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1966年在中学的学生，都应该记得那一年8月末，一条“反动资本家持菜刀对红卫兵进行阶级复仇”的新闻传遍全中国。 于是，在“血债用血来还”的呐喊下，红卫兵制造的血腥暴力在全国立即升级，无计其数的“牛鬼蛇神”受到了更加残酷的虐待。那个“反动资本家”叫李文波，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

李文波，男，1914年生，北京崇文区榄杆市广渠门内大街121号居民，小业主股份，当时以修自行车为生。之前来李文波家抄家的，是北京市第十五女子中学（该校）现在已经改名为广渠门中学）初中的红卫兵。搜查在前一天晚上（8月24日）就开始了。他们一夜未准李家人睡觉。他们搜查了李家的每一个房间以及李家的屋顶，同时不断殴打李文波夫妇，要他们交出黄金、银元，而李家没有这些东西，实在无法拿出，于是换来了更残暴的殴打。关于李文波事件，红卫兵的说法是，当时李文波用菜刀攻击红卫兵，然后跳楼“畏罪自杀”。

32年后，即1998年，有署名“鸿冥”的文章揭晓：李文波事件的当事者之一，一位当年的红卫兵说：“榄杆市那个小业主和他老婆，其实很老实、胆小。那我们才上初中，年轻不懂事，三伏天把他们夫妇关在楼上的时候，一整天不许吃饭、喝水、上厕所。老太太憋不住了，硬要下楼，被我们推倒还踢了几脚。那老头子一看急了，下楼理论，我们用棍子打他，一打流血，他急了抄起一把菜刀，把我们吓跑了。实际上谁也没有砍谁，我们说他反攻倒算，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就变成说他杀了人。”

李文波当场就被红卫兵用棍棒打死了。李文波的遗孀被警察的车辆带走。事后红卫兵计划在北京召开十多万人大会声讨李文波，并在会上把李文波的遗孀现场打死。后来ZL在讲话中两次提到李文波事件，他说要保护红卫兵，另外，他表示不同意红卫兵的这个在大会上打死李妻的计划。之后人民政府采用的方法是：在ZL提到李文波的9.10讲话两天后，由法院将李文波的妻子判了死刑。（死刑书号是：66中刑反字第345号。）死刑后的次日就执行了死刑。荒唐的是同一个死刑判决还对已经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李文波也一并“声讨”。

文革后，1981年3月26日，中法81中刑监字第222号宣判刘文秀无罪，也宣判对李文波不予起诉。

李文波夫妇有三个子女，年纪最小的叫李**，当时是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家中出事的时候，李**在学校里，他从那里被抓到了崇文区公安局。他是8月25日白天中午被关进去的，第二天他被换地方关押的时候，看到昨天空荡荡的数百平米的公安局大院子里，密密麻麻全是男女老幼的死尸，估计有数百人，都是和他父亲一样被红卫兵打死的附近居民。他被关了半个月。他的一个哥哥的一个姐姐当时已经参加工作了。哥哥被关了一年多才被放出来。

李文波死后，红卫兵立即在北京传播“反动资本家屠杀红卫兵”、“阶级敌人在搞反革命复仇”的消息。在继续进行抄家打人行动中，更加残暴，“血债用血来还”成为新的口号。

首先遭受伤害的是北京市第十五女子中学的一些老师和校长。他们本来就已经在学校遭到了“斗争”和殴打，受到了各种非人的虐待和侮辱。这个中学的红卫兵在李文波家中遇到矛盾，成为校内的“阶级敌人”，激发更残酷的暴力行动“理由”。8月25日上午李文波被打死，当天夜里，红卫兵把已经被关押在校园中的第十五女子中学校长梁光琪打死。（梁光琪，女，时年54岁，已经担任这所女子中学的负责人三年多。）她被打死之前，已经被剃了“阴阳头”，受到各种虐待和折磨。李文波事件成为红卫兵把她打死的一个借口。

李文波死后第二天，8月26 日，在位于北京海淀区的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内，红卫兵负责人在教学楼前作动员，负责人之一激奋地说：“阶级敌人开始复仇了。我们不能手软。”在高三（一）班的教室里红卫兵高声喊着“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向我们毛主席的红卫兵举起了屠刀了”，毒打了班里“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郑光昭、戴建等四人。这些人当时被称为“狗崽子”。因遭毒打，郑光昭当晚发生休克，身体抽成反弓形，几乎死亡。这样的殴打那一天在清华附中的多个男生里发生。一批名为“家庭出身不好”的女同学被剪掉了头发并遭到殴打。

8月26日晚上，清华附中红卫兵在学校的大合班教室，召开全校性“斗争大会”。大会由该校红卫兵的一位领导主持。被“斗争”的人中有附中校长万邦儒、清华大学主管附中的教务处副处长邢家鲤、学校干部顾涵芬等，还有年轻的物理教员刘树华。红卫兵用铜头绑着塑料跳绳拧成的麻花状鞭子抽打他们，一直打到半夜。 批斗会结束后，刘树华来到清华大学锅炉房的大烟囱顶上，往烟囱里面跳了下去。刘树华去世时，26岁，留下了弟弟、怀孕的妻子和失明的老爹。

那一天上午，《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关于“造反精神”的三篇文章。和这些文章同版的，是“《红旗》杂志评论员”的文章，大标题是“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

据《北京日报》编辑部1988年2月编辑的《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宣传材料特刊披露：在李文波死后发生的大规模屠杀中，还有北京大兴县13个“人民公社”进行的屠杀。1966年8月27日到9月1日，325名号称“四类分子”以及他们的亲属子女被杀害，22个家庭被灭门，受难者中有81岁的老人，甚至还有出生三十八天的婴儿。

北京是一座有着三千年文明史的城市。如此大规模地殴打和杀害和平居民，除了运用“文革”的名义，还需要用“阶级敌人前沿狂攻”作为借口。极其不幸，在愈演愈烈的红卫兵暴力浪潮中其中，李文波事件就这样被利用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制造“李文波事件”的北京15女中的红卫兵，都是一些十几岁的初中女孩子——是狼性的教育使她们变成了豺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