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中国青年》杂志2024年第15期编者按：监狱人民警察，一个神秘的职业。网络上流传着“狱警都有心理问题吗？”“当狱警和坐牢有什么区别？”以及“冷门岗位”狱警生存现状、“狱警：监狱残酷生存实录”等。所谓“揭秘”，真真假假，吊足胃口。于是记者决定自己“入狱”看看。这里是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资源富集，四季如春，境内有彝、藏、蒙古、纳西等10多个世居民族，文化底蕴深厚。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刘伯承同彝族首领小叶丹曾在此“彝海结盟”，近万名彝族青年参加红军，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重大贡献。这里曾是一片深度贫困的土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滞后，是全国“三区三州”地区之一、四川脱贫攻坚的重要“战场”。“我一直牵挂着彝族群众”，在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时刻，2018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凉山村寨考察，为这里的发展指明方向。今天的凉山，正书写着奋力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向乡村全面振兴衔接升级的崭新篇章。凉山监狱于1990年正式成立，2015年10月调整转型为女子监狱，也是四川省三所女子监狱之一。转型之初，在押罪犯中文盲、涉毒占比高达80%，教育改造任务艰巨。少数民族地区女监、女警，诸多元素汇集，给这所监狱的工作带来区别于大多数监狱的特殊性，也赋予了四川省凉山监狱民警队伍艰巨而独特的使命。青年监狱民警的日常，我们由此打开一二。当一名警察“染上”心理学文、图/本刊记者 彭姝疑 通讯员 徐晶 谢继忠 焦姣01
监区大门
和大部分人一样，成为监狱人民警察之前，杨坤对监狱中罪犯的想象是“穷凶极恶”，停留在港台电影中的各种场景。
15年前他刚刚入警，彼时的凉山监狱还是一所关押刑期较长的男性罪犯的监狱。
上世纪末，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全国，凉山地区打工潮开始兴起，治安管理难度也不断增加。杨坤记得成都公安的同事来出差时遭遇抢劫，有警察被抢完冲劫匪喊了一句“警察你都敢抢”，结果又被对方冲回来补了一刀。
因为对犯罪心理学感兴趣，上班前3天，杨坤翻完了监区的罪犯卷宗，其中大部分是涉黑、故意杀人、贩毒的罪犯，刑期不是死缓，就是无期。
“那时候管理罪犯更像在平衡一种关系。”杨坤这样感觉。针对长刑犯的改造，民警们会分析造成犯罪行为的家庭、成长因素，关心对方的心理状态，用长期、平稳、潜移默化的方式引导其改造，而不是单纯的压制式管理。
这种管理理念延续至今。直到现在，几乎所有民警上岗之初，解答来自外界最多的疑问依然是“警察会不会打罪犯”。据杨坤观察，不论是殴打罪犯，还是强迫劳动这类事件，实际并不会发生——至少在他所了解的凉山监狱不会。
随着女性在押人员数量的增加，2015年，为响应监狱布局调整及关押改造女犯的需要，凉山监狱转型为女子监狱，逐步推进改扩建工程暨配套信息化建设，更新设备设施，以确保监狱安全稳定。
那时杨坤还是教育改造科的一名普通内勤民警，后经机构调整，建立评估中心，由杨坤主要负责全狱心理评估咨询工作，杨坤被领导批评最多的就是“行政工作不积极，只要一听到有心理咨询个案马上就精神了”。
据监区医院负责人李志强介绍，根据相关调查，除心血管疾病频发外，女监精神类疾病患病率比男监高十倍以上。“普遍来说，女性罪犯的心理比男性更敏感，相较来说心理承受能力也略弱。”李志强说。平时监区医院收治的躁狂、抑郁等罪犯，紧急处理和初步治疗后，要将病案会同攀西地区精神病专科医院专家进行会诊，双方共同研究制定治疗方案。
而对于全狱罪犯，从发现情绪异常，到及时干预，减少精神疾病的发生，就是杨坤的职责范围。
杨坤在工作中（图为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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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男犯的情绪疏通普遍可以带到宣泄室中通过肢体行为进行疏导不同，女犯的情绪问题更多是因为内心深处的“角色冲突”所致——比如她是母亲、是女儿，但又无法扮演这个角色。
监狱转型之初，杨坤就注意到一名女犯，监区民警告诉杨坤，她每天都偷偷哭。
他了解到这名罪犯家中有老人、两个小孩，丈夫游手好闲，给她找了份“工作”——贩毒，她被抓后判了无期徒刑，丈夫却置之不理。“我无法解决她的现实问题，只能换位思考。如果我是她，该怎么办？”
