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此时新中国刚刚成立，而这一年的12月2日，又恰好是斯大林的70岁生日。
主席和中央经过慎重考虑，打算在斯大林的生日前夕，由本人亲自率领代表团去苏联访问，一方面为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打开外交局面，另一方面也算是为斯大林贺寿了。
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主席即将率领代表团前往苏联访问前夕，北京的反特监听电台就从一个异常电讯信号中，破译出来这样一条信息：毛泽东定于12月1日访苏，0409。
这一则电讯虽然只有短短一句话，却让监听站的人员们直冒冷汗，如临大敌！
当时蒋氏虽然已经败退至台湾省，但在败退之前留下了人数众多的潜伏人员，以至于当时的斗争形势十分复杂，敌特活动十分频繁。
可即使是这样的背景下，敌特竟然在毛主席动身之前，就掌握到毛主席即将出访苏联的消息，甚至还精确到了具体的日期，依然让当时辛苦破译的工作人员感到震惊不已。
意识到事情严重性的监听站领导不敢怠慢，立刻将这一重要消息上报，很快，相关的电文就出现在了毛主席的办公桌上。
毛主席在看过破译出来的电文之后，当即用毛笔龙飞凤舞地做出了批示：
公安部：在我回国之前镇压这个反革命！
由于当时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去了外地进行铁路沿线的镇反工作，公安部的工作暂时由副部长杨奇清负责。
杨奇清是1921年就跟随彭德怀老总参加平江起义的老革命，他不但在战场上作战勇敢，同时也在保卫党中央的工作岗位上干了很多年，是政治可靠、能力出众的新中国公安系统奠基人之一。
他在收到毛主席签发的文件之后，立刻抽调了当时公安系统的精英人员召开会议，在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并且明确指出了揪出这个代号为“0409”的敌特的重要性。而且为了尽快揪出这个“0409”，杨奇清还特意调来了公安部一局一处侦查科长曹纯之。
曹纯之在当时有着“一堵墙”的外号，只要有他在，再狡猾的犯罪份子也插翅难逃。在接到杨奇清的命令之后，曹纯之立刻投入到了揪出敌特“0409”的工作当中。
然而这个“0409”十分狡猾，他不但发报的时间很短很隐蔽，在其他方面也十分懂得隐藏自己。
公安部的同志们除了从破译电文的角度，推测出“0409”这个代号可能是“郭、国、顾、巩”这四个姓氏之外，几乎没有任何有用的线索。
在曹纯之的要求下，公安部门对北京这四个姓氏的人进行排查之后，却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
眼看唯一一个可能的线索就这么断了，曹纯之和同志们心里都很焦急，都在想方设法的找到新的突破口。
而曹纯之不愧是破案的行家里手，他在一番思量之后，立刻想到敌特之所以肯冒险潜伏在北京，败退到台湾省的蒋氏肯定得花不少钱，才能维持他们的忠诚。于是曹纯之立刻带领同志们调整思路，开始对北京的外来汇款进行排查，然而却依旧一无所获。
这时候杨奇清又想，既然不在北京，会不会是在天津呢？
天津不但在地理上离北京很近，而且由于历史原因，当时天津的社会情况也是龙蛇混杂，很明显是一个非常合适掩人耳目的地方。
于是杨奇清当即要求曹纯之带人赶往天津，对天津的外来大额汇款进行排查。
曹纯之接到命令之后，迅速赶往天津可以兑汇的银行进行排查，果然发现了一家名为“北京新侨贸易股份有限公司”的小公司，在短期内就两次接收到了来自香港的大额汇款，而且这家公司的老板计艾琳，也是一个身份背景十分隐晦不明的人。
曹纯之和公安部的同志们在确认到这一条线索之后，立刻派人对这个计艾琳进行社会背景调查，同时仔细梳理她的人际关系。
很快，一个重要的嫌疑人就出现在了曹纯之和公安部同志们的视线当中；他就是计艾琳的弟弟计旭。
公安部的同志们通过隐蔽手段取得计旭的照片之后，通过拿给已经被抓获的敌特辨认得知，这个计旭本名叫计兆祥，原来就是反动派军统的特务。
这个计兆祥十分阴险，他的住处就在紧邻天安门的南池子九道湾7号，离党中央的办公地点十分接近。为了不打草惊蛇，曹纯之和公安部的同志们立刻对计兆祥进行全面布控监视，同时调动监听站的同志们对计兆祥进行监听，力图尽快找出计兆祥隐藏的发报的地点。
由于这个时候毛主席已经准备乘火车前往苏联，杨奇清为了确保铁路沿线的安全，将亲自带队陪同毛主席出发。而对“0409”计兆祥的侦捕工作，开始由当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的李克农接手。
李克农上将不但是1926年就入党的老党员，同时也是搞隐蔽谍报工作的行家里手。早在1929年的时候，他就经中央批准经组织批准考入国民党上海无线电管理局，通过局长徐恩曾获得了许多重要情报。
而且到了1930年，李克农更是打入了国民党“CC”特务组织管理层，成为了很多国民党特务的顶头上司。
李克农在听取了曹纯之对“0409”的案情汇报之后，当即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趁“0409”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暴露，干脆趁伟人离京的这段时间来个“放长线钓大鱼”！先不惊动计兆祥，而是通过监控电力使用情况的方式找到他的发报地点，然后对其发报的电文全部进行破译，将“0409”这条线上所有的敌特引出来，一网打尽！
根据电力使用波动情况，公安部的同志们很快确定了计兆祥的发布地点正是他的家里。
