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听说“儿童陪伴师”，是看到一位心理学博士在社交网络上发布的帖子，标题惊悚：“万万没想到，上海的陪伴师已经卷到这种程度了。”
她自述参加了一百多场儿童陪伴师的面试，常为老师们的才华和能力震撼，列举了如下证据：
应聘者语言能力优秀，雅思7分、8分甚至8.5分；多语言能力者不在少数，英语、日语、韩语、法语最常见，西班牙语、瑞典语也有。毕业于QS世界大学排名前100名，不乏哈佛、剑桥、清华、北大。文体特长达到专业级别，例如钢琴十级，羽毛球师承世界冠军。有的具备心理学背景，有的熟悉国学文化，或践行夏威夷心理疗法多年。
儿童陪伴师的普遍月薪是1-3万。某家庭教育机构负责人Cherry说，他们促成过8万月薪的单子，同行公司还签约过10万月薪的陪伴师，但这只是凤毛麟角。
水涨船高，渐渐地，雅思高分、留学欧美的背景也不够出挑了，你最好能讲一口流利标准的英音，听起来就像英剧《唐顿庄园》里穿戴优雅、礼仪完备的上层人士（一位陪伴师提醒，有过留学经历的家长反倒不看重口音）。还有的从业者立志考取语、数、英、物、化、生等全学科的教资证书，来为自己增加筹码。
这一新兴行业在2022年左右出现。官方版本的职责包括：辅导学习，兴趣陪伴，培养行为习惯，调节心理状态，而一位从业者的定义是：妈妈雇佣了一个更专业的“妈妈”陪伴孩子。
“更专业的爸爸”“更专业的妈妈”成了可以购买的商品。消费者——不够专业的爸爸、妈妈们——宛如HR，从济济人才中挑选自己的替代品。在重要社交场合里，他们会带上陪伴师并亲切地向客人介绍其身份和学历背景，后者象征着这个家庭的教育品位。
对家庭中的成人来说，一切看起来很美好。中产/富人家庭，父职/母职外包，更科学的教育方法，多一份关爱……对家庭中的孩子呢？同时拥有两个妈妈/爸爸会带来什么？
发帖的心理学博士叫陈冰，曾在在线教育行业工作六年。2021年7月，“双减”政策出台，教培行业受挫。陈冰转行成为家庭教师。
大约一年后，陈冰发现，市场上冒出来新的分支：儿童陪伴师。它和家教工作有重叠，但更……深入了。家教通常不会深入小孩的日常生活和社交圈：陪小孩睡觉，接送小孩上下学，带小孩看病，陪小孩旅行，陪小孩参加同学生日会，与小孩谈心，处理小孩情绪和心理问题，安排小孩的周末活动……这是父母的职务范围。
这些职务被概述为“强调成长陪伴和心理教育”。如此“新锐”“先进”的陪伴式教育在理念上符合中产/富人父母的价值观，又非常实际地减轻了他们在家庭中的工作量，十分受欢迎。儿童陪伴师也解放了原本要隔代抚养的祖辈，年轻夫妻会因为父母养育方式“老套”、存在代际矛盾，或不忍心继续榨取年迈父母的精力而选择外包。
陪伴师Garbie的雇主是一对富二代年轻夫妻，很爱玩，不想带孩子，又担心孩子的教育落下了。他们以3万月薪将陪伴工作外包给Garbie。“我的主要任务是不要让孩子打扰父母玩。当大人不在身边的时候，我也要让孩子觉得很幸福。”陪伴师苏苏精通营养学，她会提前制定小孩一周的饮食方案，并向家长提供理论依据，比如为什么增加坚果的摄入量，为什么限制吃生冷。
一些父母要求陪伴师像大厂员工一样写“陪伴日报”，诸如陪孩子今天干了什么，学了什么，接下来的成长目标，其细节精细到“今天没有在饭桌上吧唧嘴”，“多少分钟内入眠”。部分父母会给陪伴师制定KPI，奖金数额通常与孩子的考试成绩正相关。
紧随时势，陈冰再次转型成为了一名住家陪伴师，月薪3万。客户看中了她的心理学背景，以及她擅长处理学生的情绪问题。
