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初,梁实秋一行登上一辆破旧的大汽车,伴随着车身稀里哗啦的东摇西晃,朝着成都方向缓缓驶去。这是国民参议会组织的一支慰劳视察团,准备利用两个月的时间,到整个华北前线巡视慰问。
作为成员之一的梁实秋,原本在接到通知的时候,并不打算参与其中,但在参政会秘书长的劝说下,梁实秋想到自己自抗战以来,一直蛰居在后方,并没有真正做到共赴国难,如今有机会上前线巡视,至少可以亲眼看到前线的实际情况,也算是为抗战做了些有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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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劳团抵达西安之后,随即开始慰问视察工作,他们先向蒋鼎文献旗,再向胡宗南献旗。但胡宗南对慰劳团的到来并不感冒,干脆装病不肯接见。按照原定计划,慰劳团抵达西安之后,就要前往延安。对于去延安访问,梁实秋有着很大的兴趣,因为在与友人的谈话中,梁实秋得知延安是一个没有官僚气的地方,老百姓甚至可以直接和官员谈话。这样的现象,是梁实秋在国统区从未见过的。
因此,梁实秋等人便找到八路军办事处,请他们通报延安方面,协商具体的行期。几天之后,重庆方面转来毛主席致国民党参政会的电报,据梁实秋回忆,电文的大意是对慰劳团访问延安甚表欢迎,但不欢迎梁实秋的到来,如果一定要来,延安方面便以高粱酒和小米饭招待。毛主席在电文中点名不欢迎梁实秋,弄得梁实秋一时间有些尴尬,其他慰问团团员不明所以,出于对梁实秋的考虑,遂决定放弃延安之行,改为前往咸阳参观“劳动营”。
毛主席在统战工作方面向来待人热情,尽量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同志,为何对梁实秋却如此厌恶,甚至明确点名表示拒绝呢?1928年3月,徐志摩和梁实秋、闻一多等人,创办了《新月》月刊。创刊号上,梁实秋的一篇《文学的纪律》,让梁实秋举起了新月派的理论旗帜,先批判颓废文人的浪漫行为,后又对革命文学加以非议,甚至将鲁迅作为革命文学的障碍而加以嘲讽。
对于梁实秋的这些非难,鲁迅发表文章作了评析,揭示了梁实秋要求“思想自由”的无用以及他们所具有的复杂性。而梁实秋也紧随其后发表文章,对鲁迅作了进一步责难,用激将法逼迫鲁迅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和思想信仰。对于梁实秋的用意,鲁迅完全明白,于是再次发文作了巧妙地答辩,让梁实秋的企图落了空。不甘心的梁实秋拼凑了诸多理由,鼓吹文学没有阶级性,露骨地反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梁实秋的这些言论,自然受到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的批驳。对此梁实秋仍不肯承认文学有阶级性,重复一些旧话作无力的争辩。这一场论战并没有因此而结束,梁实秋又开始针对鲁迅的翻译,指责鲁迅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理论著作的翻译是“死译”。梁实秋这样做并非是针对翻译本身的探讨,而是借机责难鲁迅和否定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著作。
其实在很早以前,鲁迅就已经在译作的后记中,解剖了自己翻译过程中存在的缺点,但梁实秋仍针对鲁迅翻译中的缺点大做文章,可见其另有用意,因此鲁迅再次发文进行了批驳。梁实秋的种种做法被鲁迅一一批驳之后,更是咬住鲁迅不放,因此二人的辩论愈发激烈,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在1930年前后,梁实秋多次发表文章,直接中伤鲁迅,蓄意对鲁迅进行政治陷害。鲁迅看到梁实秋的这些言论之后,气愤撰文对梁实秋作了辛辣的抨击,将其称作“资产阶级文艺批评的走狗”。梁实秋和鲁迅的这一场论战,从最初的学术、文艺观之争,逐渐演化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文化战线上的一场论战。后来毛主席曾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点名批评了梁实秋是资产阶级文艺,对鲁迅的观点表示了赞同。1937年北平沦陷之后,梁实秋得知自己上了侦缉队的黑名单,匆匆登上了前往天津的火车。随着形势越来越严峻,梁实秋感到不能继续在天津待下去,决定前往南京向国民党政府报到,为抗日救国做一点事情。
那时候的南京已经被轰炸过几次,各方面都是一片混乱,让梁实秋不禁感到报国无门。不久有人告诉梁实秋,让他去中研院的招待所,又等了几天后,教育部发给梁实秋两百元生活费和一张船票,让他去长沙候命。1938年7月,国民政府在汉口召开国民参政会,在民社党主席的提名下,梁实秋当选参政院。虽然参政会没有实权,但却是在当时全国人民一致对外的象征,毛主席、邓颖超、董必武等人也在其中。
参政会结束后,《中央日报》迁到重庆复刊,梁实秋被担任作为该报副刊的主编。在发刊之日,梁实秋发表了一篇《编者的话》,立刻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其中“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等等言论,立刻被认为是梁实秋鼓吹文学“与抗战无关”而加以批判。很快,重庆的文化战线再次被梁实秋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大家纷纷发表文章指责梁实秋,老舍甚至以“文协”的名义起草了一封公开信,指责梁实秋的言论是破坏团结,有碍抗战文艺的发展。这场论战的热潮给了梁实秋很大的压力,趁着疏散前往北碚的时机,梁实秋辞去了主编职务,并发表文章继续为自己辩驳,但仍遭到众人的批判。以上这两件事,便是毛主席明确拒绝梁实秋访问延安的原因。但考虑到当时的政治形势,梁实秋这一次延安之行的流产,其实是国共双方的一次政治较量,和梁实秋个人并无太大关系。在慰劳团视察之际,国共之间的冲突一直持续,并且愈演愈烈。在慰劳团视察前后,蒋介石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从未放弃消灭共产党,独裁中国的目标,慰劳团的运作实际上成了蒋介石此后一系列军事进攻的舆论先导。国民党从自身利益出发,操纵慰劳团变成自我维护、攻击对手的舆论工具,共产党为了维护与统一战线自己的独立地位,断然拒绝慰劳团的视察,而梁实秋将这件事理解为共产党对自己的个人成见,是完全不妥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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