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判死刑的将梁侯杨仆,居然让竹子给救了一命。
元封二年(前109),汉武帝因汉臣被杀,决定对卫氏朝鲜重拳出击,由杨仆率领水军横渡渤海,与荀彘的辽东陆军夹击朝鲜。
这一仗却成了杨仆职业生涯的“滑铁卢”。据《史记·朝鲜列传》记载,两路汉军到达前线后,没有打出配合,王险城久攻不下。期间,荀彘又以通敌谋反为名,将杨仆扣押,前线指挥一度混乱。
明明是一场碾压局,却打得一塌糊涂,汉武帝很恼火。事后,两名军事主官被追责,荀彘被斩首示众,而杨仆也因“擅先纵,失亡多”,落了个杀头的罪名。
求生欲极强的杨仆最终选择了赎刑。有意思的是,他的赎金并不是什么金玉银铜,而是“入竹二万个”。
![▲明·仇英《独乐园图》局部。现藏于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图源:网](http://dingyue.ws.126.net/2024/0816/b0ab9b06j00sib6qt00v2d000u000fum.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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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仆为活命而“入竹二万个”,其实是下了老本的。
早在先秦时期,赎刑就已经有了雏形,著名的理财专家管仲就曾建议齐桓公,让罪犯以甲盾兵器换取减刑。秦代赎刑制度趋于完善,成了有爵位者的一种“福利”。汉承秦制,并向全民推广。
不过,这种“好事”也不是人人都能享受到,关键还得看“钞能力”。
汉惠帝时期,老百姓如犯死罪,花六万钱就能留住小命。汉武帝爱折腾,各种干仗办大事,以至于花钱如流水,赎金也跟着水涨船高,一路涨到了五十万钱,并且势头不减,直逼百万。
![▲汉武帝画像。图源:网络](http://dingyue.ws.126.net/2024/0816/22480d36j00sib6qs0086d000u0017um.jpg)
汉代赎金,既可以现金支付,也可以用实物抵扣。
元封四年(前107),杨仆“入竹二万个”赎命,按最为相近的判罚标准,这批竹子折算下来,至少接近五十万钱。
汉代的竹子究竟有多值钱?史料少有笔墨叙述,但司马迁还是在《史记·货殖列传》中透露了一些信息:“渭川千亩竹……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一个人如果在渭水边上拥有千亩竹林,他的资产就可以跟千户侯相提并论。
由此可见,“入竹二万个”确实让杨仆损失不小,但也总归是破财保命了。
按现代植物学划分,竹是禾本科竹属速生型草本植物。从某种意义上说,为杨仆减刑续命的竹子,就是一种另类的“草”。
在民以食为天的中国,古代的吃货们很早就开启了一段别样的“吃草史”。
先秦时期,人们发现了竹笋的食用价值。竹笋由此入选《周礼》所载的宫廷御膳“七菹”,在周天子光环的加持下,晋升为先秦食材界的顶流之一。《诗经·韩奕》就曾记录下一场宴席:
“其肴维何?炰鳖鲜鱼。其蔌维何?维笋及蒲。”
相传,周宣王时期,韩侯、显父等一批贤臣辅佐天子,朝政焕然一新。后来韩侯离京,在屠地歇脚,显父特意前来送别,并准备了酒席来为他践行。在这场宴席上,光是酒就有百壶之多。菜肴也很精致,除了“炰鳖鲜鱼”还有“笋及蒲”,主打一个荤素搭配。
西汉辞赋家枚乘除了擅长文学,还是个吃笋的行家。起初,枚乘是在吴王刘濞手下做官,因为两次谏阻吴王发动七国之乱,名噪一时。后来,汉景帝想召他做弘农都尉,但枚乘以专业不对口为由婉拒了,并开始了半隐居生活,留下千古名篇《七发》。
在《七发》里,枚乘推荐了一道蒲笋烧小牛肉:“雏牛之腴,菜以笋蒲。”即用小牛肉,连同竹笋、蒲菜一起烹煮,“此亦天下之至美也”。