这是一个有三个孩子的五口之家。爸爸是企业家，公司年营业额以“亿”为计，妈妈是全职母亲（其实她不管具体的育儿事务）。家里雇了三位司机、三位阿姨——一位负责做饭，一位负责家务，一位料理孩子的生活起居。即便如此，陈冰依旧感慨，“原来家务事可以有这么多”。
这个家庭追求精致的养育模式。南方的夏天漫长且潮湿，孩子们一出汗就要换衣服——母亲不允许他们汗津津地出现在房间里，为此家务阿姨每天洗三四波衣服。
像一位勤恳的母亲，陈冰的一天从清晨6点30分开始。在完成个人内务后，她在7点整叫醒三个孩子，督促他们洗脸、刷牙，同时帮阿姨准备孩子的早餐，晾好温水，检查上学所需的课本、文具。一切准备就绪，司机带着陈冰送三个孩子去学校。
送完孩子，陈冰回到雇主家开始备课，她要准备今天的学习资料，帮孩子们查漏补缺。孩子们的“原装妈妈”通常在陈冰备课中途起床。午饭后，陈冰协助孩子妈妈处理学校“家委会”的事，或采买孩子们的学习用品和服装。
放学时间到，陈冰在校门口接他们回家，一起吃晚餐、写作业。学习结束后，她还要带孩子读书或者玩乐高。22点左右，她将孩子们转交给生活阿姨，这一天的带娃工作才算结束。
每周，她还要送孩子上网球课。仅后勤装备就是一项大工程：纸巾分为干的、湿的，毛巾分为汗巾、普通毛巾，水壶装温水，再加一瓶矿物质饮料，此外还有防晒霜、驱蚊药水、网球鞋。上课时，她要及时拍照、录像，向家长汇报；休息时，要提醒孩子擦汗、喝水，在课后和教练沟通进度。到家后，还要督促孩子洗澡，叮嘱他们吹干头发。
“一周六天，我真是体会到当妈妈的辛苦。”陈冰说——她还未婚未育。除了在校时间，她和孩子们时时刻刻、寸步不离，像对着显微镜研究细胞一般，观察孩子细微的情绪、分秒的变化。
长久陪伴下，孩子和“付费妈妈”结下了独立于家庭秩序之外的信任。苏苏遇到过一位掌控欲很强的母亲，孩子剪什么发型、今天穿什么衣服都由她说了算。男孩上初中之后，自我意识越来越强，又无法挣脱母亲的控制。他讨厌学习，放学了也不想回家。
苏苏和孩子相处了一个暑假。她带他骑行、打球，时常谈心。苏苏耐心地向他解释，他妈妈的爱只是没有以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夏天过去了，孩子有天和母亲闹不愉快，上课时见到苏苏，说“我不喜欢我妈来当我妈”，他抬头看向苏苏的眼睛，叫道，“妈”。
尽管部分养育责任转移给了陪伴师，但大多数家庭的育儿焦虑并没有解除。
Cherry所在的家庭教育机构负责给家庭匹配陪伴师。一位家长找到她，想给孩子找4个陪伴师——一个负责日常生活，一个教英语口语，一个管理情绪和心理健康，还有一个专门做长远的教育规划。家长的理由是，孩子有点叛逆，不好管教。
“一个家庭里同时进入四位陌生人，其实很难管理，也很难把控孩子的成长。”Cherry委婉地劝说。最后，他们为这个家庭安排了两位陪伴师，分别负责心理健康和兴趣规划。
谭泽希是香港人，在上海和香港都做过陪伴师，她带的孩子大多读国际学校，不需要参加高考，但不同的道路“各卷其卷”，“卷卷与共”。
比如，一号母亲的女儿就读于上海最好的国际学校之一，喜欢跳芭蕾，一号母亲为让女儿跳出名堂，报了4个不同的芭蕾班，并严格控制她的饮食，限制主食摄入量；
二号母亲所在家庭举全家之力关注孩子学业，父母、祖辈常因教育问题发生争执，家长出门后，压力卸下，孩子稍一玩乐，二号母亲的咆哮就从监控里传出来了；
三号母亲是再婚家庭，私下让谭泽希对比家里的两个孩子，“老师，我孩子和前妻的孩子谁更聪明？”；
四号母亲希望儿子能考上香港顶级初中。小升初前，小男孩的个性越来越软弱，做错数学题，他的第一反应是嘀咕，“老师我好困”。他不敢面对小小的失误。
