常大胆和明智的，这一点已经被后来的事实所证明。
苏联军事顾问李德在这方面却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他认为，红军背靠苏联，会给苏联造成麻烦，甚至危及苏联的安全。事实上，李德的这些考虑也是张国焘所担心的。
据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的说法，在两河口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向甘肃宁夏北进的计划后，曾补充说道，共产国际也曾来电，要我们靠近外蒙。张国焘立即发问：共产国际何时有这个指示？张闻天回答，在红军离开瑞金前，中央就收到共产国际的这份电报了。
张国焘的另一个担忧在于，以他多年在川陕根据地的经验来看，红军和地方军阀打仗是很有信心的，但和蒋介石的中央军打，则有些吃力。而此时，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胡宗南已经率部在北方堵截了。
6月16日和18日，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两次给中央发电，提出希望让张国焘来担任军委书记，朱德任前敌指挥，以解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
到7月10日，红一方面军已经按照计划进入了毛儿盖地区，逼近松潘，而红四方面军却一直按兵不动。
战场上兵贵神速，如果蒋介石知道了红军北上的意图，派胡宗南进行阻截，那么，整个松潘战役的计划都将落空。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急电张国焘：“分路迅速北上原则，早经确定……各部真能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
眼看张国焘还是迟迟不动，张闻天只好向中央提议，由张国焘来担任红军总政委，徐向前和陈昌浩分别担任前敌部队指挥和政委。这时，张国焘才开始着手指挥四方面军北进，实施攻打松潘的计划。
但是，四方面军很快又出现了各部队严重缺粮的情况，他们迟迟不能到达预定位置，而胡宗南则迅速率部进入松潘。就这样，松潘战役的计划只能被迫取消。
胡宗南敏捷的行动再次动摇了张国焘北上的决心，为了统一思路，中央于8月6日再次召开沙窝会议。
张闻天在沙窝会议上重申了两河口会议制定的北上计划的重要性，并且强调了争取西北，背靠苏联的重要性。
毛泽东也集中说明了背靠苏联的问题，他说西北是“统治阶级最薄弱的一环”，“苏联在这地区影响大”，“地理上靠近苏联，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军事上飞机大炮”也有利于挫败蒋介石的堡垒主义战术。
他认为，目前应该首先争取甘肃，然后派部队去新疆，“造飞机场、修兵工厂”。
而张国焘等人则认为，不管苏联援助与否，我们都应该把责任放在自己身上；不要把西边的少数民族看成一个困难等等。
张国焘此时显然已经改变了主意，不同意北上计划了，但由于他在中央不占多数，沙窝会议还是通过了张闻天的报告。
不久后，中央又召开了毛儿盖会议，这次会议正式确定了北上作战的具体步骤。张国焘无法改变中央的决定，便利用自己的职务和身份，对中央的部署百般掣肘。
8月底，中央指挥右路军攻克包座，成功打通了北上甘南的通道，红军的北上计划已经初见曙光。但张国焘却以“缺粮”和“河水大”等原因迟迟不动。
9月3日，他干脆直接下令，让左路军离开了原先的北上路线，向西往阿坝地区前进。到了9月8日，张国焘越过中央，直接给右路军前敌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发电，要求他们率领右路军掉头南下。
中央在得知张国焘的行动后，联名徐向前和陈昌浩一起给张国焘发去电报，劝说他阿坝绝非久留之地，北上再苦难，只要进入甘南就可以获得补充，即使去不了甘南，向青海、宁夏、新疆一带发展，也远远好过在西康发展。
张国焘收到联名电报后不为所动，依然坚持自己原来的计划，说四川的敌人（比胡宗南）好打。他成功地说服了陈昌浩，陈昌浩决定执行张国焘的南下命令。
中央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脱离右路军，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连夜北上。可以说，在1935年的9月上旬，红军经历了它历史上最为惊心动魄的一页。
然而，此时的红军还远未脱离危险的境地，未来依旧是前途未卜的。
中央单独北上时，只带了红一方面军的主力部队——一、三两个军（即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这两支部队的可战斗人员加起来不过4000多人，他们被改编成6个团，而实际上他们只相当于6个营。以如此少的兵力，显然无法完成北上建立川陕甘或者甘南根据地的原定任务。
