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学八记之二：书烂记幸

万信成

上学后，发了《语文》、《算术》新课本。《语文》课本的扉页，是毛泽东主席的彩色大头像（含胸部）。除此之外，课本内页插图全是黑白的。《算术》课本的第一页是否有主席像压卷做镇书之宝，记不得了。但语文课本第一页就是那张古今中外发行量最大、家家中堂张贴的那款主席标准像。

对新灿灿的课本，很多同学小心翼翼，呵护有加。有的用废纸将封面包起来，施以特别保护。饶是如此，到了学期中的时候，大多数学生的课本，或边角卷起，或页面折皱，总之体无完肤了。上述情形，本不足怪。同学基本都是农家子弟（我班只有两个同学的母亲在卫生所工作，他俩算是吃商品粮的。这两同学读了一、两年先后转走了。），年龄冲幼，没有卫生习惯；下课玩耍的，都与泥土、灰尘有关。人人一双黑手，除了个别女生外，课本当然不会干净的了。

我的语文课本，到了学期中后段，也与时俱旧、与时俱破了。读破一卷，忧愁满腔。当然，书肯定不是读破的。想是摩挲太久，也许是纸张印刷不精，主席额头上脱色掉了米粒大的一块。但何以如此，至今仍是谜。如此大事，也应该有个量变质变的过程，何以突然之间他老人家满面红光中，突现了米粒大的一小点白色，即纸张本来的颜色，我到现在仍然百思不得其解。主席像没能万岁，虽罪不在我，但本人为此愁肠百结了。

跨进学堂门槛之前，我就知道对主席要忠，不能有丝毫的不愉之色，更不能有不敬之辞、不㳟之行。主席像当然要享受跟主席同等待遇，是烧不得、撕不得、扯不得、烂不得、坏不得、扔不得、揉不得、搓不得、脏不得、打不得的，甚至是吹不得、摸不得、拍不得的，只能供瞻仰。我敢发誓，天地良心，当时我对主席奉若神明、没有半点异心。我课本中主席像头上不知何时何故掉了一小块，决非我有意而为，相信也不是同学故意陷害——果真如此，同学就该第一时间报告老师邀功。当然，同学恶作剧、故意损坏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但如此严重的、遗憾的、棘手的、痛心的事情就是发生了，真的是覆水难收啊。好在还没有被人发现。如何掩盖这一疑似罪行？我当时曾闪过一个念头，干脆将主席像整页撕下来，一了百了。但是扯下来，把主席像弄烂了怎么办？扯下来往哪搁？扯不干净怎么办？而且课本中主席像不翼而飞，更容易被人发现。别人如果指我将主席像撕了，我就是浑身是嘴也分辩不得，也不会听我分辩，真的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当地老百姓俏皮话，黄泥巴掉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所以将主席像扯下来的念头，刚生出来就缩回去了。

我很快就想出了另一替代办法——回家用煮熟的大米粥粒将主席像与课本封面粘在一起。这样就能保护主席像，不使继续烂下去；主席像额头脱色情形也不会为人发现，似乎神不知鬼不觉。大米粒的粘性不是很强，我也只用了几粒米。虽不能说就此化险为夷，但也只能如此补救了。童稚的心得以稍安。

就成年人的眼光看，如果小心翼翼，粘住边缘，不会导致创面扩大。那时毕竟刚读小学一年级，思虑不周，手更稚拙，更没人指点。也许是为了粘得牢一点，也许是鬼使神差位置判断不准，有的米粒滑到主席正身。但事有凑巧，此事还真败露了，最坏的情况出现了。

大约六、七月间的一个下午，初中的“连长”来我班听课了。当时日已西斜，窗外骄阳虽然似火，但教室南边是连排的枫杨树，举目窗外，日影从浓荫中洒下，斑斑驳驳，给人以清凉之感。同学们似乎还没有从午睡中亢奋起来，加上有人来听课，教室里显得安静，只有窗外知了唱得起劲而单调，似为昏昏欲睡的学童们催眠。

当时初中学生中，学生干部中最大的官称“连长”。班按当时的叫法称排。当时班级的学生干部头不称“班长”而称“排长”，全校的学生干部头官大一级，相应的就叫“连长”。连长牛夷宁与我同一大队，与老师牛江俞同一湾子（即自然村）、同一小队。连长牛夷宁为啥来听牛江俞的课，不得而知。后来读书过程中，只见过老师互相听课、教学水平高的老师举行公开课，但就没见过高年级同学来听低年级老师的课。是何用意，到现在我也不得而知。

