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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79年，全国供销总社副主任程宏毅去博古之子秦铁家慰问，看到了一张三人合照。
秦铁告诉程宏毅，这张合照原本应当是4个人，而自己的父亲博古的位置变成了一块门板。
他希望能够得到程宏毅的帮助，将照片修改过来。
这张照片是怎么回事？博古的位置为何会被改成门板呢？
01 年轻领导
博古于1907年在江苏无锡出生，原名秦邦宪。
博古是他在苏联留学的时候取的俄文名字，全称博古诺夫，之后他就用博古做笔名了。
19世纪20年代，博古接触到了一些进步刊物，让他意识到了唯有革命才可以救中国。
于是他加入了一些社团，寻求救国救民的方法。
五卅惨案之后，上海工人举行了反抗斗争，当时博古染上了非常严重的肺病，身体十分虚弱。
尽管如此，他还是投入了各种对于上海工人的支援活动，他说“国之将亡，焉顾我身。”
在早期斗争中，博古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理想，并在1925年加入了共产党。
他开始在上海主管宣传活动，走到工人群众中间鼓动他们，因此，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将博古派往苏联去留学。
当时苏联有一个学派叫德波林学派，这个学派是以领袖级哲学家德波林为主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组成，在整个苏联影响都非常广泛。
这一派主要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而不是进行实践研究。
所以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重理论、轻实际的倾向，渐渐地就会有一些脱离实际。
博古就受到了这一学派的深刻影响。
博古在苏联时学习成绩很好，对俄文非常精通，1928年到红色教授学院之后，他就开始用博古的笔名去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了。
他非常重视理论的学习，认为只有精通了各种理论，才能更好地用理论去指导实际。
这种想法本身没有错，但是他却选择了对具体实践研究不足的德波林学派。
后来博古也说，当时自己并没有建立起无产阶级的宇宙观，觉得只要学好马克思主义就能救中国，后来又受到德波林学派的影响，一结合就变成了教条主义。
1930年5月，博古结束了留学生涯回到中国，主要进行宣传方面的工作。
博古刚刚回来的时候，党中央正被某些思想主义影响着，博古等人看到了这样的危害。
但是博古并没有直击要害，没有从实际情况考虑陈述其危害，而是拿出了从苏联学来的理论，跟对方展开了学术讨论。
他们辩赢了，但是这不过是用外国的教条来代替国内的教条，本质上依旧是脱离实际的，这后来也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危害。
辩论胜利之后，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思想占据了主要地位。
王明去莫斯科之后，就由博古接任其领导位置，这一年，博古24岁。
九一八事变之后，博古没能认识到形势发生的新变化，继续闭门造车，不去联系实际情况。
他让红军去攻打大城市，在白区实行罢工、武装暴动、集会等等。
但是大城市是国民党力量比较集中的地方，博古领导的城市暴动最终以失败告终，还让党在白区的力量损失惨重。
1933年临时中央迁到了瑞金，博古开始全面主持党的工作，他的左倾思想贯彻了整个根据地。
不过这段时间博古并非毫无建树。
他坚决主张土地革命，主张对抗蒋介石，还意识到了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的重要性。
他将工作重心放在了扩大红军上，时刻准备与反动派进行武装斗争。
为此他主张进行土地革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来发动群众参与革命。
博古还意识到，如今的革命形势还不适合直接消灭资产阶级。
所以从1933年开始，博古制定了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促进了手工业和工业的恢复，给在前线的红军提供了强大的后勤保障。
只不过更擅长理论工作的博古，在军事斗争和军事指挥上并不擅长，不懂得如何用理论联系实际，他的左倾思想最终导致了反围剿的失败。
02 交权
红军只能进行转移，但这个时候的领导层依旧是博古、李德，左倾思想并没有被消除。
所以在长征最初的一段时间内，红军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时相当惨烈，湘江战役结束之后，红军减员超过了一半。
博古认为李德是有水平的，但是李德其实跟博古一样，也是纸上谈兵的，不顾实际情况。
广昌会战、湘江战役里都有李德的身影。
红军已经到了生死攸关的地步，内部对于博古等人左倾思想的不满也在增长。
一连串的严重失利让博古对自己也产生了怀疑，他反思了自己的做法，但是依旧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于是博古跟周总理进行了商议，在毛主席等人的努力之下，党中央决定开一个会议总结斗争失利的原因，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
在会议上，博古重点做了关于反围剿失利的报告，检讨了自己在军事上的错误，但是他也找了许多客观因素来为自己进行辩护。
他的报告遭到了大家的批评，经过讨论，博古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军事路线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会议最终决定取消三人团，在接下来的长征路上由毛主席、周总理和朱老总做军事指挥。
