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刺用投掷炸弹的办法最为简单易行，“轰隆”一声便置敌于死命。即使是行刺不果，炸弹爆炸时的巨响，也如同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令敌酋闻声丧胆，也鼓励了民众的斗志。所以彭家珍刺良弼用的是炸弹，吴樾刺五大臣用的是炸弹，黄之萌刺杀袁世凯用的也是炸弹。

一说起炸弹，清王朝的王公大臣们就谈虎色变，草木皆兵，丑态百出。于是“炸弹”和“趣闻”也就联系到了一起。

1911年夏季，驻防归绥地区的巡防营部队也酝酿着起义，巡防营统领周介仁派其外甥方仲纯到北京“运动”一批枪械子弹。由于周介仁曾任贵胄学堂督监，所以在清廷陆军部中有不少“关系”。方仲纯到京后，一一进行拜访，可是这些“关系”都不认“情面”，多方奔走毫无结果。

此时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清廷的军火供应也确实是紧张。在“活动”无望的情况下，方仲纯怕耽误了起义时机，只好空手而返。临行前对陆军部这群官僚恨之入骨，于是想出了一条妙计，以解心中之气。

方仲纯买了一打铁桶的“炮台”烟，把烟卷取出，在空盒内装进沙石，然后密封起来。在铁桶外涂上了一层黑漆，但桶盖上凸起的洋文字母，仍然清晰可见。又买了一个礼品盒，把几枚“黑炮台”装入盒内，并留书一封。声称：“此12枚炸弹，系从东交民巷的洋行中所购，每枚价值一百两纹银，爆炸时威力极大，暂存贵府之中，用时再取。如有举报或丢失，必以120枚炸弹相问。军无戏言，审慎为上。”底下落款是“革命军炸弹队”。

方仲纯登车赴张家口之前，拿了一张绥远道台咸铭的片子，把这盒礼品送到了陆军部一位侍郎的家中。门房大爷见是外官差人送礼，当然是照收不误。可是礼品送到书房时，恰赶上大人公务太忙，十几天后才开盒验看。

侍郎大人见到“炸弹”，顿时魂飞魄散，许久，方才慢慢定住了神。接着又陷入了一片焦虑。

方仲纯使用咸铭的名片，无疑暴露了“炸弹”与绥远地区有关，据此，侍郎大人很快判断出这件事是方仲纯干的。

这时，周介仁已在绥远宣布起义，兵芒直逼大同，清廷急调毅军进驻宣化，以保障北京西北地区的安全。侍郎大人的少爷，原是贵胄学堂的学生，和周介仁有师生之谊，父亲为了儿子的前程，曾和周很“热”过一阵，此次方仲纯到陆军部“活动”，侍郎大人也与之来往周旋。这就是说他与周、方二人早有于系，是人人皆知的事实。况且炸弹又在他府中存放了十几天，如果声张出去，就是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了，弄不好非落个私通革命党的罪名不可。如果悄悄把炸弹弃之府外，又怕革命党来“提货”。

于是，侍郎大人深感棘手。经过许久的仔细盘算，最后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命家人把“礼品盒”小心翼翼地请到后花园的佛堂内供奉了起来，随后把佛堂封闭起来，每日烧一炷香，乞求佛爷保佑。

民国二年（1914）周介仁奉调进京任陆军查办使，和陈树蕃一同查办定远兵变。抵京之后，侍郎大人突然来访，见面之后老泪纵横地对周说：“介公救我全家一命。”原来12枚炸弹仍供奉在侍郎公馆的佛堂之中。

清帝退位后，所谓的宗社党还有所活动，袁世凯任命总统警卫军统领陆建章兼任北京军政执法处处长，密切注意宗社党的活动。陆建章侦知宗社党不过是一些八旗贵胄子弟聚在一起唱唱西皮二黄，骂骂袁世凯而已，于是命令属下的侦缉队，给宗社党的活跃分子每人送二枚“炸弹”，“炸弹”盒内附有一张查获的宗社党的机关报。

因怀疑宫中的太监和宗社党也有联系，所以对各宫的总管太监也如法炮制，意在告诫老太监们，切勿与宗社党相勾结。所送的炸弹，都是日式无柄手榴弹的空壳，可是遗老、遗少们见之无不魂游躯外，从此宗社党声销迹匿，太监们吓得不敢出紫禁城。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回忆他在天津张园蛰居生活时曾说收到过一份礼物，打开一看是两枚炸弹。经日本特务机关验定后，认为是沈阳兵工厂的产品，得出的结论是张学良派人送来的。于是溥仪决定按照土肥原的安排出走大连。60年代溥仪回忆此事时，认为这出戏是日本特务机关一手导演的。

七十年代张学良将军在台北看到《我的前半生》时说，溥仪在炸弹问题上确实冤枉了土肥原贤二，那两枚炸弹确实是我派人送去的。我听说溥仪在天津和日本人过往甚密，就派人给他送去了两枚炸弹，意在警告他老实点，没想到却促成他出走大连，当了伪满洲国的皇帝。我这个玩笑是开大了点。

现在西方国家，也经常用炸弹开玩笑，恶作剧的人给警方打个电话，声称在某重要场所安置了炸弹，于是警方进行紧急疏散，忙得焦头烂额，结果是一场虚惊。

看来炸弹在国内和国外，都有些趣闻，只不过都是当时笑不出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