谭泽希说，焦虑的家长身后往往站着一个“不舒展的孩子”。四号母亲认为孩子不具备迎难而上的品质，却没注意到孩子已到压力值临界点：他跟朋友说自己“压力大得想死”。在学校受欺负了，孩子告诉谭泽希，不告诉家长。在这个家里，“外包妈妈”对他而言是更亲密和安全的选择。
在富人阶层，效率、自律、行动力被认为是头等品质。家长们期望陪伴师给孩子设计出精确到分钟的时间表，并监督孩子执行到位，最好分秒不差。面试时，自律是赢得雇主青睐的条件之一，在一位中介的描述中，它体现为陪伴师的“形象管理、身材管理、谈吐管理和情商”。
现实中，时间表更多用来约束孩子和工作人员。许多次全家出行前，陈冰和阿姨匆忙给孩子们穿衣打扮，提醒他们去卫生间，准备外出物品——其复杂程度可参见网球包的准备工作，并提前5分钟带孩子下楼等待。然后，夫妇二人姗姗来迟。
“你说他们重视时间吗？重视的。但他们希望自己是有特权的。”陈冰说。
地位之分在财富之家里不是秘密。在工作人员中，陪伴师往往处于上位——他们有机会跟随家庭出席饭局，去昂贵景点旅游，住奢华酒店。陈冰对自己所享有的优待极为谨慎，她不想在家政阿姨和司机面前显示出差异，因为家庭内部的工作需要他人配合，“不能让别人嫉妒你”。为维系人际关系，陈冰常夸赞做饭阿姨厨艺了得（她只在雇主外出的时候这么做，以示真诚），或者给家政阿姨的孩子找学习资料。
Garbie目前在阿联酋做陪伴师。她陪伴的孩子非常敏感，每天都在哭，“今天是雨天，他哭；妹妹跑得太快，他也哭”。雇主希望Garbie能带孩子多出去——这个富豪家庭里的玩具多到像一个游乐场，孩子不需要出门就能获得一切；全家上下众星捧月地宠着孩子，要什么给什么，慢慢地，这孩子就不出门了。
孩子们似乎也清楚他们一出生就携带了财富和资源。一个平日里十分有礼貌的小学生，在被陈冰要求写作业后，一改往日温顺，顶撞道，“你怕我爸扣你钱吗？我是小x总，我说话也算数。”
另一次发生在三娃家庭，老二在外面和别人发生摩擦，老大替弟弟打抱不平：“他竟然敢这么说你，你应该怼回去，你一辈子怎么挣都没有我出生的时候钱多。”
与桀骜的孩子相反，雇主们对陪伴师总是客客气气的，一些细节又让人产生微妙的感受。谭泽希家境优越，要是下班后需要参加朋友聚会，她这天会穿戴奢侈品作为搭配，一条项链或一只手镯，有时是一款奢牌包。每当此时，细心的雇主和她说话的语气就会变柔软。
也有家长得知谭泽希住在上海非常繁华的地段后，惊讶道：“你家条件那么好，你还来做这个工作干什么？”
谭泽希说，因为我喜欢和小朋友待在一起。但雇主的讶异已经表达了对陪伴师“这个工作”的看法。
陈冰出生在河北农村，在乡下读到三年级转去县城小学，才知道原来学校里还有音乐、美术、体育课，上课要讲普通话。在她的成长认知里，人生只有一条路径，前18年的全部努力都是为了高考。她怀抱教育理想走进陪伴师行业，希望在这些拥有更多资源和选择的家庭，尝试一种更好教育的可能。
陈冰发现，富人家庭倒不会在吃穿上刻意追求名牌，老大的衣服也会留给老二继续穿。但他们通常早早给孩子规划前程，教育和兴趣投入不计成本。
有个孩子忽然迷上拼乐高，暑假时几乎每天都吵着要买一款。家长从不拒绝。假期过完，孩子拼完了“复仇者联盟”、“变形金刚”系列，还顺带上了乐高课。年初，孩子崇拜的球星C罗来中国，父母二话不说，三四千一张的门票毫不犹豫，全家陪孩子去见偶像。
陈冰带过一个家庭在当地颇有名望的孩子，孩子上学后，家长给那所昂贵的私立学校捐了一笔赞助费。孩子学习成绩没进步，父母不认为小孩有待提高，而是认为班主任教育方法不匹配。然后，班里换了新的班主任。
这些孩子从小有机会出席高端场合。一名小学生跟着父亲参加过好几次拍卖会，见惯了大人出手阔绰，一两百万拿下某件藏品的场面。“他们真的不自卑，”陈冰说，“他们也会在这种场合里，观察大人是怎么交流、做事的。”
