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推荐《弗里德曼说，下一个一百年地缘大冲突》第五章。这本书的基本世界的地缘来自于二战以来的世界国家体系，全书分析俄罗斯与德国的地缘利益矛盾, 俄罗斯与土耳其的矛盾, 中国与日本冲突,以及美墨边界冲突。在此书中精准预判中国经济。
作者乔治·弗里德曼，是战略预测公司总裁，《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CNN等权威媒体争相报道的战略预测专家。
任何关于未来的探讨，都必须先从中国说起。拥有全球1/4人口的中国常被列入未来世界强国，它的经济在近30年里突飞猛进，这无疑使其成为一个重要的强国。但是30年的持续增长并不意味着这种势头永不停滞，也可能正在逐渐减弱，这对中国而言意味着它可能要面对一系列的问题。但有一点我深信不疑，那就是：谈论未来，绝对要从中国开始。
那么,让我们以地缘政治学作为框架溯本求源。首先，中国是一座岛，虽然没有被海水环绕，但被众多无法逾越的国土和荒漠所包围，这使得它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绝开来。
中国北临西伯利亚和蒙古草原，荒无人烟，难以逾越；西南部是难以攀爬的喜马拉雅山；南部与缅甸、老挝、越南接壤，遍布山地和丛林；东部临海；只有毗邻哈萨克斯坦的西部地区可供通行，但也需要花费很大的工夫。绝大多数中国人分布于距海岸线不足1000公里的土地上，居住在中国东部地区，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则人烟稀少。
中国在历史上唯一一次完全被征服要追溯到12世纪的蒙古人南下，但是中国几乎从未在现有版图下对外扩张。在历史上，中国也从不侵略他国，只是偶尔卷入与他国的纷争中。中国在以往的世界贸易中并不活跃，经常间歇性地闭关锁国，与世隔绝。对外通商之后，中国又会开辟丝绸之路这样的陆上通道穿越中亚地区，开放东部港口供商船航行。19世纪中叶，欧洲人看中了中国。当时的中国正处于自给自足的时期，团结统一却一贫如洗。欧洲人强行闯入中国，在沿海地区频繁进行贸易活动。这造成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中国沿海地区由于对外贸易，财富激增；另一方面，中国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种悬殊不但削弱了中国政府对沿海地区的控制力，而且引发了社会的不稳定和混乱。沿海地区更愿意与能为自己带来经济利益的欧洲国家保持密切联系，也不愿受限于当时的政府。"
动荡时期从19世纪中叶一直持续到1949年共产党执政。共产党一开始试图在上海这样的沿海城市开展革命，但没有成功，于是开始了著名的长征。在内陆省份，毛泽东组织了一支由贫农组成的军队，发起反击，收复沿海地区。后来，他使中国恢复到欧洲国家未介入以前的独立自主的状态。从1949年直至毛泽东去世，中国在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的领导下，团结统一，但在西方看来有些闭塞排外，贫困问题仍很严重。
破釜沉舟后的“世界引擎”
毛泽东逝世后，中国新一代领导人邓小平深知，中国若想保持安定团结，闭关锁国绝不是长久之计，经济处于弱势的中国定会被别国觊觎。于是邓小平决定破釜沉舟，他认为通过对外开放，参与对外贸易，中国不会再因为内部矛盾而四分五裂。
沿海地区随即重新繁荣起来，并与世界强国密切往来。上海等沿海大都市凭借廉价的商品交易迅速累积财富，而内陆地区的贫困状况，却没有得到彻底改善，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贫富悬殊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缓解。尽管如此，北京的地位并没有动摇，既没有丧失对各个区域管制的权力，也无需强力高压。
这种状况大概持续了30年，30年在历史长河中算不上很长的时间，而对于这一时期的中国人来说却十分漫长。问题在于，是否能妥善处理中国国内存在的问题。于是又回到了讨论的起点：21世纪中国对世界将会有怎样的影响?中国还是全球贸易体系的一部分吗?