汉朝人不光在笋味搭配上下功夫,同时也在寻找新的笋品。《东观汉记·马援传》记载了一则轶事,东汉将军马援平定岭南,在冬季的荔浦(广西桂林)遇见了一种苞笋,初尝之下,觉得很不错。马援很高兴,立马采集进贡,并向汉光武帝报告,称这玩意可能就是《尚书·禹贡》里提及的上等贡品“笣”。自此之后,冬笋进入人们的视野。
到了魏晋时期,吃笋还被赋予了孝道的特殊含义。
孙吴有个人叫孟宗,他母亲病得很重,临死前想吃笋。为了不让母亲抱憾而终,孟宗就跑到竹林找笋。奈何寒冬时节春笋尚未长出,一无所获的孟宗哭得很伤心。也许是这份孝心感动上苍,竹林里突然长出了笋,孟宗采回给母亲食用后,她的病情竟然跟着好转了。事后,孟宗凭着孝子的美名入了仕。这则故事后来还被收录进《二十四孝》。
![▲《二十四孝》之孟宗哭竹。图源:网络](http://dingyue.ws.126.net/2024/0816/714a4b73j00sib6qs00akd000b4009qm.jpg)
有意思的是,孟宗“哭竹生笋”的故事就像是一个剧本模板,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各种“翻拍”,先后涌现出丁固(三国吴)、刘殷年(晋代)、刘虚(南朝宋)等一批同样“哭竹”的孝子贤孙,愣是在寒冬时节里“催生”出了竹笋。
唐宋时期是个文化繁荣的年代,但吃笋却走出了一条简单质朴的路子,“傍林鲜”就是个例子。
有一次,唐朝诗人姚合生病了,好友胡遇前来探视。贫病交加的姚合欣慰极了,抱病作了一首《喜胡遇至》,并以“就林烧嫩笋”来招待好友。后来,这道农家菜流传于世,宋朝人林洪将其收录进《山家清供》,并给它起了个文雅的名字——傍林鲜。
所谓傍林鲜,其实就是用竹叶生火,就地烤笋,待笋烤熟后剥皮,撕成条即食(也可蘸酱)。这一做法,生动地诠释了——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
竹笋的美味,常常令人着迷。既让唐朝诗人白居易“每日遂加餐,经时不思肉”,也让宋朝和尚天目僧感叹“我本无根株,只将笋为命”。然而,美好的事物,总是容易为他人觊觎。
清初曾流行一股吃笋风,笋价也跟着水涨船高,眼见有利可图,偷笋谋利逐渐成为最常见的治安问题。在陕西华县,笋农为守护竹林,经常全副武装,与盗贼斗智斗勇,以至于偷笋贼被笋农打杀,酿成流血冲突和命案。但当地权贵喜欢吃竹笋,愿出高价收购,所以总有人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入林盗笋。后来,嘉庆进士吴振棫赴西南任职,路过华县时,听人谈及这些盗笋旧闻,作了一首《华笋行》,里面说道:
吁嗟赏盗盗乃多,馋舌杀人将奈何。
吾侪作吏那免俗,曷不饱食花猪肉。
当口腹之欲升格成金钱之欲,鲜美的竹笋似乎也跟着变味了,不知当时的食客品笋时,是否能尝出其中那一股淡淡的血腥味?也难怪吴振棫要感慨一番,说做官的人还是吃猪肉吧,不要吃竹笋了,免得带坏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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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竹笋的美味第一次被发现之日起,人们就尝试着把竹子从山野移植到自己身边。
周穆王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竹子引进园林的人。《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西巡时,路过玄池(今西安洪庆),便命人在此地种竹。相传,这片竹林长成后,不但长出了竹斑,而且竹竿像椽一样粗壮,即便到了秦朝也仍旧茂盛异常。