彭德怀当时估计，此时我们的一个团只能对付蒋介石的一个营。换言之，当时红军的6个团，只够和蒋介石两个团的兵力作战。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了向北打到苏蒙边境的构想。他说：
“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应该在陕甘川创造苏区。但现在不同了，现在只有一方面军主力——一、三军，所以应该明白指出这个问题，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指导与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我们完全拒绝求人是不对的，我想是可以求人的……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这实在是万般无奈之下的决定。要知道，以目前的兵力，要想穿越偏远，荒凉，没有革命基础的广阔地带打到外蒙（此时他们在川甘边境），途中一定会经历无法想象的困难。
好在命运眷顾，中央在进入甘南哈达铺后，从一张报纸上得知我们在陕北还存在着一块苏区，可以作为落脚点。中央立即改变了北上苏蒙边境的原计划，一路杀向甘北，随后转入陕北，最终落下了脚。
1935年8月，在沙窝会议前后，共产国际七大也在莫斯科召开了，会议结束后，共产国际立刻就委派林育英（张浩）秘密回国，寻找正在北上的红军。
林育英这次回国，不仅带来了共产国际关于统一战线的新政策，还带来了共产国际关于红军应该努力向西北发展的建议。
这时候苏联已经做好了援助红军的前期准备，远东局军事代表弗雷德当时提出的援助路线有两条：一条是把物资从新疆运往甘肃西部，让红军到甘西来接收；另一条是从外蒙运到绥远地区的定远营（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巴彦浩特镇），让红军到绥远定远营来接收。
张闻天听到林育英带回来的消息后非常高兴，立即给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毛泽东等人写信，建议红军迅速准备通过宁夏靠近外蒙（走苏联人建议的第一条路）。
而毛泽东、彭德怀等人却不同意张闻天的看法，他毛泽东回电表示，他并不是不同意红军靠近外蒙，“我不同意的是时间与经路问题”。
他指出，红军目前首要的工作是必须在四个月内增加一万人；第二，他认为红军最好是走第二条路，即去定远营的这条路。他认为，红军需要花费6个月时间去准备和完成这两项任务。
毛泽东为什么要在六个月后才出发呢？首先，红军过去吃够了离开根据地的苦，也甚至离开根据地的危险；其次，经过和东北军的几次交手，红军收获了很大的胜利，初战就毙伤俘获了东北军6000多人，换句话说，打通国际路线此时已经没有那么迫切了。
在中央不久后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毛泽东为红军接下来的作战制定了一个“三步走”的计划：第一，在陕西扩大红军，巩固力量，准备东征；第二，东征山西，击破阎锡山部主力，进一步扩大红军，并与苏联取得通讯联络；第三，向北进入绥远，靠近外蒙和抗日前线。
这三个步骤的核心思想是：把打通苏联的任务和巩固、扩大苏区联系起来。而按照毛泽东的这个计划，打通苏联在第三步。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把扩大苏区作为了优先于打通苏联的中心任务。
1936年2月20日，红军发起了东征战役，在此后75天的时间里，红军筹银30万，扩大兵员8000多人，战果之丰富，出乎了很多人意料。
然而，阎锡山在这种情况下也被迫做出了“引狼入室”的无奈决定——他向蒋介石发出了求援信号。而蒋介石则趁机让汤恩伯的30个团进入山西，并命令张学良和杨虎城迅速向陕北推进，切断了陕北和关中的联系。此时，红军留在陕北的兵力只有4个团和几个独立营，东征部队于是在5月迅速撤回陕北。
在这个时期，发生了一个几乎所有人都没有预料的情况：张学良和中央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随后，杨虎城、高桂滋也和中央取得了联系。
也就是说，一个建立“西北大联合”，向西发展，通过宁夏进入绥远，打通国际路线的方案慢慢孕育出来了。
5月8日，毛泽东明确提出，今后我们将以“为西北国防政府斗争”为主要任务，实行以兰州为大本营的“西北大联合计划”。
10天后，中央制定了《西征战役计划》，进一步明确了全力向西发展，相机夺取宁夏，打通苏联的战略任务。
此时的中央红军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已经拥有了近两万人的部队，外部还有了张学良等人的策应，条件相比从前无疑是大大变好了。但随着国民党军队渡过黄河进入陕北，红军的作战压力却大了很多。如何将还在西南的四方面军争取过来，就成了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