中国在21世纪初破釜沉舟，以期求得永久的稳定。中国作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逐渐把相对富足的沿海地区资源运送到内陆。这个提议没有遭到沿海和内陆地区的反对。中国领导人试图让全中国的人民都满意，并且竭尽全力实现这一目标。
世界各国对廉价出口商品趋之若鹜，而这些廉价商品交易是靠巨额贷款维持的。中国对商品定价越低，利润也就越低。这种无利润出口商品虽然使经济引擎频繁运转，却没有在实质上促进经济增长。我们可以把它看做是这样一种交易：以成本价或者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商品。如此一来，的确有巨额资金在商业领域流通，然而这些资金也会迅速流失。
这是东亚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日本就是一个很有启发性的例子。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跻身为世界经济大国，这对美国商界造成了巨 大的打击，工商管理硕士不得不向日本人学习借鉴，效仿他们的经营方式。日本经济迅猛增长，然而这种增长并不是源于经营管理，而是由于日本的银行体制。
由于政府的监管，日本银行支付给一般储户的利率普遍很低。同时由于各种法律条令和政策的倾斜，邮局存款利率比银行高出一倍，因此大多数日本人只好把钱存入邮局。政府转而用这笔钱借贷给日本各大银行，但它的利率仍然远低于国际标准。银行继而又把钱贷款给业务伙伴，例如住友银行(SumitomoBank)贷款给住友化工厂(SumitomoChemical)。20世纪70年代，相较于美国公司两位数的银行贷款利率，日本公司的贷款利率不过是美国的一个零头。
这样看来，日本企业比美国企业运营得好也就不足为奇，因为成本远低于美国。同样，日本极高的存款比率也就不足为奇。其实日本当时不但没有公共退休计划，其企业退休基金也微不足道，日本人只好通过储蓄存款为退休养老做准备。如果不节俭，那将来就没有保障。这些可怜的储户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低利率存款。
高利率保障了西方经济的规范性，通过优胜劣汰，可以剔除那些毫无竞争实力的孱弱公司，限制其在低利润条件下的无限扩张，而日本银行人为降低利率，贷款给合作伙伴，因此根本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市场。货币流通，社会关系是关键，因此，许多坏账应运而生。
日本主要的融资手段不在于增强股票市场的公平性，而在于银行贷款。董事会是由公司职员和银行家组成的，比起利润，他们反而更关心资金流动，以保证公司的运营，偿还贷款。因此，日本曾一度成为世界上资本回报率最低的国家，但是由于日本人采取独特的方式规划经济——依赖出口，他们的经济增长速度的确是快得惊人。
日本人不得不这么做。用一个极高的储蓄率推动整个经济体系的发展，普通的日本公民几乎很少消费。因此，日本想通过内需来拉动经济几乎不太可能。由于日本的公司不受投资者的限制，而是受到组织内部人员和银行家们的控制，所以他们想要做的就是增加资金流的注入量。至于能产生多少效益(如果有的话),则关系不大。因此，低成本出口潮高涨。借贷资金增加，现金需求扩大，出口量也就随之提升。表面上，经济是在增长，但其内部危机四伏。
日本银行那种随意的放贷方式使不良贷款数目上升——这种贷款不会得到偿还。许多糟糕的企业得到了资助。日本银行非但没有取消这些贷款或是让这些企业破产，相反，它们用更多的贷款来填补这个漏洞，让这些企业继续存活下去，贷款也随之水涨船高。为了利用储户的资金来维持该银行体系，它就迫切需要利用出口来吸收更多的资金。这一体系虽然资金充裕，但底下暗流涌动，众多依靠政府得以存活的公司，以及那些极力增加现金流入而无视赢利的公司，正逐渐削弱整个银行体系。出口的巨大潮流并没有产生太多的利润。整个体系被搅得一塌糊涂，这时的日本光是要维持正常运作就已经异常艰辛了。
从表面看来，日本经济正在急剧上扬，用超乎想象的高质量、低价位的产品占领市场。这与沉迷于高利润的美国公司有所不同，日本人对未来表现得志在必得。实际上，事实恰恰相反。日本正依靠少得可怜的、受到政府限制的“遗产”度日。低价位是他们的一着险棋，以试图保证资金不断注入，这样银行体系就不会在短期内崩溃。
最终，贷款迅速膨胀，以至于凭借出口的利润都难以为继。日本银行开始破产，政府不得不为其买单。但是日本绝不会对此种大规模的经济衰败坐视不理，它千方百计利用各种挽救措施来延缓这种极度的痛苦，并以此来克服长期以来挥之不去的经济萎靡。经济萧条使得市场每况愈下。有趣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正当经济危机席卷而来的时候，西方并没有注意到日本的经济已经溃不成军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们还在谈论着日本经济的奇迹。
“中国龙”如何走出“日本陷阱”?