春秋以后,一些爱竹的君主也将竹子植入自己的私家园林中。《晏子春秋》记载,齐景公很喜欢竹子,特意种了一批,并专门派人看护。怎料防不胜防,所种之竹还是被人盗砍,齐景公大怒,派车马追捕。为了园中竹不惜在街头飙车,最终将肇事者抓获归案。
魏晋时期,局势动荡,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文人雅士,钟情于隐世避俗,寄情于自然。赏竹、种竹紧跟着成为了社会风尚,有些人甚至还为此“上瘾”。
王徽之曾借住在朋友的空宅,每当于院中闲逛时,总感觉少了点东西,于是命人移栽了一些竹子。有人对比很不解,仅仅是借住几日,为何要大费周章地去种这些玩意?望着移栽入园的竹子,王徽之心满意足地解释道:“我一天到晚可不能没有它。”(“何可一日无此君”)
“吾爱王子猷,借斋也种竹。一日不可无,潇洒常在目。”这是北宋人司马光对王徽之种竹一事的评价,而这件事也给了他一些灵感和启发。
北宋熙宁四年(1071),司马光因为新旧党争,主动请辞远离朝廷,搬到洛阳定居。在当地,他购置了二十亩地,打造成自己的新居“独乐园”。在这座宅园中,他特意留了一块地来种竹,并称之“种竹斋”。
与竹林相伴的日子里,没有政坛纷争,只有安逸与自由,司马光在这种悠然自得的环境中,写成了史学巨著《资治通鉴》。
![▲明·仇英《独乐园图》局部。现藏于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http://dingyue.ws.126.net/2024/0816/9821e670j00sib6qt00xyd000ni00hmm.jpg)
宋室南渡后,江南开发再加速,南方园林蓬勃发展。名列“岁寒三友”和“四君子”的竹子,逐渐成为造园艺术的主要植材。明清时期,竹子造园进入高峰期。
明崇祯年间,吴江人计成写成了中国第一部园林艺术专著《园冶》,书中多个篇章都提到竹子,造园几乎处处都需要竹子。
在清代,随着江南地区商业的繁盛,私家园林如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扬州是两淮盐运的枢纽中心,许多人在这里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并造就了以黄至筠为代表的一批盐商巨富。嘉庆二十三年(1818),黄至筠在明代寿芝园的基础上扩建,建成了属于自己的私人住宅园林。因为喜欢竹子,黄至筠在园中大量种植。刘凤诰曾受黄至筠邀请前往个园赴宴,事后在《个园记》中称其“种竹万竿”。
没错,黄至筠将此园取名为“个园”(个,即半个“竹”字)。
此时的竹子,已然是江南园林艺术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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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竹、种竹,然后是画竹。
隋唐之后,以“墨竹”为代表的国画开始兴起,但墨竹具体发端于谁、于何处、于何时,至今仍旧莫衷一是。
唐人画墨竹,最出色者当属萧悦。
关于萧悦生平,史书没有留下多少笔墨,只言他曾做过协律郎这样的微末小官。唐穆宗长庆二年(822),白居易在杭州结识萧悦,彼此成为好友。萧悦爱作画,尤其擅长画竹。他曾为白居易单独执笔,写竹十五竿。看到这幅大作,白居易大为赞叹,特意赠了一首《画竹歌》:
植物之中竹难写,古今虽画无似者。
萧郞下笔独逼真,丹青以来唯一人。
经过唐和五代的沉淀,宋代墨竹画翻开了新篇章,涌现了以文同为代表的湖州竹派。
文同画竹,注重写实风格。为了画好竹子,经常不顾风雨观察竹子风貌,以便打好腹稿。苏轼曾调侃他说:“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胸有成竹”这一成语,便是出自于此。
