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这一年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是充满期待的重要一年，尤其是对于千万知识分子更为重要，当年9月，我们国家恢复了高考。
这样一来，千万知识分子就可以通过公平公正的选拔考试改变自己的命运，人生将会迎来曙光。
当时，我国刚刚结束一段动荡的岁月，邓公也恢复了工作，他尤其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工作。
1977年8月，邓公在大会堂江西厅主持召开科教座谈会，会上有一个副教授查全性，痛心疾首痛批以往“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的升学制度，强烈呼吁恢复高考制度，使用公平公正的手段选拔人才。
查全性教授痛批的旧制度，确实埋没了不少真才实学的人，通过推荐上来的“工农兵”大学生，知识水平确实不敢恭维，就更提能在某个领域做出什么突出贡献了。
邓公在会上问时任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当年恢复高考来得及吗？刘部长说来得及。做事一向雷厉风行的邓公随即做出恢复高考的决定。
1977年9月，中国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
这是具有转折意义的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高考的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
千万学子为之欢呼雀跃，纷纷准备高考，一展抱负。然而，有人欢喜有人忧。
在北京起重厂，26岁的刘源，也是伟人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怀着激动的心情迅速递交了报名申请。
左等右盼，他和厂里的另外9名工人的申请却被拒绝了。刘源被拒绝的理由是“超龄”。
这让刘源的心情万分沮丧，他也十分清楚，“超龄”并不是真正的原因，他当时才26岁，真正的原因则是家庭原因。
刘源的父亲曾是国家主席，对他的管教甚严。刘源15岁就到军队锻炼，表现优异，获得了特等射手等荣誉。
后来随着政治形势的严峻，他1968年被安排到山西山阴县当知青。农村的生活虽然很苦，但是也让刘源接受了真正的基层磨炼，与群众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刘源后来回到北京，进入起重厂当了一名工人。朴实的工人们也没有因为他的家庭歧视他，他也与工人们迅速打成一片。
终于熬到了恢复高考，刘源满怀希望，以为可以凭借着真才实学大展拳脚，现实却给了他“棒头一喝”。
可他明明是符合厂里公布的报名条件，苦闷了一阵后，不甘心的刘源决定采取行动，争取这来之不易的“改变命运”的机会。
他提笔奋笔疾书，给中央和邓公写信，核心内容就一条：“我想考大学”。
在信里，刘源倾诉着想要“高考”的强烈意愿，想要“上大学”的强烈愿望，客观分析厂里拒绝他的深层次原因，陈述着命运的不公。他在信里向邓公连提了“四个不”。
如果不能参加高考，我不甘心，如果考试成绩不好，我不怪任何人，足见他的坚持和迫切。
这“四个不”让一个年轻人心中长期压抑的“苦衷”倾泻而出，让人阅后备受感染，不免动情。
信寄出后，刘源焦急地等着答复。后来，他虽然始终没有等来邓公的亲笔回复，但是却等来了想要的结果——他和另外9名工友被批准参加了高考。
刘源在高考中取得了十分优异的成绩，超过了第一志愿北大哲学系的录取线。但是，还是因为家庭的原因，北大哲学系开会讨论后决定不予录取。
最后是第二志愿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录取了他。刘源为了感谢，后来将自己的上将军服捐给了母校。
邓公为什么没有亲笔回复刘源呢？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刘源特殊的家庭身世，加上邓公刚刚恢复参加工作，是不便于进行亲笔答复。
但是，刘源能如愿以偿参加高考，改变命运，这就是最好的答复方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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