而监听站的同志们通过对计兆祥的监听，也很快就截获解密了一个重要电文，1950年1月计兆祥在电文里提到了一个名为“东北技术纵队”的组织，同时还提到了会有两名来自保密局的反动特派员，会在哈尔滨附近通过空降的方式，去指导所谓的“东北技术纵队”，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
李克农和公安部的领导们在得知这一重要信息之后，立刻派曹纯之和成润之带人前往哈尔滨市，调动当地警方配合，等待抓捕这两名保密局的高级特务。
在经过长达数天的等待之后，一架来历不明的飞机果然出现在了哈尔滨市的郊外，在来回盘旋了一阵之后，从飞机上放出了两名跳伞人员。
然而飞机上的飞行员和两名跳伞的特务不知道的是，他们的一举一动其实早已被公安部门监控，这两名高级特务刚一落地，就立刻被等待已久的公安干警生擒活捉了。
在抓到这两名高级特务之后，曹纯之和哈尔滨市的公安干警们立刻连夜对他们展开审讯，力图尽快从他们嘴里得知，反动派原定的下一步计划和目标。
这两个高级特务在被抓之后也没有顽抗多久，很快就招认了他们保密局杀手的身份。
原来这两个人一个叫张大平，一个叫于冠群，他们都是经过爆破和暗杀特训的专业杀手，这次受反动派保密局的指使到东北，正是要在第二天早上8点，到松花江饭店与所谓的“东北技术纵队”接头，由他们配合“东北技术纵队”的人，趁毛主席回国时展开暗杀行动。
曹纯之和哈尔滨公安部门的同志们在了解到敌人的计划之后，经过一番讨论当即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由曹纯之假扮张大平，带人前往松花江饭店与“东北技术纵队”接头，顺势将所谓的“东北技术纵队”揪出来一网打尽。
在仔细敲定了各项细节之后，曹纯之不顾一夜的辛劳，第二天一早假扮“张大平”赶到松花江饭店，见到了“东北技术纵队”的司令马耐。
在对上各种接头暗号之后，马耐主动向曹纯之假扮的“张大平”汇报了他们谋害毛主席的计划。
原来马耐和他的的所谓“东北技术纵队”，在接收到北京“0409”计兆祥的指示后，准备在毛主席的专列到达哈尔滨之后，计划在满洲里、哈尔滨、长春三处险要地形，对毛主席的专列发动袭击行动。
在马耐等人的“周密”计划当中，他们将兵分三路进行行动：一路人马用炸山体等方式从正面进攻毛主席的专列；一路人马从专列后方发起进攻，防止专列上的人突围逃生；而第三路人马则在援军到来的必经之路上进行破坏，阻击可能救援专列的部队。
他们甚至还计划好了谋害毛主席之后，躲到长白山地区去，等待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时再出来迎接蒋氏的部队。
假扮张大平的曹纯之听了马耐的汇报之后，假装对他们的计划极为满意，虚与委蛇地夸奖了马耐两句，话锋一转说：“你们的想法很好，计划做的也很周密，上峰一定会大大的赏赐你们的！你带了参加这次行动的人员名单没有？我要报告上峰替你们请赏！”
马耐一听有赏赐，当时就乐的眉开眼笑，连声说：“带来了！带来了！还请特派员提携兄弟们共同进步！”
说着马耐就从怀了掏出一份名册，递给曹纯之假扮的“张大平”。曹纯之接过名单后翻看了一下，上面果然整整齐齐的记录了所谓“东北技术纵队”170多个人的名单和职务。
于是他笑了笑说：“老马你的这份功劳很大呀！不如这就跟我去领赏去吧！”
马耐到这时候还没反应过来，喜滋滋地问：“多谢特派员提携！敢问去哪里领赏？”
已经拿到名单的曹纯之也不再跟他虚与委蛇，冷笑一声直接用手枪抵着他的脑袋说：“哈尔滨公安局！”
马耐至此才知道自己和所谓“东北技术纵队”的阴谋已经全部败露，只好在目瞪口呆中，被曹纯之和哈尔滨公安部门逮捕。
曹纯之在和哈尔滨警方一起将“东北技术纵队”连根拔起之后，立刻就赶回了北京。
李克农上将在听取了曹纯之的报告之后，敏锐的感觉到已经是时候收网拔掉代号“0409”的计兆祥这个潜伏在中央门口的“钉子”了。
在1950年2月26日下午，曹纯之在李克农“只抓捕计兆祥一人”的指示下，带人突击抓捕了计兆祥，并且顺利的从计兆祥家天花板的牡丹图下，搜出了他用来向敌人发报的电台。
而计兆祥被抓之后，面对公安部拿出如山般的铁证，也很快承认了自己就是代号“0409”的潜伏特务。
根据计兆祥的交代，他在1948年初从北平特警学校毕业之后，就加入了国民党的情报部门。
1948年年底北京被解放军包围之前，计兆祥受军统特务头目陈恭澍指派，留在北京潜伏，后被任命为“北平潜伏台台长”，从此开始死心塌地为国民党特务机关服务。
1949年解放军攻入南京之后，计兆祥改归保密局领导，继续在北京展开秘密破坏活动。
由于计兆祥所在的位置特殊，接触的信息敏感，从1949年2月到1950年2月底被捕，计兆祥竟然向保密局的敌特发报200多次，电文的总字数也达到了3万字以上，对新中国的建设工作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比如在1949年5月份，国民党反动派根据计兆祥提供的情报坐标，国民党反动派派出6架B-24型轰炸机对北平南苑机场进行了轰炸，在这次的轰炸中，反动派投下炸弹30枚，炸毁我军飞机4架，并炸死炸伤了机场工作人员24人。
计兆祥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是罪大恶极，理应受到严惩。在公安部门强有力的证据面前，计兆祥本人也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1950年6月，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依法对计兆祥判处了死刑，执行枪决。
“0409”计兆祥案因为潜伏的位置特殊，对新中国的建设破坏大，也一直被称之为新中国间谍第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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