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一位叫王定国的老人发起了“爱我中华·修长城”活动，并成立中国长城学会和中国老年文物研究协会。在这个活动开展后，会场迎来各界名流，其中最耀眼的莫过于邓小平同志，他亲自为该活动题字，身体力行的支持这位老人活动。
按理来说，邓公工作繁忙、担子很重，为何要百忙之中抽空来支持这场活动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位老人并不是一般人，首先她是谢觉哉的夫人，其次她叫王定国。
关于谢觉哉，研究党史的人一定对他非常熟悉，因为他有个外号，叫做“延安五老”，当时与董必武和林伯渠等人并列，这两位是什么级别的人物，相信大家应该都懂。
在建国后，谢觉哉先后担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要职，在当年也绝对称得上是顶流人物，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代表之一。作为谢觉哉的妻子，王定国无疑也与不少开国元勋相熟。
不过她可不是因为她的丈夫而让人所熟知，而是由于她本人就是从尸山血海踏过来的老革命家。正如她晚年同四川营山县人大常委副主任宁幼康的回忆：她出生于一户贫困农民家庭，7岁就通宵推磨，15岁被卖做童养媳。20岁的时候听说红军为妇女做主，于是加入中国工农红军。
加入红军后，她跟随红四方面军三过雪山草地，历经了种种磨难，成为当年经过血与火锻炼出来的长征健儿之一。因为有坚定的革命意志，所以她遇到了另一个老革命战士谢觉哉，二人惺惺相惜，很快走到一起，王定国于24岁那年与谢觉哉结为夫妻。
正因为有这样的经历，所以王定国不仅是谢觉哉的妻子，更是红军老战士，在当年受到很多同志尊敬，极为德高望重。不过若仅止于此，肯定也还不够的，最关键还是王定国的个人品德。
1971年6月谢觉哉去世，出于对这位老革命家的重视，中央按照规定让身为遗属的王定国继续住在原来的房子里。可面对中央的好意，王定国却有意见了，她特意找到组织说：“我有自己的工作，我是什么级别，就住什么房子。”
然后果断退掉组织给她配备的车子和司机，搬出了带院子的大房子，而且还自己主动找到谢觉哉的秘书分配新工作，绝对不多占用组织的一点资源。毫无疑问，王定国的高风亮节得到一致好评，但这还只是她优秀品质的冰山一角。
在改革开放期间，全国大搞经济建设，国家虽然得到长足进步，但社会老龄化和独生子女问题也逐渐凸显。当时不少地方干部忽略了这一点，王定国在与人闲聊时知道这一现象后，果断出面召集一些老同志，组建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和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以一己之力出面帮国家补漏洞。
除此以外，她还积极推动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和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的诞生。因为她做的太优了，以至于到90年代的时候，当全国出现这些问题时，党中央直接就将她运筹发展已经壮大到县一级的两个民间组织给收编。虽然王定国退出了对两个组织的管理，但她依旧自豪的说：我做的事情得到了国家认可。
还有开篇我们就提到的修复长城活动，成立中国长城学会、中国老年文物研究学会。虽然老人家根本不认得啥叫古董，但她清楚：这些老祖宗的东西都是珍贵的宝物，是要传给下一代的。在上世纪80年代，为了搞经济，很多古董受到破坏，老人绝对不能坐视不理，这才大力搞出这些活动和组织。
根据王定国儿女的回忆，老人每天的日程安排的很紧，也不肯休息，总是盯着车窗外看。家人劝她休息一会儿，她却认真的说：“时间紧，舍不得睡。”也正是靠着这样的觉悟，这样多年如一日的努力，让邓公都亲自为她的活动站台。
当然，这位老人终生都在为革命事业奋斗，到1992年还帮过前文提到的四川营山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宁幼康。原来当时宁幼康还只是营山中学副校长，为给革命老区唯一的一所中学争取资金，特意写信给国家教育委员会，但资金迟迟未能到达。
王定国为此事亲自出马，经过询问才知道，信件早就已经通过了，只是因为报告不小心压在了文件柜底部，没有发现，所以才耽搁了。解决了对方的问题后，王定国还非常热情留他一起吃饭，向其讲述了她参军的故事。
此外，王定国在家庭教育方面也搞得极好，虽然她本人于2020年以108岁高龄去世，但她早就将为人民服务这一原则传给儿女们。正如她的儿子谢亚旭所说：母亲未完成的心愿，儿子接着做，这也是一种传承。
参考文献：《老红军王定国的使命：多为国家、为人民做事》、《谢觉哉和夫人王定国：传播红色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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