早在1936年2月，林育英在中央的建议下，向张国焘发去电报，说明了苏联的援助意图，并要求他们设法北上。此后中央又多次致电，劝告张国焘北上。而张国焘在西南经历了一系列的失败后，在朱德、刘伯承、贺龙、徐向前等人的劝说下，最终同意了二、四方面军一起北上的计划。
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后，胡宗南率领的中央军迅速跟进，为了防止被合围，中央被迫改变原来等到12月黄河结冰后再渡河的计划，提前了进行宁夏战役的时间。
10月3日，四方面军刚刚制定下的北进战役计划不慎遗失，被胡宗南部获得，张国焘只好下令星夜兼程与红一方面军会合，并以四方面军主力向黄河东岸前进，抢占渡口，争取渡河，以免和胡宗南的部队发生正面决战。
到10月中旬，四方面先头部队抵达黄河东岸，并做好了渡河的准备。蒋介石则亲赴西安督战，要求国军务必在黄河东岸聚歼红军，决不能让红军渡河。
由于长途跋涉，二、四方面军已经非常疲惫，任弼时更是向中央报告，二方面军实际上已经基本处于丧失战斗力的状态了。而国民党军队在蒋介石的部署下，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向二、四方面军所在地区展开猛攻，迅速占领了二、四方面军的大片阵地。
在这种情况下，朱德和张国焘只好下令四方面军30军立即渡河，9军跟进，不久后，四方面军前线指挥部也过了河。
渡河之后，中央要求30军占领永登，9军准备袭取定远营，接通苏联。但徐向前、陈昌浩认为仅以9军一军的兵力很难夺取定远营，朱德、张国焘便建议让31军也迅速过河。
不久后，中央给朱德、张国焘发电说，目前的方针是“先打胡敌，后攻宁夏，否则攻宁不可能。”中央要求停止31军渡河，留在河东和大部队一起与胡宗南部作战。
中央在发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中说明了他们此时的困境：在胡宗南70个团的合力猛攻下，红军已经被放置到了南北夹击的险境中，所以不得不在一部分红军已经渡河的情况下，下令停止渡河，转头打击追击之敌。
然而，到了10月30日，胡宗南的先头部队已经抵达河东拉打池一带，奉命在河东看守渡船的红5军被迫西渡。随后，胡宗南的部队一路推进，占领了靖远附近的河岸，红军河东、河西的部队至此被切成了两半。
在重兵围困之下，河东红军再度渡河，夺取宁夏已经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
此时的河东红军，包括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第4军、第31军。原来只有红一方面军的时候，中央就已经感觉到在陕甘宁发展的困难了。
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记录过一段中央发给他的电报：
（陕甘宁）各县论地情则山多，沟深林稀，水缺土质松，人户少，交通运输不便，不宜大部队运动。人口总数只有40余万，苏区内当红军的已超过3万，物产一般贫乏，农产除小米外，小麦及杂粮均缺，不能供给大军久驻。
他们被压缩在贫瘠的狭窄区域，时间一长势必难以坚持。
在这样的背景下，11月13日，毛泽东提出，现在应该考虑调集红军全部南下，然后再根据情况东进山西，或者一直南下到河南、湖北，做好在外线长途征战一年的准备，最后再设法返回西北地区。也就是说，为了生存，红军不得不进行第二次长征。
11月15日，中央向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张学良等人通报了红军南下命令后，张学良则力劝红军留在原地，“熬过一、二个月”，西北局势定有变化。
中央因此推行了新计划的执行，命令李富春、李维汉等人仅仅筹措一个月的军粮。中央同时电令西路军（由已经渡河的红5、9、30军组成，还有骑兵师、妇女独立团等，共计21800人）停止西进，留在甘西建立根据地，保持回渡黄河的可能，并牵制甘北敌军。
张学良所指的西北局势定有变化指的是什么呢？当时蒋介石有意在绥远与日军作战，张学良多次劝蒋希望能率领东北军去绥远参加抗战，并反对继续在西北剿共。张学良多次劝说无效，最终于12月12日发起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基本达成，红军又在西北安下了脚，南下内地的计划自然就被取消了。
西路军过河后有几个方向，第一是回渡黄河，与大部队会合；第二是向北打到绥远地区的定远营，接受苏联的军事援助；第三是向西去新疆，接受苏联援助；第四是停在原地建立甘西根据地，策应河东红军。
其中，回渡黄河与大部队会合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这意味着无法获得苏联的援助。
向北打到定远营此时已经不可能，因为在5月的时候日军就唆使德王率伪蒙军多次进犯绥远，到了10月中旬，伪蒙军又多次和绥远傅作义的部队发生冲突。苏联不想激化于日军的冲突，在11月3日给中央发电，指出定远营路线已经行不通，“我们正在研究经过新疆提供跟援助的方法。”
