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万竿竹子，抵一条人命|文同|江南|白居易|竹子|竹林|苏轼|郑板桥

被判死刑的将梁侯杨仆，居然让竹子给救了一命。

元封二年（前109），汉武帝因汉臣被杀，决定对卫氏朝鲜重拳出击，由杨仆率领水军横渡渤海，与荀彘的辽东陆军夹击朝鲜。

这一仗却成了杨仆职业生涯的“滑铁卢”。据《史记·朝鲜列传》记载，两路汉军到达前线后，没有打出配合，王险城久攻不下。期间，荀彘又以通敌谋反为名，将杨仆扣押，前线指挥一度混乱。

明明是一场碾压局，却打得一塌糊涂，汉武帝很恼火。事后，两名军事主官被追责，荀彘被斩首示众，而杨仆也因“擅先纵，失亡多”，落了个杀头的罪名。

求生欲极强的杨仆最终选择了赎刑。有意思的是，他的赎金并不是什么金玉银铜，而是“入竹二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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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仆为活命而“入竹二万个”，其实是下了老本的。

早在先秦时期，赎刑就已经有了雏形，著名的理财专家管仲就曾建议齐桓公，让罪犯以甲盾兵器换取减刑。秦代赎刑制度趋于完善，成了有爵位者的一种“福利”。汉承秦制，并向全民推广。

不过，这种“好事”也不是人人都能享受到，关键还得看“钞能力”。

汉惠帝时期，老百姓如犯死罪，花六万钱就能留住小命。汉武帝爱折腾，各种干仗办大事，以至于花钱如流水，赎金也跟着水涨船高，一路涨到了五十万钱，并且势头不减，直逼百万。

汉代赎金，既可以现金支付，也可以用实物抵扣。

元封四年（前107），杨仆“入竹二万个”赎命，按最为相近的判罚标准，这批竹子折算下来，至少接近五十万钱。

汉代的竹子究竟有多值钱？史料少有笔墨叙述，但司马迁还是在《史记·货殖列传》中透露了一些信息：“渭川千亩竹……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一个人如果在渭水边上拥有千亩竹林，他的资产就可以跟千户侯相提并论。

由此可见，“入竹二万个”确实让杨仆损失不小，但也总归是破财保命了。

按现代植物学划分，竹是禾本科竹属速生型草本植物。从某种意义上说，为杨仆减刑续命的竹子，就是一种另类的“草”。

在民以食为天的中国，古代的吃货们很早就开启了一段别样的“吃草史”。

先秦时期，人们发现了竹笋的食用价值。竹笋由此入选《周礼》所载的宫廷御膳“七菹”，在周天子光环的加持下，晋升为先秦食材界的顶流之一。《诗经·韩奕》就曾记录下一场宴席：

“其肴维何？炰鳖鲜鱼。其蔌维何？维笋及蒲。”

相传，周宣王时期，韩侯、显父等一批贤臣辅佐天子，朝政焕然一新。后来韩侯离京，在屠地歇脚，显父特意前来送别，并准备了酒席来为他践行。在这场宴席上，光是酒就有百壶之多。菜肴也很精致，除了“炰鳖鲜鱼”还有“笋及蒲”，主打一个荤素搭配。

西汉辞赋家枚乘除了擅长文学，还是个吃笋的行家。起初，枚乘是在吴王刘濞手下做官，因为两次谏阻吴王发动七国之乱，名噪一时。后来，汉景帝想召他做弘农都尉，但枚乘以专业不对口为由婉拒了，并开始了半隐居生活，留下千古名篇《七发》。

在《七发》里，枚乘推荐了一道蒲笋烧小牛肉：“雏牛之腴，菜以笋蒲。”即用小牛肉，连同竹笋、蒲菜一起烹煮，“此亦天下之至美也”。

汉朝人不光在笋味搭配上下功夫，同时也在寻找新的笋品。《东观汉记·马援传》记载了一则轶事，东汉将军马援平定岭南，在冬季的荔浦（广西桂林）遇见了一种苞笋，初尝之下，觉得很不错。马援很高兴，立马采集进贡，并向汉光武帝报告，称这玩意可能就是《尚书·禹贡》里提及的上等贡品“笣”。自此之后，冬笋进入人们的视野。

到了魏晋时期，吃笋还被赋予了孝道的特殊含义。

孙吴有个人叫孟宗，他母亲病得很重，临死前想吃笋。为了不让母亲抱憾而终，孟宗就跑到竹林找笋。奈何寒冬时节春笋尚未长出，一无所获的孟宗哭得很伤心。也许是这份孝心感动上苍，竹林里突然长出了笋，孟宗采回给母亲食用后，她的病情竟然跟着好转了。事后，孟宗凭着孝子的美名入了仕。这则故事后来还被收录进《二十四孝》。

有意思的是，孟宗“哭竹生笋”的故事就像是一个剧本模板，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各种“翻拍”，先后涌现出丁固（三国吴）、刘殷年（晋代）、刘虚（南朝宋）等一批同样“哭竹”的孝子贤孙，愣是在寒冬时节里“催生”出了竹笋。

