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毛主席到安徽视察工作时说“高敬亭不该杀。中央发电叫不杀，他们不听，还是杀了。”

1939年6月，时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的高敬亭被处决，年仅32岁。临刑前，高敬亭留给妻子史玉清一封信“我觉得革命才有出路……”回顾高敬亭32年的短暂人生，他无疑是革命的，但也充满了“矛盾”：有大功，也有大过；在肃反中错杀过不少同志，最终也被错杀。

对于处决高敬亭，有人支持，有人反对。表示支持的，多数是亲历过肃反运动的同志，他们对于高敬亭在肃反运动中的严酷手段甚为不满。同时，高敬亭在个人做派上也有些霸道，和上级多次产生冲突，抗命不遵。

而表示反对的，则站在全局高度，认为高敬亭在困难时期对壮大革命队伍有重大贡献，保存了成建制的红28军。在1977年的《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中提到“虽在四支队工作期间犯有严重错误，但是可以教育的，处死高敬亭同志是错误的。”不难看出，中央认为高敬亭确实在工作中犯有严重的错误，但他罪不至死。

那么高敬亭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高敬亭其人

1907年，高敬亭出生于今河南新县的一个贫农家庭。1927年黄麻起义爆发，20岁的高敬亭在家乡加入红军。1929年，高敬亭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高敬亭在“以革命继续革命，以革命发展革命”的战略指导下，积极投身鄂豫皖苏区的创建斗争工作，表现突出。1931年，高敬亭当选鄂豫皖苏区政府主席，成为鄂豫皖苏区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同期张国焘来到鄂豫皖苏区，将肃反运动扩大化，对苏区造成很大损失。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开始西征，高敬亭继续留在鄂豫皖根据地，担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政委一职。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主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进行长征，此时高敬亭再次留守鄂豫皖根据地。1935年1月，高敬亭重建红28军，担任政治委员，在异常困难的环境中开展了三年游击战争。

1938年，红28军与豫南红军游击支队组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出任支队司令员，率领队伍开赴抗日前线，多次与日寇、敌伪、土匪激战，立下不小战功。不过就在他担任四支队司令员期间，也犯下不少严重错误。

高敬亭的严重错误

高敬亭的错误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治军不严，部下叛逃。1939年5月20日，新四军第四支队第7团团长杨克志、团政委曹玉福率部叛逃投靠国民党桂系，并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反动言论，造成极为恶劣影响。第七团是四支队的主力团，高敬亭作为杨克志和曹玉福的直接领导，难辞其咎。

据新四军老战士杨克荣回忆说，杨克志的投敌和他生活作风腐化堕落有很大关系。杨克志和曹玉福是高敬亭的亲信，高敬亭对他们多有照顾，特别是物资配给方面，有别于其他下属。杨克志在手头阔绰后，理想信念丧失，生活腐化堕落，最终走上绝路。

杨、曹投敌事件可以说是促成高敬亭被杀的导火索。其实在杨克志、曹玉福率部投敌前，第8团团长周骏鸣、团政委林恺便多次向中央要求脱离四支队。不久，新四军在全军范围内开展整肃杨、曹活动，许多四支队指战员检举高敬亭的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做派从中不难看出高敬亭确实存在治军不严、亲疏有别等不良现象，影响了四支队的发展和内部团结。

第二，抗命不遵，抵制东进。国民党丢失徐州后，党中央迅速指示新四军抓住时机，向东部安徽境内的广大平原地区挺进发展，在大别山的高敬亭的四支队是先头主力部队。

不过习惯于在大别山区作战的高敬亭对前往平原地区作战有不小的抵触心理。因为高敬亭在担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之前，一直率部在大别山山区进行游击战争，打得得心应手、有声有色，不适应在一马平川、河网纵横的平原地区作战，顾虑重重。因此对于军部的指令，高敬亭一直拖着不办，高敬亭甚至还认为军部此举会限制四支队的发展。

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非常无奈，只能先做通第8团周骏鸣的工作。但高敬亭却带着四支队其余部队徘徊不前，在驻地收编土匪和扩大部队，并希望在背靠大别山的桐城、庐江一带开辟根据地。