也就是说，目前只剩下西去新疆，和留在原地建立根据地两个方向。
由于担心西路军过早去往新疆，苏联“准备不及”，中央于11月18日给西路军发电，命令他们停止西进，留在甘西建立根据地，保持回渡黄河的可能，并牵制甘北敌军。
徐向前回忆，对于停下来建立根据地，陈昌浩“蛮有把握，劲头十足”，但他却“百思不得其解”。因为几天前的古浪战役已经让第9军损失了2000多人，9军元气大伤。而5军兵力薄弱，实际不足一个师，剩下的之后30军有战斗力。
当时陈昌浩认为“马家军被我们基本击溃”，认为留在原地建立根据地不成问题，而徐向前去认为，此地“人烟稀少，村庄零落，大路两旁尽是荒凉的戈壁滩，极利于敌人的骑兵运动”，而他们在此地又没有工作基础，民情也不了解，所以很难持久立足，与敌周旋。
李先念此时对陈昌浩留在原地建立根据地的打算也非常不满，他曾来到指挥部对陈昌浩说：“这里东不东，西不西，等着挨打怎么行？要往东我打先锋，要往西我也打先锋。”换来的却只是陈昌浩的一句：“你懂什么？多嘴！”
直到12月6日，中央才接到了共产国际的关于新疆援助的具体答复，于是中央通知西路军可以西进。但仅仅几天之后，西安事变就爆发了，何应钦率部进抵潼关，“西安会战”一触即发。为了保证西安侧后方的安全，中央和张学良都提出希望西路军能东返，执行牵制马家军和毛炳文部，策应河东部队。
西路军立刻就东进问题展开了讨论，大部分人认为东进比西进的难度大，因为马家军的主力集中在东面，西路军东进则势必与马家军展开决战，而且放弃河西走廊也不利于将来打通苏联。
徐向前认为，应该如实向中央汇报这一情况，但同时也应该做好东进的准备。收到中央的答复后，西路军回电明确表示“坚决执行中央决定，准备东返”。
但就在西路军准备调兵东返的时候，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既然形势已经缓和，那么西路军的首要任务又成了打通苏联。12月底，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再次西进。
马家军发现西路军西进后，调集兵力全力追击。这时候已经到了37年1月，张学良送蒋回南京后被扣，蒋介石调集40个师进逼西安，河东的局势又变得紧张了起来。这时候西路军被要求停止西进，在甘州、肃州建立根据地。
西路军希望中央可以派4军、31军支援他们，和他们一起东西夹击马家军，但河东的形势却不容中央分出兵力支援他们。
西路军执行命令，在临泽、高台一带停了下来，1月16日起，中央连续来电，指示西路军准备东进。但随着马家军攻占高台，无论是东进、西进、或者停在原地，实际上都成了不可能的事情。
西路军，这支光荣的部队最终在永远地停在了河西走廊。
徐向前元帅晚年在回忆录中写道：
“（西路军）全军指战员处在孤军外线作战地位，为完成中央赋予的战斗任务，冒白刃，餐风雪，慷慨悲歌，视死如归，表现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英雄气概和高度组织纪律性……”
“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奉中央的命令、指示行动的。广大指战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披坚执锐，喋血奋战，历时近5个月之久。先后消灭马家军2万5千余人，在战略上起到了有力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作用，对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实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西路军失败后，残部分成三个支队，王树声、张荣、李先念各带领一支辗转突围，最后只有李先念带领的支队在风雪中转战40多天，一路历经千辛万苦，克服种种困难，最终抵达了新疆星星峡。
当时负责在星星峡接应李先念部的是陈云、滕代远等人，在苏联国防部长的建议下，这支数百人的部队被编成一个“新兵营”，分别在苏联教官的培训下，学习了汽车、装甲车、炮兵、无线电、空军飞行和维修、情报、军医等专业。他们最终成为了我军中的特种技术人才。
西路军的失败，是我军历史上一次巨大的，难以弥补的损失。由于西路军失败，苏联只好把准备好了的大批武器交给了盛世才的部队。据滕代远在《忆由苏赴新迎接西路军》一文中的回忆，陈云前往新疆前，斯大林曾专门接见了他，表示红军想要什么，苏联都可以尽量满足（千吨以上的物资），在重武器方面至少可以提供90辆坦克和90门大炮。如果西路军真的接收到这批装备，战局的发展会是怎样？
徐向前说：“那就不但是策应河东局势的问题，对整个抗战的进程，亦必将发生积极的影响。八路军就不止编制3个师。盛世才后来也不一定敢叛变，叛变了我们可以立即出兵收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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