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初,中央红军经过艰难跋涉,抵达了川南地区,结果却被大渡河拦住了去路。此时正值大渡河汛期,河道水流湍急、十分凶险,根本无法涉水过河,只能乘船摆渡过河。而距离红军最近的渡口名叫安顺场,这里驻守着一个团的敌军,且拥有不少新锐武器装备,战斗力十分强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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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央红军并未因此畏惧、退缩,先头部队在朱老总的指挥下,趁着夜色悄悄摸到了安顺场,从南北两个方向敌人发动了猛攻,敌军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顿时乱作一团、四散奔逃。两个小时后,安顺场被我方拿下,但令人没想到的是,敌军在溃散之前,竟放火烧掉了所有渡船,仅有一条搁浅的小乌篷船幸免于难。

无奈之下,红军就只能用这条小船来回运送官兵们渡河,结果忙活了一晚上才送过去不到两千人,效率实在太低了!眼看着敌人的追兵越来越近,毛主席当机立断,放弃安顺场,转而向大渡河上游转移,准备从泸定县境内的泸定桥渡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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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边,国民党也很快察觉到了红军的意图,于是立即向泸定县增兵,作势要将红军堵在泸定桥头一举消灭。好在红军的机动能力比国民党军强,抢先一步到达了泸定桥,并迅速将其占领,最终得以顺利渡过大渡河,暂时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事后,朱老总心有余悸的表示,要不是毛主席当机立断,立即改变战略抢下泸定桥,红军恐怕要遭受灭顶之灾!

1935年中旬,中央红军赶到西康,与红四方面军合兵一处,按理来说,这是一件大好事,预示着红色力量进一步集中、加强,可以应对更加复杂、多变的战略局势。但实际上,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焘仗着自己兵强马壮,竟公然跟党中央搞“对立”,双方的关系闹得非常僵。毛主席为了解决此事,弥合两军之间的嫌隙,曾两度夜访张国焘,请他顾全大局,不要闹脾气,凡事都可以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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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张国焘却一直坚持己见,拒绝听从党中央号令,不愿跟随中央红军北上,反而执意“南下”,想要在金沙江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毛主席见张国焘“油盐不进”,便不再浪费时间,直接带着中央红军离开川西,向甘陕进发。张国焘得知此事后很是生气,马上下令全军进入戒备状态,摆出一副要追击中央红军的架势。好在徐帅比较理智,及时阻止了张国焘,维护了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

中央红军一路爬雪山、过草地,在强行突破了腊子口后,最终顺利进入甘陕,与刘志丹、徐海东将军的部队成功会合。然而这并不代表中央红军已经摆脱了险境,东北军和西北军此刻正盘踞在铜川至陇东一线,对延安虎视眈眈,随时都有可能发动进攻。为改变这一不利局面,毛主席指挥红军开展了直罗镇、劳山战役,狠狠教训了东北军、西北军,迫使其停止对延安的军事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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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边,四方面军在和中央红军分开后,果真跟着张国焘“南下”,结果遭到了敌军围追堵截,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转而又退回西康休整。这时,二方面军在贺老总的带领下也进入了西康,与张国焘所部会师。贺老总性格直爽、火爆,直接告诫张国焘一定要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否则就休怪自己不客气!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也传来指示,要求张国焘服从党中央。在多方压力之下,张国焘最终还是选择放弃“南下”,转而与二方面军互相掩护,沿着中央红军的路线一路北上,突破重重阻碍顺利抵达延安,至此,长征宣告结束,红军摆脱了最为危急的时刻,逐渐走出低谷,迎来崭新的发展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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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张学良和杨虎城联手扣押蒋介石,逼他停止与红军作战,构建全民族统一战线,调转枪口打日本人,抵抗外敌入侵。中共中央意识到这是一个促进国共再度合作的好机会,于是便派遣周总理到西安斡旋、谈判,经过一番激烈的交涉,蒋介石同意和中共罢兵言和。1937年,抗战爆发,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开赴华北、华东与日军作战,维护我国的领土主权利益。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日寇终于被击败,中国迎来了久违的胜利,中华民族也由此赢得了独立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