连长听课，就坐在与第一排课凳并排靠墙的走道上。当时一、二年级，是没有课桌的，只有长条形的凳子供我们扒在上面写字。时乖运蹇，我恰好坐第一排靠走道。也许是听课无聊，也许是需要了解牛江俞的讲课内容，“连长”将我的课本拿过去，随手翻了起来。“连长”很快就发现了我课本封面与主席像并蒂连在一起。“连长”课间报告了牛江俞，并将封面与主席像一揭两开（并非小心翼翼），封面与主席像因此再度仳离。如此一来，两页粘在一块的部分撕开，必致主席像受损。主席的脸上、身上一下子似乎似乎千疮百孔了。“连长”与牛江俞走出教室，小声嘀咕几句，将我的语文课本收走了。牛江俞还问了我此事的前因后果。自然，重点问了有没有人指使。我只能坦白交待，初衷是为了保护主席像。

老师、“连长”如此重视，有如睛天霹雳。我耸然而惊，昏昏欲睡之感荡然无存，顿感大祸临头。放学后，我去了好朋友、同班同学千良平家，商量此事。两个八九岁的孩子当然商量不出个所以然来，更想不出法子。于是将此事告诉了千良平的哥哥千恒平。千恒平正读初中，与我们同一所学校。我俩议论此事时，他正低眉信手速速弹，如醉如痴地拉着他的二胡。千良平叫他，他戛然而止，抬起头来，一手执弓，一手按弦，听完千良平叙述完事情经过，略一沉吟后对我说：

“可能要搞你家里的大人喽”。

如何“搞”？批斗？打人？坐牢？扣工分扣口粮？我想象不出。

千恒平曾经沧海，他的看法决非空穴来风、信口胡说。我上学前几年，也就是文革闹腾得最欢的时段，湾里就哄传他写了“反标”——反动标语。他当时也不过读小学三、四年级吧。但他写了啥，在哪里写的，我当时年幼，没有探究的好奇心。只知道他在公社被关了几天。他母亲凄凄惶惶，给他送了几天“牢饭”。但当时似乎并没有受到特别处理。他是如何过关的？他家中农成份，不是阶级敌人；千恒平父亲擅电工，经常到公社驾设电线、安装电话或维修。也就是说，他父亲跟公社的干部厮熟。他被从轻发落，是不是与此有关？不得而知。他到底写啥“反标”了？后来，他弟弟、我的总角之好千良平告诉我，他哥就是在《毛主席语录》上打了几个叉叉而已，似乎也在“语录”上写了“打倒”二字，而被人告发。但“反标”事件还是影响了千恒平的命运。

千恒平善拉胡琴（二胡、板胡、京胡都操得顺溜），是当地同龄人中的翘楚，也是学校文艺宣传队乐队的台柱。后来潜江县花鼓剧团招生，相中了他。但因为他写过“反标”，有“历史污点”，当地生产队、大队的干部们拒不开恩，此事就黄了。政治理由的背后，是妒嫉心。他丧失了为农村人普遍艳羡的跳农门的机会，此是题外话。

我回家将此事告诉了父母，诚惶诚恐，做好了挨揍的准备。但是父母并没有责打。按常例，犯错是应该挨打挨骂的。当时父母怎么想的，我没问。现在推测，也许父母明白，即使将子女打死，别人也不会因此放我们一马。何况，天真未凿的幼童，何罪之有？出事了，也只能听天由命。

我继续上学，忐忑的心，或许只有收监未决的犯人、或等待皇上御批的死刑犯心情差可比拟。几天后，牛江俞将语文课本还给了我，但也没有宣布处理决定。烂了的主席像就这样笼罩着我，直到学期终了，我才感觉这件事似乎过去了。

主席像烂了，我没有挨整，更没有享受网上所传十来岁幼童因失手打烂主席石膏像而坐牢的待遇，父母也没被株连，一家人只是受了恐惧的煎熬。总的来看，虚惊一场，颇为幸运。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应该不是老师牛江俞。他被培养出了强烈的阶级感情、阶级仇恨，政治嗅觉灵敏。发现阶级斗争新动向，最能彰显他的上进心、工作表现、工作能力（他在思想教育中出风头，另文记之）。他如果有淡化此事美意，就该视而不见、隐而不提。反之，他如将此事办成全校瞩目、上级关注的政治事件，他的业绩就会彰显。今日思之，本人在此事件中能获善果，一者可能是文革高潮已过，阶级斗争的弦有渐弛之势；二乃吾乡民风，似不及文革时道县、广西、内蒙之酷刻。文革高潮时期犯反标事的千恒平也没有受皮肉之苦、没陷牢狱之灾嘛。当然，也许校长体谅我保护主席像一片苦心，认为我是好心办了坏事，也未可知！

【作者简介】万信成，湖北天门人，1963年3月10日（阴历）出生。1982年入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1986年执教于武汉广播电视大学。1992年调入中国农业银行顺德支行。2003年投身律师行业，执业于广东佛山。平生三易饭碗，书剑无成。曾在《南方都市报》、《南方日报》、《长江日报》发表杂文随笔多篇，并在地方报纸写过与法律有关的专栏。如今寄迹岭表，就食他乡，但萦绕脑际的，多荆风楚水。闲余弄墨，以娱同好。后之览者，或将无感于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