唐宋时期是个文化繁荣的年代，但吃笋却走出了一条简单质朴的路子，“傍林鲜”就是个例子。

有一次，唐朝诗人姚合生病了，好友胡遇前来探视。贫病交加的姚合欣慰极了，抱病作了一首《喜胡遇至》，并以“就林烧嫩笋”来招待好友。后来，这道农家菜流传于世，宋朝人林洪将其收录进《山家清供》，并给它起了个文雅的名字——傍林鲜。

所谓傍林鲜，其实就是用竹叶生火，就地烤笋，待笋烤熟后剥皮，撕成条即食（也可蘸酱）。这一做法，生动地诠释了——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

竹笋的美味，常常令人着迷。既让唐朝诗人白居易“每日遂加餐，经时不思肉”，也让宋朝和尚天目僧感叹“我本无根株，只将笋为命”。然而，美好的事物，总是容易为他人觊觎。

清初曾流行一股吃笋风，笋价也跟着水涨船高，眼见有利可图，偷笋谋利逐渐成为最常见的治安问题。在陕西华县，笋农为守护竹林，经常全副武装，与盗贼斗智斗勇，以至于偷笋贼被笋农打杀，酿成流血冲突和命案。但当地权贵喜欢吃竹笋，愿出高价收购，所以总有人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入林盗笋。后来，嘉庆进士吴振棫赴西南任职，路过华县时，听人谈及这些盗笋旧闻，作了一首《华笋行》，里面说道：

吁嗟赏盗盗乃多，馋舌杀人将奈何。

吾侪作吏那免俗，曷不饱食花猪肉。

当口腹之欲升格成金钱之欲，鲜美的竹笋似乎也跟着变味了，不知当时的食客品笋时，是否能尝出其中那一股淡淡的血腥味？也难怪吴振棫要感慨一番，说做官的人还是吃猪肉吧，不要吃竹笋了，免得带坏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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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竹笋的美味第一次被发现之日起，人们就尝试着把竹子从山野移植到自己身边。

周穆王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竹子引进园林的人。《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西巡时，路过玄池（今西安洪庆），便命人在此地种竹。相传，这片竹林长成后，不但长出了竹斑，而且竹竿像椽一样粗壮，即便到了秦朝也仍旧茂盛异常。

春秋以后，一些爱竹的君主也将竹子植入自己的私家园林中。《晏子春秋》记载，齐景公很喜欢竹子，特意种了一批，并专门派人看护。怎料防不胜防，所种之竹还是被人盗砍，齐景公大怒，派车马追捕。为了园中竹不惜在街头飙车，最终将肇事者抓获归案。

魏晋时期，局势动荡，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文人雅士，钟情于隐世避俗，寄情于自然。赏竹、种竹紧跟着成为了社会风尚，有些人甚至还为此“上瘾”。

王徽之曾借住在朋友的空宅，每当于院中闲逛时，总感觉少了点东西，于是命人移栽了一些竹子。有人对比很不解，仅仅是借住几日，为何要大费周章地去种这些玩意？望着移栽入园的竹子，王徽之心满意足地解释道：“我一天到晚可不能没有它。”（“何可一日无此君”）

“吾爱王子猷，借斋也种竹。一日不可无，潇洒常在目。”这是北宋人司马光对王徽之种竹一事的评价，而这件事也给了他一些灵感和启发。

北宋熙宁四年（1071），司马光因为新旧党争，主动请辞远离朝廷，搬到洛阳定居。在当地，他购置了二十亩地，打造成自己的新居“独乐园”。在这座宅园中，他特意留了一块地来种竹，并称之“种竹斋”。

与竹林相伴的日子里，没有政坛纷争，只有安逸与自由，司马光在这种悠然自得的环境中，写成了史学巨著《资治通鉴》。

宋室南渡后，江南开发再加速，南方园林蓬勃发展。名列“岁寒三友”和“四君子”的竹子，逐渐成为造园艺术的主要植材。明清时期，竹子造园进入高峰期。

明崇祯年间，吴江人计成写成了中国第一部园林艺术专著《园冶》，书中多个篇章都提到竹子，造园几乎处处都需要竹子。

在清代，随着江南地区商业的繁盛，私家园林如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扬州是两淮盐运的枢纽中心，许多人在这里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并造就了以黄至筠为代表的一批盐商巨富。嘉庆二十三年（1818），黄至筠在明代寿芝园的基础上扩建，建成了属于自己的私人住宅园林。因为喜欢竹子，黄至筠在园中大量种植。刘凤诰曾受黄至筠邀请前往个园赴宴，事后在《个园记》中称其“种竹万竿”。

没错，黄至筠将此园取名为“个园”（个，即半个“竹”字）。

此时的竹子，已然是江南园林艺术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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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竹、种竹，然后是画竹。