后来，女犯未成年的女儿开始在女犯丈夫的安排下频繁“嫁人”，沦为其骗取礼金的工具。掌握准确情况后，杨坤果断报警，公安部门在海南找到了17岁的女孩，那时她已嫁给一名40岁的海南人，且拒绝回家。“对公安来说也很为难，如果我们按规定把她带回来，也许她面临的会是更悲惨的生活。”
最后，公安决定尊重女孩的意见。回到监狱，杨坤能做的，只有转述实情，继续听这名高墙内的母亲倾诉，全力疏导她扮演好现在的角色，积极改造，争取早一点出去。“只能这样。”杨坤摇摇头，“听她讲一下，她都会好一点。”
“那你自己需要做些什么来缓解情绪吗？”记者问。
“也没有很明显的感觉。可能每次做完咨询，就会掉几根头发，是这样来缓解的。”杨坤摸了摸后脑勺——他没摸头顶，那里的头发已经变得珍贵。就在几天前，凉山监狱宣传培训科拍了条短视频调侃同事“染上了”心理学，他在其中饰演“隔壁老杨”——
视频里，教育改造科民警沙燕一本正经地对抱着厚厚一本《色彩心理学》“悔不当初”的同事说：“隔壁办公室老杨，你不知道吗？好端端一个人，自从考上心理咨询师，从三级警司到三级警督，整整10年！每天给罪犯做心理辅导，现在头发都只剩80根了！”
当然，大部分时间并不是“无力”的。“又说到二监区，二监区是我的‘大客户’。”二监区的一名20岁左右的女犯因陷入“杀猪盘”挪用公司资金入狱后，被父亲断绝往来。杨坤看过这名女犯的心理测试资料，觉得“有危险”，提醒监区民警多关注。
做心理咨询时，女犯向杨坤倾诉痛苦，也告诉了他自己准备怎样自杀——她计划吞食零食中的干燥剂，已偷偷收集了不少。出于平稳引导的教育策略并尊重对方的这份信任，杨坤嘱咐监区民警不要立马将干燥剂收走。“她既然和我说了，那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比较安全的，我们先重点观察着，做好应急准备。”随后，他和狱政管理科同事李雯动身前往成都，去见女犯的父亲。
因为女儿的遭遇，这位父亲对警察十分反感。第一次见面被草草打发，杨坤和李雯订好住处，准备打持久战。他们在电话里跟父亲讲女儿的处境——对大部分罪犯而言，家庭和谐和家人关爱是在狱中服刑改造的唯一念想。
经过多次沟通，父亲的态度已稍有缓和，当时正值疫情暴发时，女犯父亲通过电话告诉狱中的女儿，“没事，先出来，一家人再一起想办法”。虽然语气依然淡淡，握着听筒的女儿却已泪流满面。
后来，这名女犯的表现有了很大转变，她明显开朗起来，丢掉了零食干燥剂，积极报名教育改造科组织的各种文体活动，“像变了个人似的”。
爱与依靠，真的能让人长出新的血肉。
监区教学楼内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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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学界普遍认为“心理咨询不解决现实问题”，杨坤依然持反对意见：“在监狱这种特殊环境中的心理咨询，我要做的，就是帮助解决哪怕一点可以解决的问题。”
服刑的女犯反映最多的问题，包括子女失联、上户口等，同为母亲、女儿的监狱民警也会通过各种方式去联系县级各部门、派出所打听孩子的消息，辗转许久后带回一个口信，安排一次会见，就能稳定住一名罪犯安心改造。
“大部分罪犯也同样如此，你帮她解决一个实际困难，她们都会有很好的反馈。”杨坤说。尤其是在凉山监狱，这里关押的部分女犯性格内敛，文化水平较低，说不好普通话。偶有表达，便极尽真诚。
杨坤记得曾有一名有暴力倾向的罪犯打了民警后被处罚，最后一次心理咨询结束，对方并不知道处罚即将解除，她走出教学楼又返回，用不流利的普通话对杨坤说：“杨警官，你是个好人。”
这之后，罪犯没有再违规违纪过。
还有一次难忘的对视——那是一名患癌晚期的罪犯，杨坤给对方办完保外就医手续，和她聊了聊，离开时两人隔着铁栅栏对视许久，心里都知道这是最后一面了。杨坤想了想还是走了回去，听到对方说，让他回去给三监区的领导、民警们带个好，谢谢她们对她那么好。
这个罪犯是位60岁的老人，汉语讲得并不清楚。“她对我说，看到我像看到她的父亲一样。”这令杨坤动容，“她不善于表达，但她就这样表达了。”
点滴积累的成就感，让杨坤满足。“我今天和一个罪犯谈过话，我自己有一点收获，我觉得挺好；明天我又跟罪犯谈话，她稳定了或者有转变了，我觉得也挺好。”
但这里毕竟是监狱，它时刻提醒着所有或年轻或年长的民警，人性之复杂——绝对的善恶并不存在，因为人心变幻难测。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刑事审判工作的决定》中进一步阐述“少杀、慎杀”的操作标准：“对于具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的，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一般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2011年5月，最高法发布2010年年度工作报告称，最高法在审理死刑复核案件时，不是必须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均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尽量依法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最大限度化解社会矛盾。”