![▲北宋·文同 《墨竹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图源:网络](http://dingyue.ws.126.net/2024/0816/b604c7a5j00sib6qy0227d000u0011qm.jpg)
人怕出名猪怕壮,因为画竹,文同还闹出过一些趣事。熙宁八年(1075),文同到洋州(今陕西洋县)出任太守,一些慕名求画者也尾随而至,整天跟苍蝇一样缠着他,赶都赶不走。文同当场发飙,把礼品都扔到地上,骂道:“再纠缠的话,我就拿你们送的这些白绢去做袜子。”不过,文同低估了粉丝们求画的执着,他的震怒并未起到驱赶的效果。
情急之下,文同跟大家说苏轼也很擅长画竹,并把苏轼人在彭城的消息散布出去。与此同时,还去信苏轼,提醒他注意签收“袜子”。文同这一招“祸水东引”,弄得苏轼哭笑不得。
与文同“胸有成竹”有所不同的,是“胸无成竹”的郑板桥。
清代人郑板桥画竹,更倾向于写意,超凡脱俗,给人一种特立独行之感。乾隆十八年(1753),郑板桥因得罪权贵被迫下岗,虽远离了官场的勾心斗角,但同时也面临着囊中羞涩的窘境。他不得不靠卖画维持生计,养家糊口。
由于名声在外,向郑板桥求购竹画的人络绎不绝。不过,生意好也有烦恼,订单爆满之时,产能却跟不上,以至于郑板桥经常忙得不可开交,不时向亲友吐槽道:“终日作字作画,不得休息,便要骂人。”
然而,郑板桥画竹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当习惯成自然,真要他停笔歇一歇,他又觉得浑身难受:“三日不动笔,又想画一幅纸来,以舒其沉闷之气。”
有时倔脾气一上来,作不作画,全看心情好坏。“索我画偏不画,不索我画偏要画”,在郑板桥的商业逻辑里,根本没有“顾客是上帝”这一说。
![▲清代·郑板桥《墨竹图》。现藏于大都会博物馆。图源:网络](http://dingyue.ws.126.net/2024/0816/415728fbj00sib6qs002ed000fj0146m.jpg)
这种反复无常、自我矛盾的状态,连郑板桥本人都忍不住自嘲一番,说自己的行为纯属犯贱:“此亦吾曹之贱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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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谈及竹子,第一印象可能是“南方物产”,人们似乎都忘了——北方中原地区也曾是竹林繁盛之地。
《诗经》里,中原淇水流域曾是“绿竹猗猗”。《史记·河渠书》里,汉代关中地区“褒斜材木竹箭之饶,拟于巴蜀”,竹业资源那是相当丰富。
![▲竹木青青。图源:摄图网](http://dingyue.ws.126.net/2024/0816/3fdeeffaj00sib6qs0045d000u000k0m.jpg)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北方竹产区还诞生了一些规模庞大的竹木基地。最富盛名者,莫过于卫地的淇园(今河南淇县)。相传,淇园是商纣王的羽箭料场,但后世更愿意相信它是卫武公时期的王侯园林。历史上的淇园常为王朝供应竹木,尤其是在汉代。
黄河水患,一直是历代君主最为头疼的问题。汉武帝时期,黄河决堤二十多年都堵不上。元封二年(前109),汉武帝为解决水患,派遣十余万大军前往河南抗洪。当时,濮阳瓠子的河堤决口需要大量的楗(治水用的木桩),于是汉武帝命人到淇县境内,采伐淇园竹木作为楗材,配合土石方作业,最后成功封住了决口。
到了东汉时期,淇园也为光武帝送上了神助攻。建武元年(25),光武帝刘秀北伐燕、代,恰逢羽箭短缺,河内太守寇恂想到了淇园之竹。于是,淇园再度被采伐,所得竹木造箭百万支,以供应前线。
经历两次大规模砍伐后,淇园竹林元气受损。北魏著名驴友郦道元曾到当地探险,已看不到“绿竹猗猗”的旧貌,事后便在《水经注·淇水》里写下:“今望通淇川,不复其物。”