隋唐之后，以“墨竹”为代表的国画开始兴起，但墨竹具体发端于谁、于何处、于何时，至今仍旧莫衷一是。

唐人画墨竹，最出色者当属萧悦。

关于萧悦生平，史书没有留下多少笔墨，只言他曾做过协律郎这样的微末小官。唐穆宗长庆二年（822），白居易在杭州结识萧悦，彼此成为好友。萧悦爱作画，尤其擅长画竹。他曾为白居易单独执笔，写竹十五竿。看到这幅大作，白居易大为赞叹，特意赠了一首《画竹歌》：

植物之中竹难写，古今虽画无似者。

萧郞下笔独逼真，丹青以来唯一人。

经过唐和五代的沉淀，宋代墨竹画翻开了新篇章，涌现了以文同为代表的湖州竹派。

文同画竹，注重写实风格。为了画好竹子，经常不顾风雨观察竹子风貌，以便打好腹稿。苏轼曾调侃他说：“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胸有成竹”这一成语，便是出自于此。

人怕出名猪怕壮，因为画竹，文同还闹出过一些趣事。熙宁八年（1075），文同到洋州（今陕西洋县）出任太守，一些慕名求画者也尾随而至，整天跟苍蝇一样缠着他，赶都赶不走。文同当场发飙，把礼品都扔到地上，骂道：“再纠缠的话，我就拿你们送的这些白绢去做袜子。”不过，文同低估了粉丝们求画的执着，他的震怒并未起到驱赶的效果。

情急之下，文同跟大家说苏轼也很擅长画竹，并把苏轼人在彭城的消息散布出去。与此同时，还去信苏轼，提醒他注意签收“袜子”。文同这一招“祸水东引”，弄得苏轼哭笑不得。

与文同“胸有成竹”有所不同的，是“胸无成竹”的郑板桥。

清代人郑板桥画竹，更倾向于写意，超凡脱俗，给人一种特立独行之感。乾隆十八年（1753），郑板桥因得罪权贵被迫下岗，虽远离了官场的勾心斗角，但同时也面临着囊中羞涩的窘境。他不得不靠卖画维持生计，养家糊口。

由于名声在外，向郑板桥求购竹画的人络绎不绝。不过，生意好也有烦恼，订单爆满之时，产能却跟不上，以至于郑板桥经常忙得不可开交，不时向亲友吐槽道：“终日作字作画，不得休息，便要骂人。”

然而，郑板桥画竹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当习惯成自然，真要他停笔歇一歇，他又觉得浑身难受：“三日不动笔，又想画一幅纸来，以舒其沉闷之气。”

有时倔脾气一上来，作不作画，全看心情好坏。“索我画偏不画，不索我画偏要画”，在郑板桥的商业逻辑里，根本没有“顾客是上帝”这一说。

这种反复无常、自我矛盾的状态，连郑板桥本人都忍不住自嘲一番，说自己的行为纯属犯贱：“此亦吾曹之贱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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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谈及竹子，第一印象可能是“南方物产”，人们似乎都忘了——北方中原地区也曾是竹林繁盛之地。

《诗经》里，中原淇水流域曾是“绿竹猗猗”。《史记·河渠书》里，汉代关中地区“褒斜材木竹箭之饶，拟于巴蜀”，竹业资源那是相当丰富。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北方竹产区还诞生了一些规模庞大的竹木基地。最富盛名者，莫过于卫地的淇园（今河南淇县）。相传，淇园是商纣王的羽箭料场，但后世更愿意相信它是卫武公时期的王侯园林。历史上的淇园常为王朝供应竹木，尤其是在汉代。

黄河水患，一直是历代君主最为头疼的问题。汉武帝时期，黄河决堤二十多年都堵不上。元封二年（前109），汉武帝为解决水患，派遣十余万大军前往河南抗洪。当时，濮阳瓠子的河堤决口需要大量的楗（治水用的木桩），于是汉武帝命人到淇县境内，采伐淇园竹木作为楗材，配合土石方作业，最后成功封住了决口。

到了东汉时期，淇园也为光武帝送上了神助攻。建武元年(25)，光武帝刘秀北伐燕、代，恰逢羽箭短缺，河内太守寇恂想到了淇园之竹。于是，淇园再度被采伐，所得竹木造箭百万支，以供应前线。

经历两次大规模砍伐后，淇园竹林元气受损。北魏著名驴友郦道元曾到当地探险，已看不到“绿竹猗猗”的旧貌，事后便在《水经注·淇水》里写下：“今望通淇川，不复其物。”

千年之后，南下的金军大规模伐木烧炭，包括淇园在内的中原竹区遭到重创。后来，因黄河堤坝加固与浮桥建造需要，宋、元两朝频繁向民间征收竹木，以至于中原“民间竹园率皆荒废”。

与此同时，随着人口增加，与竹争地的现象越来越多。竹子在中原地区，越来越难待下去了。

气候恶化，给了北方竹产区“致命一击”。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指出，中国五千多年来的气候变化并不是很稳定，大致上呈曲线波动：从西周到西汉，气候比现代还要温暖，秦汉时期的年降雨量甚至略高于现代。而东汉至南北朝时期，气候开始趋于偏冷状态。当时间来到隋唐至北宋，平均气温又明显回升至高位。南宋之后近千年，平均气温再度回落，甚至出现了所谓的“17世纪小冰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