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同治十年,这一年,天色阴沉,连日的风雨仿佛也在为百姓的困苦哭泣。大地的每一寸肌肤都被饥荒和战乱撕裂,老百姓的日子更是苦不堪言。繁重的赋税如同压在百姓肩头的千斤重担,连年的天灾则是无情的刀刃,割裂了人们本已脆弱的生活。在这片饱受磨难的土地上,李氏家的灶台早已冰冷如铁,锅盖覆满了灰尘,再没有一粒米能填满饥饿的肚腹。

李氏的父母看着眼前的困境,心如刀绞,几经商量,最终决定将年仅十五的女儿卖给城里的大户人家当丫环,以求换取些许银两,勉强度日。彼时,李氏正是花样年华,虽出身贫寒,却生得一副好容貌,水灵灵的大眼睛透着不谙世事的单纯。然而,这份纯净并未能改变命运的齿轮,她注定要走上一条漫长而坎坷的道路。

这一年,58岁的封疆大吏谭钟麟奉朝廷之命,赴外地任职。谭夫人年老体弱,常年抱恙,不便随夫同行。为了能在外地照料谭钟麟的饮食起居,谭夫人便决定为丈夫买一位通房丫环。正是这样的契机,命运的无形之手将李氏推向了谭府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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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钟麟乃湖南人,曾任两广总督、吏部尚书,官居高位,权倾一方,谭府也因此成为一座巍峨的大宅,家规森严,家业庞大。初入谭府,李氏便感受到那股无形的压迫感。她目不识丁,家境贫寒,从未见过这等奢华的宅邸,宽敞的厅堂、精致的雕花木窗、光滑如镜的青砖地,都让她倍感陌生和胆怯。

她的身份只是一个通房丫环,低贱如尘。每日,她要做的活儿繁多且琐碎,伺候丈夫、正妻之外,还得应付家中大大小小的杂务。长年累月的辛劳与压迫,让她那双本应柔嫩的双手早已粗糙不堪。她在厨房里忙碌,掌勺的灶火映红了她年轻的脸庞,手上却因长时间接触冷水和柴火而布满了裂口。

在谭府的餐桌上,李氏更是连站立的资格都没有。每日用餐时,只有谭钟麟、正妻以及少爷、小姐们能坐在桌边享用佳肴,妾室们都只能恭恭敬敬地站在一旁吃饭。作为通房丫环,李氏只能远远地站在角落里,默默地为众妻妾添汤加饭,甚至连餐桌边的一小席之地也无缘沾染。

1879年,李氏的日子如同以往那般平淡无奇,她依旧在谭府里度过着如同一潭死水般的生活。可忽然间,她开始感到一阵阵恶心,呕吐不止。那日,李氏扶着墙角,捧着胸口,脸色苍白如纸,胃中翻江倒海,仿佛有什么东西在体内搅动。院子里的下人们注意到了她的异样,起初以为她不过是吃坏了肚子,便不以为意。然而,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她的症状愈发明显,原本毫无起伏的小腹,渐渐隆起了一个小小的弧度。

这时,府里的丫鬟婆子们开始窃窃私语,揣测着李氏的身世和命运。有人不禁冷嘲热讽,笑道:“九年都没动静,难道铁树真要开花了?”话语间充满了轻蔑。然而,李氏的心情却截然不同。她躲在偏僻的角落,低头轻抚着自己微隆的腹部,感受着那微弱的跳动,脸上浮现出一抹幸福的微笑。这个孩子的到来仿佛在她暗淡无光的生命中点燃了一丝希望,让她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温暖和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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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飞逝,转眼到了1880年1月25日深夜,李氏突然感觉一阵剧烈的腹痛,仿佛有千万把利刃在她体内肆意割裂。她的额头渗出豆大的汗珠,眼前一阵阵发黑,痛苦的叫声撕裂了夜的寂静。稳婆赶忙上前查看,脸色顿时变得严峻起来,连声喊道:“难产!快去告诉老爷!”

消息传到了谭钟麟的耳中,他被这突如其来的嘶吼声吵醒,心中不悦,半睁开眼睛,皱眉说道:“吵死了!”他满不在乎地翻了个身,继续沉入梦乡。对于他来说,李氏不过是个通房丫环,生死与否,并不值得他费心费神。然而,这一夜,他却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梦中,谭钟麟看到已故的老友何文安,身着整齐的朝服,缓步向他走来,面带微笑,口中说着:“这次来了,就不走了。”谭钟麟愣在原地,想要问些什么,但梦境却如雾般消散,他猛然惊醒。坐在床上,他细细揣摩着这个梦境,心中隐隐不安,因为他清楚,何文安早已去世多年。这时,门外传来婴儿响亮的啼哭声,打断了他的思绪,他这才想起有个丫环正在生孩子。

他急忙穿衣下床,急匆匆地赶到李氏的产房,刚踏进门槛,便见到稳婆满脸疲惫地走上前来,手中抱着一个刚出生的男婴。李氏已经在极度的疲惫中昏睡过去,床上的被褥上血迹斑驳,显然经历了一场不小的生死考验。