高敬亭此举引起项英和张云逸的极度不满。项英在发往中央的电报中称“（高敬亭）自己不愿东进，亦不能派队伍随张（云逸）行动，争取可能极少”、“高敬亭显然进步极慢，对东进至今怀疑，对执行党的路线可说极差。”高敬亭抵制东进的举动俨然已经上升到路线错误的高度。

叶挺

新四军军长叶挺认为对于高敬亭应尽量教育挽救，他决定亲自前往四支队做工作。1939年5月初，叶挺一行到达四支队驻地。在干部会上，叶挺明确传达了党中央和新四军军部有关东进的指示，要求四支队广大指战员站在思想政治上的高度去看待东进命令，认识东进的重大战略意义。

叶挺要求四支队指战员进行表态。高敬亭及四支队其他指战员在会上表示支持东进，并在叶挺的指挥下挥师东进。不过这只是表面同意，叶挺前脚刚走，高敬亭就下令第7、9团停止东进，原地待命。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在抗战期间高敬亭多次抗命不遵，抵制东进，这无疑是极为严重的错误。不过当时高敬亭手下的部队有5000人之众，对其应该谨慎处理。不过由于高敬亭在肃反期间的严酷表现，同新四军上级的不和，最终促成了其悲剧。

同上级不和最终促成了悲剧

高敬亭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延续了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进行的“肃反运动”，冤杀错杀了不少同志。虽然在红28军的重建工作中，高敬亭贡献突出，却也养成了霸道的行事风格。

1937年9月7日，与党中央“失去联系”长达三年的高敬亭收到原红四方面军干部郑位三、徐海东等人的来信，立即向党中央回复长信，汇报红28军三年游击战争的工作，并迫切要求中央委派一名同志前来负责主持工作，回归组织。

周恩来及新四军主要领导

中央原定郑位三担任政委、萧望东任政治部主任，不过高敬亭一改此前态度，拒绝郑位三等人的任职，并向中央点名调戴季英前来赴任。中央顾全大局，同意了高敬亭的意见。1938年2月，戴季英从延安前往高敬亭部赴任。

高敬亭之所以点名戴季英，是因为两人有许多共通之处。戴季英在红25军时，曾担任高敬亭的上级，两人比较熟悉。更重要的是，戴季英到达陕北后，在根据地大搞肃反运动，和他都是“肃反”老手。而戴季英当时正在延安反省肃反错误，高敬亭认为这是在帮老上级一把。

引自头条百科

高敬亭以为两人脾气相投，相处起来应该没啥问题，不过没想到戴季英却很快和他产生冲突。高敬亭流露出想留在大别山的想法，而戴季英却坚决要求高敬亭迅速东进安徽合肥以东敌后抗战，两人关系很快闹僵，形如水火。

杨克志、曹玉福投敌后，高敬亭旋即被捕，全军展开对高敬亭的批判活动。由于高敬亭在肃反期间手段严酷，同上下级之间关系不和，几乎没有人站出来为其说话。最终在一个月后，高敬亭被下令处决，开除党籍。

平反

1943年，毛主席在延安约见了高敬亭的老部下周骏鸣。毛主席说问周骏鸣“高敬亭不枪毙，送来延安学习好不好？”周骏鸣默然不语。可见，对于当年处决高敬亭，从中央到新四军，都认为有些操之过急。

1953年，毛主席视察安徽时听到有些地方领导反映高敬亭当年在大别山群众工作做得很好，当地群众仍然很怀念他。毛主席沉思片刻说“高敬亭不该杀。中央发电叫不杀，他们不听，还是杀了。”

不过由于高敬亭确实存在抵制东进等严重错误，想要平反并非易事。直到1975年，眼看毛主席身体每况愈下，高敬亭的女儿高凤英向毛主席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长信，要求中央为其父平反。

毛主席阅信后，批示汪东兴调查高敬亭一事。汪东兴在调查报告中说，未见中央有批示枪决高敬亭的电报。只有项英发来中央的电文“白崇禧电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毛主席随即批示，要求中央军委重新讨论高敬亭一事，并认为主要责任在项英。毛泽东的批示对高敬亭的最终平反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77年，解放军总政治部正式发出《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为高敬亭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