博古对这一决定表示没有意见，他唯一的顾虑就是，要将领导权转移一事报告给共产国际。
接下来的长征之路困难重重，但红军在毛主席等人的带领下冲破了封锁线。
博古充分意识到了自己与毛主席在军事才能上的巨大差距，开始坚定地站在主席身边，维护党的团结与统一。
长征胜利结束之后，博古在陕北苏区主要负责根据地建设，后来又主管外交，并且与周总理一起去西安谈判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通过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博古开始反思自己之前那段时间的各种问题，最终意识到这并不仅仅是军事指挥上的不足，更是政治路线的问题。
03 反思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博古一面与国民党方面进行谈判，一面领导着长江局和南方局的工作，1940年的时候重新回到延安。
不久之后，国民党制造了皖南事变，对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
而且这个时候日本又对各地发起了扫荡，再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根据地的建设出现了严重困难。
为了渡过难关，中共中央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对新闻工作也作出了新的要求。
当时由于交流沟通不畅，抗日根据地的一些报纸没能很好的理解中央的意思，导致中央和地方的宣传出现了一些差别。
所以创立一个充满战斗力量的党的报刊十分重要，中央决定将《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合并，创立了《解放日报》，由博古担任第一任报社社长。
报社人少，工作量大，博古号召大家团结协作，不论什么岗位都要积极为报社进行新闻采写。
博古以身作则，多次去撰写新闻报道。
《解放日报》真正成为了党的舆论阵地，博古为此撰写了许多闪耀着思想光芒的文章，细数日军暴行，宣扬全民抗日。
短短5年的时间，新华社就组建了40多个分社，有了3万多名通讯员。
1945年中共七大，博古做了长篇的发言，深刻的反思了自己当年的路线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巨大损失。
没有顾及中国的实际情况，硬搬苏联经验，最终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博古认为自己要负全部的责任。
至此，博古彻底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成为了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之后他将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革命中，化身工作狂，希望能够尽可能弥补自己当年的过失。
由于过于废寝忘食，博古甚至连自己儿子的名字都忘了，在给二儿子取名的时候，取了跟老大一样的名字。
所以博古的两个儿子名字都叫秦钢，家里人后来只能用大秦钢和小秦钢来区分。
1946年，博古在返回延安的途中，由于天气恶劣，遭遇空难去世。
04 合照
秦铁是博古的三儿子，一次，他在北京一家报纸上看到了一张令他不解的照片。
照片上是毛主席、周总理和朱老总的合照，除了秦铁以外可能没人能发现照片有问题。
这张照片上原本应该是4个人，自己的父亲博古也应该在画面中，但是出版社刊登的照片上父亲站的位置却是一块门板。
于是他打电话给报社，要求对方将照片修改回来，但是报社拒绝了这个要求，并且表示他们的照片是绝对没有出错的。
这一点秦铁不能接受，因为他家中是有这张原始的照片的，照片是不是错的，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但是出版社坚持认为照片没错，这让秦铁也无可奈何。
1979年，秦铁的母亲去世，中央派程宏毅来家中慰问，询问秦铁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
这时秦铁拿出了这张四人合照和被改动的三人照，交给程宏毅。
他没有什么物质上的需求，只希望出版社能够修改这个错误。
程宏毅见到两张照片也是皱眉不已，当即表示去向党中央反映，中央经过鉴定，确认三人照是被篡改的。
后来出版社的编辑解释说，之所以用三人照，是因为当时毛主席、周总理和朱老总都是中央的核心领导，并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但博古当时也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修改照片的做法实在是有违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
后来为了表示修改错误的决心，北京各大博物馆都将4人照的原版做成巨幅照片陈列其中，出版社还出了一张大的4人照，专程上门来给秦铁道歉。
参考资料
张丽红.我的父亲博古——秦铁访谈录.红广角,2010(9):4-8.
秦铁(口述),周海滨(整理).我的父亲秦邦宪.江淮文史,2013(2):22-36.
韩广富.博古对党的新闻事业的贡献.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2,21(1):49-52.
陈夕.博古的曲折思想历程.中共党史研究,1997(3):7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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