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4月，一位23岁的年轻小伙和几位同学一起，乘着飞机降落在了北京机场。
他们都是在苏联留学的学生，这次回国就是想要加入到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来。然而让他们猝不及防的是，刚到北京机场，他们就遇到了一件“麻烦事”。
这次回国，他们没有提前和国内的亲友沟通好，所以当他们落地以后并没有前来接机的人。而且他们都是小小年纪就被送到苏联留学，突然回来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
而且更为雪上加霜的是，他们都不会说中文，当机场工作人员和他们沟通时，彼此都听不懂对方的话语。这就直接导致几个人都被困在北京机场，可谓是“寸步难行”。
正当几人不知所措之际，一位和他们乘坐同一班飞机的中年男子经过，似乎看出了他们的窘境，于是便主动用俄语询问他们是否遇到什么麻烦。这位男子是我国外交部工作人员，恰好会俄语。
几人听后，赶忙向男子说明了他们此时的处境。
男子想了想，就问其中那位23岁的小伙，在北京有没有熟人的电话号码。
这时，站在小伙身边的一位同学突然出声，说：“我有蔡畅蔡妈妈的电话。”
蔡畅是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是妥妥的老革命，新中国成立更是被推选为中央委员。男子作为外交工作人员，对于她的名字自然是十分熟悉，这也让他瞬间察觉出眼前小伙的身份应该很不简单。
在他的帮助下，小伙和同学们很快就拨通了蔡畅的电话。
蔡畅接到电话后，赶紧派车到机场接人。不仅如此，她还专门给到北京出差的时任中共武汉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的夏之栩打了个电话，同对方说了小伙抵达北京，马上就要被自己接过来的事。
夏之栩听完蔡畅的话，当即往蔡畅处赶去，就为了能够早点见到这个小伙。
那么这个小伙到底是什么人？竟然会让中央委员蔡畅和中共武汉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夏之栩这般重视？要想了解这些，我们就必须从我党创始人之一赵世炎说起。
赵世炎，笔名施英，1901年出生于重庆酉阳县龙潭镇。
在成长的过程中，和那个年代的很多有志青年一样，赵世炎眼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荼毒下飘零，内心充满了悲愤，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种子在他心底扎了根。
1915年，赵世炎以优异的成绩的考入了酉阳中学。但是心怀家国的他并没有选择在家乡就读，而是和兄长一起去了北京，因为那时候的北京是全中国革命思想最为汇聚的地方之一。
而北京之行也确实没有让赵世炎失望，在这里他一边读书一边参加各种革命活动，并结识了李大钊等人。在此期间，他初步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
不过那时候各种革命思想蓬勃兴起，谁也不知道到底哪种革命思想才是救国救民之“良方”。所以在1920年5月，赵世炎踏上了赴法勤工俭学的道路。此去，一方面是为了学习知识增长见识，另一方面也是为探求救国救民之真理。
这一时期，赵世炎也确定了一生为之奋斗的革命信仰：共产主义。1921年，他和周恩来等人发起成立了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并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员。次年，他又和周恩来等人发起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并担任中央执委会书记。
1923年，为了更为深入地了解共产主义，赵世炎和陈延年、王若飞又带领者一批革命青年奔赴苏联学习。
1924年秋，随着国内革命斗争越发剧烈，赵世炎应组织要求回国，协助李大钊共同领导北方地区的革命活动。在此期间，赵世炎结识了夏之栩，两个有着共同革命理想的青年慢慢倾心于彼此，并最终结成了革命伴侣。