一个男孩付钱请家里的司机替他代打游戏，事情败露后，司机被家长开除了。小男孩又上网找人为他练号。陈冰问他为什么不能自己练。男孩说，别人一个星期就能做到的事情，我要花好几个月，有必要吗？
“他们与生俱来携带着资源，知道可以用资源撬动他想得到的东西，用资源帮自己省力，再把精力花在他愿意的地方，”陈冰说，“而工薪阶层的孩子的习惯是，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和投入把事情搞透。”
谭泽希遇到过一个彻底不卷的家庭——不是因为反对“鸡娃”，而是因为家庭条件太好了。第一次会面，那位职场丽人式的妈妈对谭泽希说：“我不是请你来提高孩子的成绩的，是让你来陪孩子玩的。只要孩子不走弯路，你就不要给他学习压力。”
陈冰认为，出生在富人家庭中的孩子，幸运地拥有足够多的选择。但是在教育中，选择太多，孩子和家长反而天天面对选择还是放弃、选A还是BCDEFG的困扰。
那个学网球的孩子不喜欢练习基本功，常抱怨太枯燥。他到了训练场就磨洋工，懒洋洋的。网球教练要求他练正手挥拍，小男孩挥了一会儿，说什么也不练了。陈冰和家长商量对策，家长觉得，不如带孩子去打对战，也许能激发兴趣。到了对战场，小男孩远远观望，不敢下场，“人家打得太厉害了”。
这位妈妈认可要培养孩子性格里坚毅的部分，又觉得，万一只是他不喜欢网球呢？“他们很心疼孩子，不能太累。对孩子的教育过于发散，好像（凡是）违背孩子天性的都是不对的。”陈冰说。
最后，网球课的问题得以解决——这对父母决定，换个教练；如果孩子的兴趣还是调动不起来，那就换一项运动。
陈冰有种无处施展的挫败感。她恪尽职守，想方法帮孩子调整习惯，培养他的意志和品格。但教育是一场持久战，今天陪伴师好不容易帮孩子做到了，明天家长的态度就会影响回来，“花好大心思改善好的那些习惯，又还回去了”。
“陪伴师这个名字寄予了家庭的很多期望，实际上我们能做到多少？”陈冰说，这是全行业的痛点。行业没沉淀出一套服务标准，从业者各自摸索，到最后，教育理想的探索者总会变回雇主（变来变去）意见的执行者。
三次住家陪伴师经历后，陈冰反而“不知道更好的教育模式是什么了”。她离开了一线陪伴师的队伍。
和那些渴望父母陪伴的孩子相处时，谭泽希会想到她小时候。
她出生在香港一个富有的再婚家庭。父亲工作繁忙，一个月只有几天在家。母亲在父亲的提议下放弃了事业。被生活消磨了自我，母亲只能将人生成就寄托在孩子身上，拿女儿和同父异母的姐姐作比较，比学习，比美貌，什么都想压一头。
这对夫妻的婚姻一度出现危机，那时家里总充满吵架的声音。母亲情绪压抑，身体也出了问题。谭泽希的性格变得敏感，不敢当众讲话，成绩猛然下滑。父亲又拿她的学习做文章，指责母亲怎么把孩子教成这样。“我那时候在家里过得很累。”谭泽希声音很轻地说。
或许因为成长中缺失了父亲的陪伴，成为陪伴师之后，谭泽希总能觉察到孩子们开不了口的时刻。一个孩子的母亲奉行享乐主义，总是很晚回家。一放暑假，孩子撑到晚上10点也不睡觉。谭泽希看出来他是在等妈妈，索性陪着一起等。
另一位母亲来自潮汕。她结婚时就知道自己必须生出儿子来，否则她的婚姻必然失败。后来，她有了一儿一女，她也变成了重男轻女的妈妈，对弟弟耐心，对姐姐严厉。谭泽希平时主要负责弟弟。一天，姐姐的作业不会写，谭泽希想帮忙辅导，女孩忽然歇斯底里地尖叫拒绝——她认为谭泽希会和她妈妈一样管教自己。
陪伴师戴颜选择这一行的原因也和她的成长有关。她出生在安徽一个小村庄。父亲严厉，和她交流不多，母亲能干，张罗家里大小事务。戴颜性格外向，有想法，成绩也不错。但她一直困扰为什么爷爷奶奶更偏爱弟弟。直到考上大学，走出村庄，她才逐渐明白她小时候的委屈不是因为自己不优秀。
