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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79年,全国供销总社副主任程宏毅去博古之子秦铁家慰问,看到了一张三人合照。
秦铁告诉程宏毅,这张合照原本应当是4个人,而自己的父亲博古的位置变成了一块门板。
他希望能够得到程宏毅的帮助,将照片修改过来。
这张照片是怎么回事?博古的位置为何会被改成门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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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年轻领导
博古于1907年在江苏无锡出生,原名秦邦宪。
博古是他在苏联留学的时候取的俄文名字,全称博古诺夫,之后他就用博古做笔名了。
19世纪20年代,博古接触到了一些进步刊物,让他意识到了唯有革命才可以救中国。
于是他加入了一些社团,寻求救国救民的方法。
五卅惨案之后,上海工人举行了反抗斗争,当时博古染上了非常严重的肺病,身体十分虚弱。
尽管如此,他还是投入了各种对于上海工人的支援活动,他说“国之将亡,焉顾我身。”
在早期斗争中,博古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理想,并在1925年加入了共产党。
他开始在上海主管宣传活动,走到工人群众中间鼓动他们,因此,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将博古派往苏联去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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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苏联有一个学派叫德波林学派,这个学派是以领袖级哲学家德波林为主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组成,在整个苏联影响都非常广泛。
这一派主要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而不是进行实践研究。
所以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重理论、轻实际的倾向,渐渐地就会有一些脱离实际。
博古就受到了这一学派的深刻影响。
博古在苏联时学习成绩很好,对俄文非常精通,1928年到红色教授学院之后,他就开始用博古的笔名去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了。
他非常重视理论的学习,认为只有精通了各种理论,才能更好地用理论去指导实际。
这种想法本身没有错,但是他却选择了对具体实践研究不足的德波林学派。
后来博古也说,当时自己并没有建立起无产阶级的宇宙观,觉得只要学好马克思主义就能救中国,后来又受到德波林学派的影响,一结合就变成了教条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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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5月,博古结束了留学生涯回到中国,主要进行宣传方面的工作。
博古刚刚回来的时候,党中央正被某些思想主义影响着,博古等人看到了这样的危害。
但是博古并没有直击要害,没有从实际情况考虑陈述其危害,而是拿出了从苏联学来的理论,跟对方展开了学术讨论。
他们辩赢了,但是这不过是用外国的教条来代替国内的教条,本质上依旧是脱离实际的,这后来也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危害。
辩论胜利之后,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思想占据了主要地位。
王明去莫斯科之后,就由博古接任其领导位置,这一年,博古24岁。
九一八事变之后,博古没能认识到形势发生的新变化,继续闭门造车,不去联系实际情况。
他让红军去攻打大城市,在白区实行罢工、武装暴动、集会等等。
但是大城市是国民党力量比较集中的地方,博古领导的城市暴动最终以失败告终,还让党在白区的力量损失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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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临时中央迁到了瑞金,博古开始全面主持党的工作,他的左倾思想贯彻了整个根据地。
不过这段时间博古并非毫无建树。
他坚决主张土地革命,主张对抗蒋介石,还意识到了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的重要性。
他将工作重心放在了扩大红军上,时刻准备与反动派进行武装斗争。
为此他主张进行土地革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来发动群众参与革命。
博古还意识到,如今的革命形势还不适合直接消灭资产阶级。
所以从1933年开始,博古制定了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促进了手工业和工业的恢复,给在前线的红军提供了强大的后勤保障。
只不过更擅长理论工作的博古,在军事斗争和军事指挥上并不擅长,不懂得如何用理论联系实际,他的左倾思想最终导致了反围剿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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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交权
红军只能进行转移,但这个时候的领导层依旧是博古、李德,左倾思想并没有被消除。
所以在长征最初的一段时间内,红军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时相当惨烈,湘江战役结束之后,红军减员超过了一半。
博古认为李德是有水平的,但是李德其实跟博古一样,也是纸上谈兵的,不顾实际情况。
广昌会战、湘江战役里都有李德的身影。
红军已经到了生死攸关的地步,内部对于博古等人左倾思想的不满也在增长。
一连串的严重失利让博古对自己也产生了怀疑,他反思了自己的做法,但是依旧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于是博古跟周总理进行了商议,在毛主席等人的努力之下,党中央决定开一个会议总结斗争失利的原因,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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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议上,博古重点做了关于反围剿失利的报告,检讨了自己在军事上的错误,但是他也找了许多客观因素来为自己进行辩护。
他的报告遭到了大家的批评,经过讨论,博古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军事路线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会议最终决定取消三人团,在接下来的长征路上由毛主席、周总理和朱老总做军事指挥。