那时候革命事业虽然处于“星星之火”的阶段，但是各种革命运动的开展，还是让当局注意到了经常组织革命运动的赵世炎。尤其是到了1926年，奉系军阀控制了京津一带后，更是将赵世炎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恨不能除之而后快。
为了赵世炎的安全考虑，组织上只能将他调到上海继续革命工作。
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两党都在积极地为讨伐北洋政府的北伐战争做准备。赵世炎到了上海后，便开始积极投身于工人运动，组织工人罢工，准备武装起义，迎接北伐。
虽然由于斗争经验不足，前两次工人武装起义都失败了。但这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却促成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
1927年3月21日，在陈独秀、赵世炎、周恩来等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上海80万工人宣告罢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开始，并取得了胜利。当时赵世炎亲临一线，指挥着沪东纠察队，攻克了战斗最激烈的闸北地区。
可以说当时一切看似都在有条不紊地向好的方向推进。然而谁也不曾想到，在不久之后，蒋介石公然背叛了革命，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将枪口对准了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
一时间，上海地区风声鹤唳。在那样严峻的形势下，有些人选择了退缩以明哲保身，但赵世炎始终不曾有过这种想法，相反他还积极地鼓励和帮助身边的同志。
有一次，赵世炎主持会议，看着前来参会的同志越来越少，他朗声问道：“看，我们开会的人，一次比一次少了，你们怕不怕？”
此时还来参会的同志，都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面对赵世炎的提问，他们斩钉截铁道：“不怕！”
赵世炎听到这样的回答，欣慰之余也不忘鼓励大家：“对！革命嘛，要经过艰苦的斗争和流血牺牲……只要有一个人，我们的事业就会发展，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赵世炎这些话并非嘴上说说，他也确实是这么做的。每次开完会，赵世炎都会选择自己先离开，因为他知道，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无孔不入，自己先离开，可以将那些监视的特务带走，让其他同志更安全。
当时的赵世炎年仅26岁，正是青春绽放的年华。然而谁又能想到，不久之后，他的生命竟会永远地定格。
1927年7月晚间，上海下起了瓢泼大雨，赵世炎当时正在回家的路上。他不知道的是，此时因为叛徒出卖，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已经包围了他在上海的住所。敌人控制住了住所里赵世炎的妻子夏之栩和岳母夏娘娘，只等他“自投罗网”。
当赵世炎的身影慢慢出现在窗外时，夏之栩和岳母夏娘娘都捏了一把汗。为了让他觉察到危险，岳母夏娘娘挣脱国民党特务的控制，跑到窗前将窗台上的花盆推了下去。这是他们之间早就约定好的信号，赵世炎见状就会知道有危险。
但奈何那天晚上的风雨实在太大，赵世炎又行色匆匆，没有听到花盆落地的碎裂声。当他一踏进家门，就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了。
对于那天的经历，夏之栩始终没有忘记，多年后她回忆时依旧清晰记得丈夫的眼神，她说：“从他的态度和眼神里，我看到了他献身革命的大无畏精神，感受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凛然正气。”
反动派特务在逮捕赵世炎的同时，还从他家中搜出了三万八千多元的“巨款”。当时上海一斤切面只需要0.07元，一斤猪肉只需要0.28元，即便是上海老城区一幢二层小楼也只需要25000元左右。
