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锦祥侵略者更多日本青年人认为日本是“受害者”|二战|受害者|姚锦祥|日本|神风特攻队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姚锦祥]

因为提到想参访纪念神风特攻队的知览特攻资料馆，日本乒乓球选手早田希娜被多位中韩乒乓球选手取关，再加上又有媒体爆出张本智和、石川佳纯在参加巴黎奥运会之前，参拜了供奉东乡平八郎的东乡神社，一下引发了舆论轩然大波，齐声谴责这几位年轻乒乓运动员的行为。

早田这次“塌房”来的又快又急，与之前大家对她的爱称“苹果酱”相去甚远，张本智和、石川佳纯也面临同样的境地。这到底是年轻人的无心之举，还是日本社会的必然？对于二战史，日本青年人到底是如何认知的？

张本智和、石川佳纯参拜东乡神社引发谴责

特攻资料馆到底是个什么地方？

所谓知览特攻资料馆（知覧特攻平和会館）位于日本鹿儿岛县南九州市，是一座专门纪念二战时期神风特攻队员的博物馆。知览作为当时日本最南端的军用机场之一，曾是神风特攻队员出发执行自杀任务的起点，因此，这里在战后成为了特攻队历史的象征地之一。

为了纪念这段历史，1975年，知览特攻资料馆正式开放，馆内展示了大量与神风特攻队相关的历史资料和遗物，包括队员们的遗书、照片、个人物品以及当时使用的“零式战机”模型等。

然而，知览特攻资料馆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纪念场所。由于神风特攻队这一历史事件本身的争议性，这座资料馆也成为了不同历史观的交汇点。

在日本国内，神风特攻队员往往被描绘成“武士道精神”的典范，是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国家的英雄。这种叙述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特攻队员“英雄”的光环，忽略了他们为军国主义政策服务的本质特征。

知览特攻资料馆

正如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一书中所提到的，“武士道”是日本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价值观。武士道提倡忠诚、荣誉和不惜一切代价捍卫主君的精神，这种精神在二战期间被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极力推崇，成为鼓动士兵进行自杀性攻击的思想基础。这种文化背景也解释了为何神风特攻队会被视为一种光荣的行为，而非悲剧性的死亡。在日本文化的宣传中，特攻队员被视为为国家和天皇献身的勇士，他们的牺牲被官方宣传为最高的荣誉。

就在2014年，特攻资料馆还企图将333件神风特攻队队员的遗书、信件，以“知览来信”的名义，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递交申请书，企图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这种为“神风特攻队”申遗的举动，引发了强烈抗议。各方积极发声，点明了日本美化侵略历史，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本质事实。

由此看来，我们与特攻资料馆的交锋并不是第一次，可能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日本年轻人的历史观怎么了？

按道理说，日本位于首屈一指的发达国家之列，年轻人在资料和信息获取上也没有丝毫障碍，但为什么还会形成这样的历史观呢？为何对二战的认识依旧如此偏狭呢？

依笔者在日本的学习与生活感受，这恐怕是由整个日本社会看待二战的结构性因素和整体氛围所决定的。

在对二战的价值判断上，日本与我们截然不同。无论是学界还是媒体界，依旧更习惯于使用“大东亚战争”这种说法，“大东亚”相关的读物更是充斥日本市场。其实这背后也是价值判断。在日方看来，二战的起源是日本意图将亚洲国家从西方数百年的殖民和压迫中解放出来，其目标是没有错的，只是后来的执行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在这种认知下，日方讨论更多的，可能并不是这场战争的正义与否问题，而且战争为何“扩大化”的问题。他们经常也会假设，如果在某个时间点停住，是不是就可以守住在亚洲的既有战果？这其实是很多日本人看待那段历史时的基本理念基础。

而且在对二战史的叙述中，日本已经用“受害者意识”取代了“加害者身份”。这是一个更加“巧妙”的逻辑转换，但已经形成了日本的社会现实。

每逢八月，都会看到无数的日本人去纪念广岛原爆、长崎原爆、神风特攻队，这背后就是一种“受害者意识”。很少有日本人会去聊他们制造的屠杀事件和细菌战，他们所记住的只有两颗原子弹和神风特攻队的“献身”。

在他们看来，日本为这场战争付出了太多的牺牲，也成为世界上唯一遭到核爆的国家，这使得日本人的悲怆感无以复加。

现在日本口中所提到的“和平主义”，本质上不是对战争罪行的反思，更多只是不希望战争再次发生在日本本土而已。这两者是有根本不同的，前者是从“加害者”身份出发的，而后来更多是从“受害者”角度思考的。我们常说日德在承担战争责任上有根本不同，这里就体现得非常明显。

除此之外，日本还一再强调自己只是被迫反应，而非主动进攻。时间已经进入了21世纪，但这套逻辑在日本依然根深蒂固。宛平城失踪的日本士兵，成为日本侵华的借口。但这套说辞依旧是日本的“正史”和社会普遍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