这与中国有什么关系?这是因为中国经济与日本经济如出一辙。 两国的经济都严重依赖出口，它们都保持着起伏不定的高增长率，并且当增长率开始出现衰退时，它们都可能崩溃。
中国的经济显现出兴旺与生机，如果你只着眼于其经济的高速增长的话，那么它确实令人瞠目结舌。然而，增长只是检验经济的一个因素，更重要的是这种增长是否有利润回报。中国的经济确实呈现了实实在在的增长，所获得的经济回报也确实满足了银行业的需求。但一旦增长出现减缓趋势，比如说由于美国方面导致经济不景气，那么整个经济结构可能很快就会出现滑坡。
这在亚洲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是经济增长的火车头。照常理而言，日本将会压倒美国。但实际上，日本高速的增长率没有持续下去。当这种增长大幅度下降时，日本就经受了巨大的银行危机。危机过后，日本在接下来的20年里都没有彻底复原。同样，当东亚经济于1997年出现危机之后，许多国家都措手不及，因为当时东亚的经济正在突飞猛进。
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也十分迅猛。中国人认为自己可以持续保持这种增长势头，但这种想法与基本经济规律是相悖的。有时经济循环在淘汰没有竞争力的企业的同时，也孕育了它们的丑恶弊端——的确如此。有时候，技术工人的极度缺乏也将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瓶颈。可以说，经济增长将受到许多结构限制，而中国也将无法避免。
“唱衰”中国的逻辑
日本用一代人的缓慢增长来解决自身问题。它运用政治规律和社会准则来对该事务进行处理而没有引起动荡。东亚用了两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一些国家和地区，诸如韩国和中国台湾，大刀阔斧地强制执行强硬的措施，但是可行性却非常有限，除非它们有强大的政府能够承受这种压力。而另外一些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则就此一蹶不振。
中国的挑战是政治方面的。当国内出现经济下滑和资金终止注入等问题时，中国的银行体系，甚至整个社会组织都会动荡不安。企业发展的减缓会造成企业倒闭和人口失业，而在一个区域性贫穷和大范围失业的国家里，经济下滑的附加压力会引发一系列的不稳定。
回想中国是如何在近代美国的干涉与现代毛泽东的胜利领导之间被分成沿海和内陆的。沿海的企业在对外贸易和商业投资中蓬勃发展。由于受到外部利益的驱使，它们力图自行发展。它们受到中国境内一些掌有金融权益的欧洲帝国主义者和美国人的拉拢。这和今天的情况很有可能是如出一辙的。一名上海商人乐于跟洛杉矶、纽约和伦敦保持利益往来。实际上，他从这些联系中赚到的钱远比与北京的商业往来中赚到的更多。与此同时，中国内陆的穷人将会努力迁往沿海城市，或者向北京施压给沿海地区加税从而获得资金资助。
如果中国政府曾想要努力挽回对沿海地区的控制力，那么很难想象促进那些地区发展而后又对这些地区施压的行为是出自同一个政府。19世纪，同样的问题也暴露出来了，沿海的政府官员们不想推行北京的法令，他们想与外国人做生意。
因为在经济问题方面与外国存在实质性的对抗，所以中国政府要保护自己的经济投资。国际争端将会帮助中国巩固自己的地位。这最有可能发生在21世纪的头10年。到那时，中国有三种可能的未来发展方向。
第一个可能的方向是中国继续无限期地迅猛发展。没有一个国家做到过这一点，中国也可能不会例外。过去30年里中国的飞速发展已经使经济失衡，这一点是将要加以改正的。从某些观点来看，中国必须得经历艰难的调整期，而亚洲的其他国家已经经历过这些了。