可以说不管怎么看，这笔钱都是妥妥的“巨款”。但就是这样一位家有“巨款”的人，反动派特务在他家中抓人时，看到的却是餐桌上只有简单的饭和一些咸菜。反动派特务们想不通：一个人手握“巨款”，为什么还会过着这样的生活？
他们不知道的是，这笔钱其实是我党的经费。对于赵世炎来说，这些钱属于组织，他只是代为保管，所以即便一家人生活很不容易，他也不会动这些钱分毫。
赵世炎被捕后，国民党反动派各种威逼利诱，希望能从他这里挖出我党的情报。但赵世炎始终没有屈服，他也知道自己将遭遇什么，但他没有丝毫惧色，相反他慷慨激昂道：“志士不辞牺牲，革命种子已经布满大江南北，一定会茁壮成长起来，共产党最后必将取得胜利……”
就这样，年仅26岁的赵世炎被敌人残忍杀害。
赵世炎被捕的时候，妻子夏之栩还怀有身孕，听闻丈夫牺牲的消息，她万分悲痛，但她始终没有忘记丈夫曾说过的话：“共产党是战斗的党，没有战斗就没有党，存在一天就必须战斗一天……”
所以夏之栩强忍着丧夫之痛，依旧继续着地下工作。直到她腹中的孩子出生，这是她和赵世炎的第二个孩子，小名瑶瑶。
赵世炎是为革命事业牺牲，党组织自然没有忘记他的妻儿。当时我党很多人的子女都被送到了苏联，一方面是为了保护这些孩子的安全，另一方面他们的父母都忙于革命事业，无暇照料。
所以最终党组织为了保护赵世炎的遗孤，作出决定，让夏之栩带着两个孩子一起去了莫斯科。
不过夏之栩在莫斯科陪两个孩子的时间并不长。不久之后，由于革命需要，组织上又调她回国继续革命事业。而瑶瑶和哥哥令超都被送进了国际儿童院。这也是很多我党同志子女就读的地方，像毛主席的两个孩子毛岸英、毛岸青，朱老总的孩子朱敏也都在这里读过书。
因为自小就离开父母，所以瑶瑶和哥哥都没有名字，等他们到了读书的年纪，老师就给他们分别起了一个俄文名字，瑶瑶叫谢尔盖伊-什巴托夫，哥哥令超叫阿夫古斯特-拉金。
当时这所学校的也有几位中国老师，他们知道瑶瑶是赵世炎烈士的后人，所以又给他专门起了一个中国名字：赵小炎，以此来纪念赵世炎。
就这样，两个孩子一直在苏联求学，而他们的母亲夏之栩则在国内继续着革命事业。只是在那样的年代，革命者少不了的就是四处奔波，而在奔波的过程中，夏之栩也渐渐和两个孩子失去了联系。
长时间的了无音讯，让两个孩子一度以为母亲也去世了。直到1940年，周恩来在邓颖超的陪同下来到莫斯科治病。周恩来和赵世炎是并肩战斗多年的“老战友”，而且他还和邓颖超收了瑶瑶的哥哥令超为养子。
所以这次莫斯科之行，周恩来和邓颖超专门看望了两兄弟，也给兄弟两带来了他们的母亲夏之栩健在的消息。
见面的时候，周恩来亲切地询问兄弟两的名字，当得知两人只有俄文学名后，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你们都是烈士的后代，将来是要回祖国的，没有中国名字是不行的。”
令超听到后，赶忙指着弟弟瑶瑶道：“伯伯，中国老师给他起的中国名字叫赵小炎。”
周恩来听到这个名字，不由莞尔一笑，说：“这名字有点外国化了。比如英国有个丘吉尔先生，他的儿子就叫小丘吉尔。”
一旁的邓颖超对令超温柔地说道：“你是我和伯伯抱养的，你的名字就依赵家的排行，你属于‘令’之辈，就叫赵令超好了。”
瑶瑶听到哥哥有中国名字了，于是忙迫不及待地对周恩来说：“周伯伯，那你给我起个有意义的中国名字好吗？”
周恩来想了想，说：“行！就给起名施格吧。”
瑶瑶听完后，不解地望着周恩来，因为他并不理解这么名字的含义。周恩来似乎也看出了他的疑惑，于是温言道：“从1921年起，我、你爸爸、陈毅、聂荣臻在法国共事。回国后，我们又在一起战斗。你父亲的笔名叫施英……现在你叫施格，就是要你永远继承施英的革命风格……”
这次见面，周恩来和邓颖超，还和赵令超、赵施格，还有其他两个孩子，留下了下面这张珍贵的合影。
此后，兄弟俩依旧继续着在苏联的求学之旅。等到1943年年中的时候，他们都已进入莫斯科东北的伊凡诺沃市立中学就读。只是谁也不曾想到，一场意外就在前方等着他们。
不久之后，赵令超由于患重感冒住进了医院。像感冒这种病，如果在平时，治疗起来并不困难。但当时苏联正在打仗，所有的物资都在向前线集中，各类药品也不例外。
这就导致赵令超的感冒，始终得不到需要的药物治疗。由于拖得时间太久，赵令超的病情越来越恶化，最终病死在医院里。
