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穷困潦倒的书生能写出好的作品，而很多衣食无忧的官员却并不一定能写出好的作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文学作品的创作并不是那么简单，需要作者有生活体验，尤其要有底层生活体验。倘若作者是一个官员，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享受荣华富贵，整天写欢乐，写美好的场景，就不一定能写出好作品。难道他们享受荣华富贵的生活就不是文学作品描写的对象吗？当然是了，只不过单一描写这样的生活有着一定的特殊性，而不具备普遍性，不会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因为在古代，绝大多数人都是农民，不读书，不识字，读不懂官员们写的作品。农民们和官员有着知识文化层次的差别，而且这种差别不可逾越。官员具备一定的知识文化素养，写出来的作品可以自娱自乐，也可以和同僚们互相酬唱，互相评价，甚至互相吹捧。而老百姓却读不懂他们的作品，只能通过说书人说他们的作品来理解一下，或者通过唱戏的人唱他们的作品，理解一下。老百姓更喜欢通俗的文学作品，喜欢贴近自己生活的文学作品，而不喜欢官员们写的远离老百姓日常生活的高高在上的文学作品。从知识以及文化的差距来看，老百姓无法理解官员们写的所谓的好作品，而官员们也无法理解老百姓的生活，因为官员们基本上不会到民间体验生活，就更别提为老百姓做主了。
官员们写诗词歌赋，算是怡情遣兴的手段，而写章奏是为了给皇帝提意见。即便是皇帝也来凑热闹，要写一写诗词，显示一下自己的才华，但大多不算是诗人，也不算词人，只是附庸风雅也就罢了。真正写出好作品的作者，大多是穷困潦倒的书生，而不是普通的官员。书生们大多要参加科举考试，考中了之后可以做官。而一旦做了官，就要适应官场的潜规则，会放弃原来修齐治平的理想，要私自加税，行贿受贿，卖官鬻爵，吃了原告吃被告。经过一番运作之后，官员们会形成自己的关系网。整天忙于文山会海，迎来送往，当然就没有时间搞创作了，也就不会了解老百姓的生活了。成了官员还保持文学创作的人不在少数，而流传下来的作品也不在少数，但大多不能被老百姓理解。而穷困潦倒的书生写出的作品，却大多让人们印象深刻，能够引起强烈的共鸣。科举考试不中的书生们，感觉愧对家族的培养，愧对老师，愧对自己，就要发奋著书，把民间的疾苦揭示出来，把自己的悲苦写出来，甚至揭示家族的命运悲剧。如此一来，才具备切身的体验。
大多数所谓的好作品都是悲剧性的作品，而不是描写欢乐的作品。古希腊人早就看到了这种心理现象，认为悲剧给人的震撼力比喜剧更持久。无论是《水浒传》还是《红楼梦》都是大悲剧，给人的印象深刻而持久。只是这两部作品演变成了说书回目以及唱戏的曲目就不计其数，就更别提其他作品了，影响力是非常大的。诗词属于比较高雅的文体，而且一直是古代文学的主流文体。到了明朝晚期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民间的小说出现爆发的状态，小说才逐渐走上文坛的主流地位。很多小说作家都是穷困潦倒的书生，甚至是科举落第的考生，无论是吴承恩还是吴敬梓，无论是蒲松龄还是施耐庵，都曾经参加过科举考试，也都是落第考生，却写出了伟大的文学作品。甚至他们一度穷困潦倒，靠朋友接济为生。曹雪芹并不想参加科举考试。只是要把家族的悲剧写出来，却写出了旷世奇书《红楼梦》。
穷困潦倒的书生生活在民间，甚至生活在社会底层，对老百姓的疾苦有深刻的体会，能够观察社会的大悲剧，观察家族的大悲剧，体悟自身的悲剧。可是，他们读过圣贤书，有参加科举考试的能力，也就是有写文章的能力，靠这种能力就可以写出社会以及人生的悲剧。当他们写出这样的小说之后，就可以广泛流传了，不管是说书的还是唱戏的，都能把他们的小说改编成适合老百姓接受的艺术作品，使他们的作品得以扩大化，得以世代流传。写作要有切实的生活体验，能够体验真实的生活，并还原为文学真实。而做了官的文人们，大多优游卒岁，衣食无忧，只是在做诗词方面，有一些格式上的创新，音律方面的创新，或者偶尔写一写传奇话本，却不如落第的甚至穷困潦倒的书生写的更加真实。越是穷困潦倒，就越能真切地体验到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真切体验到社会以及人生的悲剧。好的文学作品大多是悲剧，是能被广大劳动人民普遍接受的悲剧，而不是喜剧。即便有一些讽刺类的文学作品出现，也仍然笑中带泪，让人看到作为穷困潦倒的书生是如何“字字血，声声泪”的。
作者应该了解底层人民生活，应该体验底层劳动人民的艰辛，才能写出伟大的作品。而只是整天在书房里读书，琢磨用现代乃至后现代主义的手法写作，就不一定能写出好作品，因为作家远离了现实生活。而古代穷困潦倒的书生大多被逼到社会底层。无奈之下才拿起了笔，写出了社会以及人生的悲剧，当然也就有深刻的体验以及强烈的感染力了，成为好的作品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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