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晚清知府账本上，我们得知这个官员是如何贪腐的，又是如何向上级行贿的，进一步可以得知，他们背后的金主是谁，由此我们得知，这些官员的虽然贪的多，但上缴的更多。
晚清时代的一个举子或者说一个进士乃至于一个候补的官员，当他还没有当官的时候，他就已经“欠”了钱庄也就是金主的一大笔银子，这笔银子可以算做是金主的投资，投资必须得是你以后当官以后用利益来交换，到时候你不贪都不行。
自鸦片战争之后，晚清官员的银子多藏在票号里。票号给候补官员放贷，这是他们结交官场的高明和卑鄙之处。各省士子入京应试，沿途川资，凡是没有银子的，概由票庄汇兑，对于有希望的考上的举子，票庄也喜欢垫款，替他运动差事，当然票号也有走眼的时候。该举子没有考中进士，导致票号投资破产，当然这不意味着票号不要钱，只不过是不赚钱而已。
即使官员考中外放，而无旅费赴任者，也由票庄先垫。一切都是生意，可以算作投资，今天投入一两银子，他日就能赚回十两银子。这不能不说是有商人的长远眼光。对于这些贫寒举子来说，这些银子绝对是感激的，可谓是雪中送炭，因此即便知道是个坑，他也一定往里跳。
全国各地的各票号在京城所设的分号，主要就是为了结交官场，给官员做生意当白手套。随后就结成利益共同体。为了在吏部获得一个肥缺，吏部是明码标价，而每授一实缺，需要多少银子，官员和票号按比例分成。而且是童叟无欺。
但官员每获一个实职，最初都得上下打点，非数万银子不能打点，而且这些都已经形成潜规则，必须得给，不给也得给，不能敷衍了事，银子得从哪里来，也只能从银号票庄借贷，这个时候，这时候上任的地方大员还没有上任就已经欠了数十万两银子，此时候的官员唯一能做的就是还钱，怎么还呢，很简单，就是贪。
据道光和咸丰年间布政使级别官员张集馨的回忆录《道咸宦海见闻录》记载，他升任四川按察使时所用的“别敬”，给军机大臣，每人四百金，上下两班章京，每位十六金，如有交情，六部尚书、总宪百金，侍郎、大九卿五十金，依次递减；同乡、同年以及年家世好，概行应酬，共用“别敬”一万五千余两。这些银子都是借的，而利息之高犹如高利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驴打滚”。
利息按3分或4分计月息，那这一月的月息“转票”到下一个月就计入本金了，以此类推，本加息，息加本，本息滚动累加，不过三四年时间，利息就超过本金了。但对于官员来说，这必须接受。肥猪不怕刀宰，官员能快速变“肥”自然胜似肥猪。
票号不惜用银子铺路，为的就是招揽到官员所管地方的官款汇兑，从中赚取巨利。这其中一前一后的回报究竟有多少倍不得而知，票号从中赚取的岂止只有候补官员借贷银子的利息?一个票号不到三、五年，即获利上百万两银子。汇通天下的日升昌结交庆亲王、以及各个黄带子和红带子，以及军机大臣，而最终，票号与官员的所有债务全都变相地都加到老百姓头上了。一个个贪官就这样产生了。票号自然“功不可没”。下面就看一个官员的贪污历程。
1895年4月，何刚德因甲午京察一等被光绪帝接见，奉旨补授江西建昌府知府，这一年也是甲午战争之年，具体来说就是，距离《马关条约》的签订还不到一个星期。但这对于这个叫何刚德的官员来说，这一切都和他没半毛钱关系。作为吏部员外郎他无疑最兴奋的一年，因为经过他的上下打点，他被外放为考差，也就是充当乡试主考，能够充当乡试主考，一次可得数千金。
当了近二十年的穷京官，何刚德终于得到了外放的肥差，虽然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说，但实际上这并不是肥缺。关键在于，这一年是各省乡试。每逢乡试，只要进士出身的京官都会有三次外放机会，最优者为学差。不算贪，仅仅灰色收入就几万两白银。
何刚德抵任江西建昌知府时，他必须聘用一个私密的师爷，这就是账房师爷。他的作用只有一个，就是负责记录秘密致送上级长官的礼金各是多少，这本账也被称为“内账”，何刚德作为五品官员资格进京送礼，因此，何刚德来说，他只许打点本省巡抚、布政使、按察使，还有总辖苏、赣、徽三省的两江总督就可以了。
每次拜见上官也要程仪，累计起来，数额也不算小，何刚德主要拜见的上官只有巡抚、布政使和按察使，一年拜见一次，大致需要600两。这些钱都需要和票号借贷。还有就是三节两寿”的礼金，巡抚每节至少600两，过寿400两，布政使和按察使则每节300两，过寿200两，各色表礼、水礼、过路程仪及贿赂上司门丁的门包等尚不包含在内。还有道台、驻防八旗将军，等等，也需要不时送礼。以上种种礼金，加在一起姑且算8000两，那么这一年光是送礼，何刚德就需要花出将近1万两。
何刚德作为一个知府，他的俸禄是105两银子，外加上养廉银子5000两银子，可以说这些银子送礼都不够，怎么办，只能贪。好在何刚德是一个知府，他可以收受下属的见面礼和“三节两寿”的贺礼。建昌府下辖五县，知府的见面礼每县要出200两，总共是1000两，三节两寿每次是120两，加在一起是3000两，这一年，何刚德的额外收入有4000两，如果下面的县官对自己的顶头上司送得多的话，可能总数会达到6000两。当然这些收的银子不够他送礼的，所以只能贪。诡异的在于，贪的银子还没有进入自己的腰包。
何刚德主政的江西建昌府在收地税时，每亩地除朝廷规定的赋税之外，每亩地还多收3分银子作为额外收入。额外征收的银两约相当于正赋的五分之三，就是由于多收赋税，江西从1880年到1910发生的民变次数超过110次，就是因为苛捐杂税超出了老百姓的承受能力。何刚德所在的建昌府，每年征收的各种捐税一共有145194.12两，这些银钱会留下一部分作为供地方官挪用的金库。
因此在多收银子和避免在民变之间把握度很关键，何刚德这样的地方官如履薄冰，加派捐税需要冒大风险，不是他们要贪污，而是因为要孝敬上官。在此情况下，何刚德只得挪用库银和向银号、商铺借贷。
前面提到的张集馨在担任陕西粮道的时候，送礼花销的来源就是借贷，之后再用库银和陋规来还贷。库银成了地方官的救命稻草。但如此一来又造成国库亏空，就和当初康熙朝一样，晚清各地方亏空乃是常态，但朝廷没有查的时候，上一任官员便可将亏空漏洞转嫁给下一任。但朝廷一旦追缴方官的亏空，为此甚至查抄官员家产抵债。所以在晚清时代，真正能平安落地的官员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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