父亲英年早逝，母亲又一直在国内忙于革命事业，这么多年都是兄弟两相依为命，现在哥哥死了，这对小小年纪的赵施格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他认为，都是因为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发起了战争，这才让哥哥未能得到及时治疗，所以他不顾自己年纪还小，毅然决然向苏联方面提出，想要报名上前线杀敌的请求。
但苏联方面却拒绝了他的请求，他们对他说：“你是烈士的孩子，周恩来同志和斯大林同志达成协议的：中国烈士的孩子，不管是谁，都不参军。”
这样的结果让赵施格失望不已。悲痛之余，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学习当中。而这样的努力也没有被辜负，1945年，他凭借出色的表现，直接被莫斯科钢铁学院免试录取。
虽然从小在苏联长大，但赵施格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也没有忘记父亲是为了祖国的革命事业而牺牲。所以他一直等待着自己学成归国的那一天，他也想为祖国做些什么。
在此期间，他的“大哥哥”毛岸英毕业，选择了回国。临行前，他和其他一些同学一起，给毛主席写了封信，让毛岸英帮着带回去。而他们也收到了毛主席的回信，在信中毛主席勉励他们好好学习，以后为新中国的建设做贡献。
赵施格也确实没有辜负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殷切期望，在莫斯科钢铁学院就读期间，他学习十分刻苦。这样的刻苦，让他在1950年末大学毕业时，获得了印有红色“优秀”二字的毕业证书。
要知道当时赵施格这个专业的学生，总共有120多人，但只有44个达到了毕业要求。而这些达到毕业要求的学生中，只有所有46门课程的三分之二考到5分，才能获得“优秀”毕业证书。
所以赵施格这个毕业证书的含金量可谓是极高。这也让他在毕业之际，收到了很多工作邀请，只要他愿意留在苏联，那么未来无疑是“一片光明”。
但对那么邀请，赵施格都没有答应。因为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他一直期望的就是能够早些学成归国，继承父亲的遗志。
所以一毕业，赵施格就向学校提出了办理签证回国的要求。但对于这样的人才，苏联学校自然不愿意轻易放走，于是便搪塞他说：“我们管不了，你可向高教部的外事部门申请。”
于是赵施格又跑到高教部，但高教部的工作人员却说：“你16岁时加入苏联国籍，办签证有困难。”
这番话让赵施格很是不解，他直接表示：“当时中学老师动员我们加入苏联国籍，我曾问过：‘以后可以回中国吗？’回答是：‘可以。’我们才加入的。”
为此，他甚至直言苏联高教部可以对此进行调查。但即便如此，苏联方面依旧不愿松口。
直到1951年，在苏联红十字会的帮助下，他才以“赴苏联寻求政治避难者”的名义，办好了回国签证。
此时的赵施格和同学们，早已是归心似箭，所以他们在签证办好后不久的4月，就踏上了飞往祖国的飞机。
于是，这就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因为不会说中文，他们被困在北京机场，好在他们联系到了蔡畅，蔡畅赶忙派车去接他们。而其中那个23岁的小伙，正是赵施格。
说到这里，相信大家也能理解了，为什么在听到他在北京机场，中央委员蔡畅和中共武汉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夏之栩会这般重视。
对于蔡畅而言，赵施格不仅是烈士后人，更是自己“领路人”的儿子，因为当年蔡畅就是在赵世炎和刘伯坚的介绍下，加入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而对于夏之栩来说，赵施格更是她的亲生骨肉。这么多年的分离，如今终于能够团聚，她又怎能不重视不激动？
回国以后的赵施格，很快就投入了新中国钢铁工业的恢复建设工作中，并在25岁，就当上了鞍钢第二冶炼厂副厂长。后来，他又转入科研工作，为我国的核工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谨以此文，纪念为革命事业牺牲的赵世炎烈士，也纪念为建设新中国作出巨大贡献的烈士后人赵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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