第二个可能的方向是中国的中央集权化。利益冲突将会显现，而中央政府则会发布命令并限制地方政府的权力，以防止经济下滑。这个方案与前者相比更具可实施性。但是实际上，政府机构充斥着那些为个人利益而反对中央集权化的人，这点使得该方案很难实施。政府不能只依靠自己人来实施那些规定。爱国主义是使他们团结一致的唯一王牌。
第三个可能的方向是在经济低迷的压力下，中国沿着传统的区域界限分崩离析。从传统观念来看，在中国这是一个更有说服力的方案。而且这个方案对富人和外国投资者都有好处。这会使中国回归到毛泽东领导前的状态，在一个努力治国的中央政府之下存在着区域之争，甚至是地区冲突。如果我们接受中国的经济将不得不在某个时刻做出调整，以及中国也会像其他国家那样产生严重的紧张态势的事实，那么第三个结果就最符合中国的历史及现状。
日本的算盘与中国的考量
先进的工业世界会在21世纪头10年面临人口紧缩和劳工匮乏的现象。一些国家基于旧有的观念指出，移民入境不是可选择的办法，至少不是个令人满意的办法。比如说，日本极其反对移民入境，但是它又必须找到劳动力的来源。这些劳动力受日本政府的控制并交纳税款来供养老龄工人。大多数移民工人不会选择日本，因为日本对想要成为日本公民的外国人非常不友好。在日本的韩国人到哪都没有公民身份。即使他们终生都居住、工作在那里，他们在身份证明文件中还会被日本警察叫做“韩国人”(不管是朝鲜人还是韩国人),不能够成为日本的合法公民。
然而，考虑到中国是一个低成本劳动力的集中地，即使中国人不想去日本，日本人也会来中国，就像他们过去那样。日本人在中国办厂，并雇用中国劳动力，这可以看做是另一种移民入境。而这种方式并非日本人的专利，其他国家的国民也会如法炮制，涌入中国。
从传统上来看，当北京受到压力时，它就会准备接受较慢的经济增长速度。然而从长远上来看，大规模的、集中的日本企业占据并吸收中国的劳动力，对于当地企业家和政府，甚至对于中国政府来说都存在着巨大的经济价值，但却毫无政治意义。日本不希望北京将资金转投向自己国家的企业，那样会使自己的如意算盘全部落空。
大约到了21世纪20年代，日本会吸引中国来引进它的日资开发(有益于日本的)项目。中国的沿海地区会有足够的竞争力来吸引日资。不同于沿海地区，内陆的企业和政府不会从日本企业中获得多少利益。拥有大量资金的日本人将会在沿海城市而非内陆地区招募新的同盟。
对于像日本那样承受巨大的人口压力又无力应付大规模移民的国家来说，中国将会被视作一个救星。不幸的是，这个前景不容乐观。
所有这一切都归结为中国没有对未来20年描绘出一个地缘政治断层线，而且，就中国的地形来说，这在任何环境下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中国的军事需要花费至少10年的时间来克服这种地形上存在的局限。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内在压力将会给中国带来更大的国内问题，而这些问题超出了它的负荷能力。因此，中国没有太多的时间开展外交政策的冒险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将被卷入国外权力的纷争中，并用自我防御来抵制外来的侵犯，而不是构建自身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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