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刘伯承，我们都知道他的军事指挥艺术和军事理论造诣，在国内外屈指可数。
他在辛亥革命时期加入川军，十年时间，参加了反对北洋军阀的护国、护法战争，有川中名将的称号。在一次战斗中，他的右眼中弹。在疗伤过程中，他为了不损害脑神经，强忍钻心的疼痛，坚持不施麻药，被为其主刀的医生赞叹为“军神”。
抗战期间，刘伯承担任129师的师长，与政委邓小平率部深入敌后，在太行山建立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更是千里跃进大别山，建立根据地，实现了战略进攻阶段的历史性转折。新中国刚刚成立，刘伯承选择了离开军队，投身于南京军事学院的建设。
我们不知道的是刘帅在红军时期曾先后三次担任过总参谋长一职，不过这三次在任时间并不长。
第一次是在南昌起义时。在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刘伯承奉党的指示，到南昌与朱德等将一起组织了南昌起义。起义部队为了起义的顺利，成立了以周总理、叶挺、恽代英、朱老总和刘伯承的“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刘伯承担任军事参谋团参谋长。
虽然，刘伯承没有率部队直接参加南昌起义，但他是这次起义的总参谋长，负责制定详细的军事行动，以及善后工作。
南昌起义失败后，刘伯承辗转多地，后来在党的指示下，去往苏联留学，先后就读于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提升了军事理论。
第二次就是他回国以后了。刘伯承回国后，担任军事委员会参谋长、长江局军委书记兼参谋长等职，协助周总理处理军委工作。后来，他被派往中央苏区工作，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和红军学校校长，并参与指挥了第三、四、五次反“围剿”。
可惜，由于王明路线的错误领导，军事顾问李德瞎指挥，给红军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尤其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刘伯承公然批评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说他军事教条主义还有专横跋扈。结果李德一怒之下，撤掉了他的总参谋长职务，把他降为了第5军团参谋长。
第三次是在长征期间。长征开始后，刘伯承协助军团长董振堂执行后卫任务。到了1934年底，复任红军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兵分两路北上。刘伯承跟随左路军行动，而左路军是由朱德和张国焘率领的。
然而，张国焘却又公开反对中央的北上方针，命令部队南下，其目的就是另立中央，分裂红军。他这样的行为遭到刘伯承和朱德的强烈反对，刘伯承也多次公开的表明支持中共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方针。
他的这种做法，自然成为了张国焘的眼中钉肉中刺，甚至还对他动了杀意。可是刘伯承同样大义凛然地对张国焘说，你杀了我，我也拥护中央的决定。
见刘伯承三番五次的反对自己，张国焘便撤掉了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改为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
所以后来刘伯承在回忆三任总参谋长职务经历时，感慨道：“三参总戎幕，一败两罢官。”
在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后，刘伯承还曾就任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没多久又担任红军总参谋长。
抗战开始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他也成为129师的师长，东征抗日。
其实在解放大西南之后，中共中央准备调刘伯承进京，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一职，但被刘伯承婉拒。他风趣地说：“我年纪大了，跑不动了，还当啥子总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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