千年之后,南下的金军大规模伐木烧炭,包括淇园在内的中原竹区遭到重创。后来,因黄河堤坝加固与浮桥建造需要,宋、元两朝频繁向民间征收竹木,以至于中原“民间竹园率皆荒废”。
与此同时,随着人口增加,与竹争地的现象越来越多。竹子在中原地区,越来越难待下去了。
气候恶化,给了北方竹产区“致命一击”。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指出,中国五千多年来的气候变化并不是很稳定,大致上呈曲线波动:从西周到西汉,气候比现代还要温暖,秦汉时期的年降雨量甚至略高于现代。而东汉至南北朝时期,气候开始趋于偏冷状态。当时间来到隋唐至北宋,平均气温又明显回升至高位。南宋之后近千年,平均气温再度回落,甚至出现了所谓的“17世纪小冰期”。
![▲南北朝—清代气温变化图。图源:网络](http://dingyue.ws.126.net/2024/0816/bf707c5fj00sib6qs001id000xc00fam.jpg)
每一次气候的变化,对一些植物而言,不亚于一场生死局。竹子是一种喜温喜湿的植物,古人对此也早有认知,戴凯之就曾在《竹谱》里道出了竹子的致命弱点:性忌殊寒。一旦遇上低温,等待它的只有死亡。
史料记载,王莽新朝天凤三年(16)二月,关东地区遭遇了严重的雪灾,以至于“竹柏成枯”(《汉书·王莽传》)。而在公元165年及167年冬,东汉的洛阳遇上了极寒天气,“城傍松竹,皆为伤绝”(《后汉书》)。事实证明,哪怕是“岁寒三友”之一的竹子,也不特别抗冻。
在整体偏暖湿的年代,竹子北进中原,留下历史的印记。而在偏寒冷的年代,竹子只能向南退避。
大致从南宋开始,中国进入了历史上的一个“寒冷期”。畏寒的竹子开始南迁,这场蝴蝶效应,连带引起河内(今河南博爱)与西安地区管理竹业的竹监司被裁撤。
河南的竹,于西汉时尚能在黄河以北的淇园枝繁叶茂(北纬36°),到了清代,却不得不退缩至秦岭-淮河线以南的商城县(北纬32°)。
在中原,竹因天灾人祸而逐渐凋敝,但在南方,尤其是岭南却是生机勃勃。对此,苏轼深有体会。
绍圣元年(1094),因政敌攻击,苏轼被扣上“讥讪先朝”的帽子,踏上了前往广东惠州的道路。这一刻他是郁闷的,岭南自古以来被视为化外之地、野蛮世界,被贬至此,无异于罪人流放。
不过,南行之旅也并非一片昏暗。当苏轼踏上惠州这片土地时,老百姓扶老携幼前来迎接这位驰名已久的大文豪,当地人的热情让苏轼心里多了几分慰藉。在岭南生活的日子里,苏轼邂逅了两种让他心情大好的物产,其一是荔枝,其二便是竹子。
对于荔枝,他在《惠州一绝》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好评。对于竹子,他曾有诗曰:“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岭南是中国竹产区之一,苏轼又是爱竹之人,这一刻,如同熊猫掉进了竹笋堆。
当时的岭南,开发程度显然不及中原与江南。原生态的竹子,在当地社会生活中依旧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记岭南竹》里,苏轼描述当地社会:“食者竹笋,庇者竹瓦,载者竹筏,爨者竹薪,衣者竹皮,书者竹纸,履者竹鞋。”
在他看来,竹子于岭南当地人,几乎就等同于生活的全部,“真可谓一日不可无此君也”。
时过境迁,进入工业化时代后,竹的许多功用已被塑料和金属替代。但在某些方面,比如食材、造景等等,竹与中国人之间的联系依然紧密。
昔日,苏轼看着一身是宝、为人取用的竹子,曾叹道:“岭南人,当有愧于竹。”
可翻开中国历史的书卷,有愧于竹者,又何止是岭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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