成长从来不是什么轻松的事。正计划申请儿童心理学博士的戴颜觉得，她是靠自己的努力才安抚好以前被冷落的自己，而陪伴师的工作让她有机会帮到其他迷茫的孩子。
实际上，孤独的不只是孩子。陪伴师总是看到孤独的母亲。她们大多是全职妈妈，一心围着老公孩子转。一位母亲在面试陪伴师时，忽然哭着吐露一个人带孩子的疲惫。
戴颜在英国陪伴过一个中国家庭。孩子当时两岁多，在疫情期间出生，几乎没出过家门，很少和陌生人接触。孩子生活在一个只有父母的世界，哪怕妈妈去上卫生间，他也会哇哇大哭。
为照顾高需求宝宝，年轻的母亲辞去工作，放弃了社交活动。生产后她的身体出现问题，因为孩子离不开自己一直拖着不治疗。在身体和情绪双重压力下，她整夜失眠，吃什么都吐。孩子一哭闹，她难以抑制的自责。她雇佣陪伴师的目的很简单：能有个人稳住小孩，让她腾出时间做手术。
在这家工作的前两周，戴颜感到压抑。伦敦常年没有太阳，冬天下午四点天就黑了，年轻母亲待在阴沉的房间里，守护着脆弱的孩子。
一天深夜，小孩吐奶，母亲恰好也生病了。她丈夫在隔壁房间戴着耳机加班，对身旁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崩溃的母亲情绪到了顶点，大声喊叫着丈夫的名字。男人跑过来后，手足无措，不知道应该做什么。
“我告诉这位妈妈，你先照顾好自己，你才能真正地爱小朋友。”戴颜说。深入到家庭内部，她感到生活压力下每个人都很无助，在这个家里，最需要陪伴的其实是孩子母亲。
回到这份工作的起点：妈妈雇佣了一个更专业的“妈妈”陪伴孩子。那么，爸爸呢？
我和7位陪伴师聊了聊，她们恰好都是女性。行业里有男陪伴师，占比极少，“十个家庭里都难有一个指定男老师的”。部分选择男陪伴师的家庭是为了发展孩子的体育能力，而拒绝的理由大多是男老师带小女孩不方便。陪伴师Shura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考虑到隐私和礼节，男性陪伴师不便住在家中，不少雇主会为男性陪伴师另外租房。”
尽管每个家庭考量不同，但实际运行中，育儿仍被默认为妈妈的工作，所以外包陪伴师也是“外包妈妈”，对“外包爸爸”需求很少，不是因为“原装爸爸”完美完成了他们的父职，是因为他们被豁免了，几乎没有职责。
即便将范围缩小到7位陪伴师的讲述中，妈妈和爸爸的形象也大有不同。妈妈们总是具体、鲜明、多样的：她是焦虑鸡娃的“虎妈”，是看重孩子心理健康胜过成绩的职场丽人，是压抑自我、牺牲奉献又不甘心的全职母亲……具体而微的养育事务，包括并不限于生活照料、学习教育、情绪抚慰、身体健康……以及与陪伴师的沟通，主要由母亲完成。
在有些家庭，母亲还需要同时“养育”孩子爸爸，他们是家中“巨婴”，除了经济独立和不需要辅导学习，在生活照料、情绪抚慰、身体健康上也产生着具体而微的需求。
爸爸的形象则是自由、隐形或若隐若现的：忙于事业不在场；即便在场，也常如那位戴着耳机“大隐隐于家”的伦敦爸爸——“跑过来后，手足无措，不知道应该做什么”；部分父亲的确参与育儿，但他们更像“家庭话事人”，抓大放小，“比较强势、粗线条”（在周围人评价中，他们常受赞誉，已经是“爸中龙凤”）；又或者，在特定场景中发挥作用：其他大人搞不定小朋友时，爸爸出场，用粗暴方式“终结”不听话的小孩。
于是，当更专业的陪伴成了可以购买的商品，新的育儿故事由两个妈妈和孩子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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