谭钟麟接过孩子,低头看了一眼,顿时心中大喜。这个男婴面色红润,双眼微闭,眉宇间已有几分英气,仿佛天生带有一种非凡的气度。谭钟麟心中暗自称奇,自己年过花甲竟得此贵子,这岂非天意?他脑中忽然闪过方才梦中的场景,何文安那句“来了就不走了”意味深长。他捋了捋胡须,微微一笑,心念一动,便决定为这孩子取名为“谭延闿”,字“祖安”,与已故的老友同用一个“安”字。

自从有了儿子,李氏在谭家的生活似乎找到了新的寄托,她更加任劳任怨。她的性子温和、不争不抢,仿佛对这世间所有的不公都能默默承受。她无声地承担着作为一名通房丫环的职责,日复一日地履行着母亲的义务和妻子的责任。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又为谭钟麟生下了两个儿子。这些新生命的到来,仿佛是她在这座深宅大院中唯一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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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生活并未因此而变得轻松。随着谭延闿慢慢长大,他逐渐开始察觉到母亲在家中的地位。他不理解为什么每次吃饭时,母亲总是站在一旁伺候父亲和正妻用餐,自己却连坐下的资格都没有。谭延闿不止一次地试图拉母亲坐下,但每次李氏都坚决拒绝,仿佛那餐桌旁的座位对她而言是不可触碰的禁忌。她的目光中透出一丝无奈,甚至带着些许的惶恐,低声对儿子说道:“这是规矩,母亲不能坐。”她的话语虽然轻声细语,却透出了深深的无奈和屈从。

有一次,谭延闿鼓起勇气,再次尝试将母亲拉到座位上,但还没等他将母亲的手拉起,谭钟麟便“叭”地一声重重放下了手中的筷子,声如惊雷,震得桌上碗盘微微颤抖。谭延闿吓得一动不动,手足无措地看着父亲的脸色,感觉自己的举动犯下了大错。而李氏也在这突如其来的严厉中如同受惊的小鸟般低下了头,仿佛自己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她缓缓退后两步,轻声对儿子说:“延闿,不要任性,记住母亲的话。”她的声音里夹杂着无尽的辛酸和对儿子的深切关怀。

尽管李氏在家中的地位低微,她依旧尽心尽力地教导儿子。她常常带着谭延闿离开那个充满压抑气氛的餐厅,走到一个僻静的角落,轻轻抚摸着儿子的头,耐心地叮嘱道:“延闿,只有好好读书,将来才有出息,才能保护自己。”她的眼中闪烁着希望的光芒,那是她一生积压在心底的唯一梦想。

每当这个时候,谭延闿总是坚定地握住母亲的手,斩钉截铁地回答:“母亲,我一定会好好读书,将来有本事了,保护您,不再让您受这样的委屈。”母子之间的这一番对话,仿佛是一种无声的契约,深深地刻在谭延闿的心中。正是母亲的谆谆教诲,激发了他强烈的求知欲和进取心。

岁月荏苒,1902年,庚子辛丑恩正并科本省乡试放榜。谭延闿高中第99名举人,这是他第一次在科举中取得的显赫成绩。谭钟麟对这个儿子刮目相看,心中不禁对他更加器重。这个成就让谭延闿在家中的地位陡然提升,也为李氏带来了一丝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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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清朝的末路已然注定,在义和团起义和八国联军入侵的双重打击下,贡院考场毁于一旦,科举制度的未来岌岌可危。即便如此,朝廷还是决定在甲辰科举行会试,将考试地点定在开封。谭延闿不负众望,参加了这次会试。他以纵古论今、条分缕析的文章赢得了考官们的赞赏,这些阅卷的老学究们纷纷认为他的文章别具一格、言之有物,遂给了他极高的评价。放榜之日,谭延闿以会员第一名的成绩脱颖而出,这一殊荣在当时的湖南已经有两百多年未曾出现过。

消息传回谭府时,整个家宅顿时沸腾起来。锣鼓声震天响起,谭府管家兴奋异常,第一个得到了消息。他一边跑一边高喊着“少爷中了!”声音在府中回荡,引得众人纷纷探头张望。

他气喘吁吁地跑到正厅,正厅内,谭钟麟正在与正妻用餐,李氏依旧站在一旁,像往常一样默默伺候着。她已经这样站着伺候了三十三年,从未改变过。

管家满头大汗急切地禀告道:“老爷,祖安少爷高中了,是第一名会员!”这声音在沉静的厅堂内如同一声炸雷,瞬间打破了空气中的宁静。

李氏当时正专注地给正妻的碗里添饭。她的手因多年的劳作而显得粗糙,但每一个动作都透着她一贯的细致与谨慎。可是,当管家的话传入她耳中时,仿佛一阵电流瞬间通过她的身体,她的手猛然一抖,盛饭的碗未能稳住,脱手而落。“啪”的一声,碗摔在坚硬的地板上,碎片四溅,白色的饭粒散落一地。这一声脆响在寂静的正厅里尤为刺耳,仿佛将原本紧绷的气氛又拉紧了一分。

正妻闻声抬头,脸色瞬间阴沉下来,眼中闪过一丝怒意。她的嘴唇微微抖动,显然有一股怒火正在心中迅速升腾,准备随时喷薄而出。多年来,家中的规矩严谨,而今日的这一幕,令她深感不满,正要开口训斥,一旁的谭钟麟却突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