博古对这一决定表示没有意见,他唯一的顾虑就是,要将领导权转移一事报告给共产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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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长征之路困难重重,但红军在毛主席等人的带领下冲破了封锁线。
博古充分意识到了自己与毛主席在军事才能上的巨大差距,开始坚定地站在主席身边,维护党的团结与统一。
长征胜利结束之后,博古在陕北苏区主要负责根据地建设,后来又主管外交,并且与周总理一起去西安谈判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通过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博古开始反思自己之前那段时间的各种问题,最终意识到这并不仅仅是军事指挥上的不足,更是政治路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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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反思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博古一面与国民党方面进行谈判,一面领导着长江局和南方局的工作,1940年的时候重新回到延安。
不久之后,国民党制造了皖南事变,对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
而且这个时候日本又对各地发起了扫荡,再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根据地的建设出现了严重困难。
为了渡过难关,中共中央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对新闻工作也作出了新的要求。
当时由于交流沟通不畅,抗日根据地的一些报纸没能很好的理解中央的意思,导致中央和地方的宣传出现了一些差别。
所以创立一个充满战斗力量的党的报刊十分重要,中央决定将《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合并,创立了《解放日报》,由博古担任第一任报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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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社人少,工作量大,博古号召大家团结协作,不论什么岗位都要积极为报社进行新闻采写。
博古以身作则,多次去撰写新闻报道。
《解放日报》真正成为了党的舆论阵地,博古为此撰写了许多闪耀着思想光芒的文章,细数日军暴行,宣扬全民抗日。
短短5年的时间,新华社就组建了40多个分社,有了3万多名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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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中共七大,博古做了长篇的发言,深刻的反思了自己当年的路线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巨大损失。
没有顾及中国的实际情况,硬搬苏联经验,最终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博古认为自己要负全部的责任。
至此,博古彻底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成为了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之后他将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革命中,化身工作狂,希望能够尽可能弥补自己当年的过失。
由于过于废寝忘食,博古甚至连自己儿子的名字都忘了,在给二儿子取名的时候,取了跟老大一样的名字。
所以博古的两个儿子名字都叫秦钢,家里人后来只能用大秦钢和小秦钢来区分。
1946年,博古在返回延安的途中,由于天气恶劣,遭遇空难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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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合照
秦铁是博古的三儿子,一次,他在北京一家报纸上看到了一张令他不解的照片。
照片上是毛主席、周总理和朱老总的合照,除了秦铁以外可能没人能发现照片有问题。
这张照片上原本应该是4个人,自己的父亲博古也应该在画面中,但是出版社刊登的照片上父亲站的位置却是一块门板。
于是他打电话给报社,要求对方将照片修改回来,但是报社拒绝了这个要求,并且表示他们的照片是绝对没有出错的。
这一点秦铁不能接受,因为他家中是有这张原始的照片的,照片是不是错的,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但是出版社坚持认为照片没错,这让秦铁也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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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秦铁的母亲去世,中央派程宏毅来家中慰问,询问秦铁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
这时秦铁拿出了这张四人合照和被改动的三人照,交给程宏毅。
他没有什么物质上的需求,只希望出版社能够修改这个错误。
程宏毅见到两张照片也是皱眉不已,当即表示去向党中央反映,中央经过鉴定,确认三人照是被篡改的。
后来出版社的编辑解释说,之所以用三人照,是因为当时毛主席、周总理和朱老总都是中央的核心领导,并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但博古当时也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修改照片的做法实在是有违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
后来为了表示修改错误的决心,北京各大博物馆都将4人照的原版做成巨幅照片陈列其中,出版社还出了一张大的4人照,专程上门来给秦铁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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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张丽红.我的父亲博古——秦铁访谈录.红广角,2010(9):4-8.
秦铁(口述),周海滨(整理).我的父亲秦邦宪.江淮文史,2013(2):22-36.
韩广富.博古对党的新闻事业的贡献.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2,21(1):49-52.
陈夕.博古的曲折思想历程.中共党史研究,1997(3):7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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