我国“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倡导了尊重生命、保障人权，同时也增加了监狱重刑犯的关押量。
“可能90%的人犯罪都有各种原因，但也有那么一部分人，是单纯为了犯罪而犯罪。”杨坤立马想到二监区的一名女犯阿某。考虑到凉山地区心理咨询水平有限——监狱还外请过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研究员前来，依然收效甚微。
阿某的罪名是投毒。因怀疑男友与一名年轻母亲有私情，她毒死了对方的女儿，事后将女孩的一撮头发踩在鞋底用于辟邪，这也成为了她杀人的关键证据。判处死缓入狱后，她用餐盘敲同改的头、往别人的碗里扔头发，大错小错不断。
“这样的罪犯，会花费我们非常多的精力去做心理矫治工作，而且效果不一定好，反复性还很大。”杨坤曾与阿某聊过几次，感觉对方有很强的戒备心，在了解她的家庭背景时，她的兄弟姐妹对她的评价是“生性就坏”，已全部与她断绝关系——用的是当地最古老、严苛的手段，抓一只鸡，用刀背敲掉鸡头，以示老死不相往来。
但杨坤不能放弃教育转化工作，他找到阿某谈心谈话，深入分析她的犯罪原因，引导她正视自身问题。谈话后，杨坤自我感觉不错，以为会有些效果，没想到阿某转身就指着他问监区民警：“这个神经病是干什么的？”
除此之外，还有因双相情感障碍所致的形形色色犯罪案例，手段方式都让人倒吸一口凉气……
“想要从根本上解决她们的人格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杨坤很肯定，“对于这种边缘性、偏执性的人格，我可以每周去找她咨询两次，告诉她我可以理解她的一些想法，灌输她一些正确的观念，以10年、20年为期，才有可能改变。但这并不现实。”
对此类极端人格的罪犯，杨坤能做的只有向监区提出针对性的管理意见，以“保障监管安全，罪犯不出事”为底线。日常谈话照常进行，但不寄希望于心理矫治。“因为她可能会变，也可能不会变。”
而作为心理咨询师，他积累的极端案例已足够让同行羡慕了。偶尔去找心理督导老师“把垃圾倒一倒”时，同为心理学从业者，老师们常听杨坤讲案例听得目瞪口呆，感叹说：“医生总是治感冒是没有进步的，要像你一样做‘大手术’才行。”
犯罪情况之稀奇古怪，也帮助不同岗位监狱民警练就了应对的“奇门异术”，用魔法打败魔法。杨坤后来总结，很多同事虽没学过心理学，但也都在用心理学技巧处理问题。
曾经面对一个暴力性较高、总想打人的精神病犯，监区长用一只苍蝇拍就解决了问题——让他打苍蝇，一只苍蝇换一支烟。于是这罪犯一年四季铆足了劲打苍蝇，之前的攻击目标“人”已丝毫不放在眼里。有同改想和他交朋友，都会送苍蝇给他。
还有患臆想症的罪犯，说自己脑子里总有声音在告诉他“要出去”。监区长一听不得了，赶紧找他聊天，说自己脑子里也常常有个声音说：“你不能出去，外面危险。”“罪犯都蒙了。”杨坤说起来笑个不停，“我们很多前辈用的都是这种‘土方法’，但实践效果超级好。”
“斩妖除魔”久矣，杨坤日常反思自己的心理健康水平。“我觉得自己还是很稳定的。”他又补了一句，“但有的时候确实焦虑，很担心出事情。”
因为了解罪犯们形形色色的心理问题，他始终认为“不出事是偶然的，出事是必然的，只是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虽然凉山监狱10余年内并未出现过一起自杀案例，放眼整个四川地区监狱，在防止罪犯非正常死亡的管控上都卓有成效，但他依然心焦。“监狱自杀率确实比社会上低太多了。但一旦发生，代价太大。”
比如每到春季，狱中患慢性病、精神类疾病的罪犯也容易集中发病，加上近年来，女性犯罪比例呈明显上升趋势，且犯罪主体低龄化，新收押的罪犯情况愈发复杂，他知道总会有那种“走极端”的罪犯，这让他在每月的狱情分析会上有说不完的话。
对此，凉山监狱各基层监区每周都会派一名监区民警到评估中心协助工作，对接罪犯教育改造最新动态。杨坤会捕捉沟通中的每一个敏感信息、每一项细微环节，分析潜在隐患、预测未知风险，比如开朗的人突然沉默，内向的突然爱说话，爱吃零食的不购物了，抠门的突然大方起来，家庭发生变故的却显得异常平静，失眠的，饮食情况异常的……
他怕自己“忘性太大”，办公室的白板上常年贴着一份“存在身心异常状态名册”。2019年以来，他对几千名罪犯做了3次全员心理评估，形成这份表格，记录了需要重点关注的每一位罪犯的罪名、具体异常表现等，加上每月各监区上报的最新情况，即时分析介入。
每次新犯转入，杨坤会要来一份花名册，对这批罪犯做初步排查。他皱着眉头，拿笔一一标记——这个刑期很长；这个罪名复杂，又不互相关联；这个故意杀人罪，但只判了5年刑期，可能她有精神问题……
即将刑满释放的罪犯也是他需要重点关注的群体。他说起一名罪犯，还有一年刑满，却因为原生家庭的压力，并不愿意出狱。“原来都觉得罪犯自伤、自残是因为刑期长，但近年不少状况都发生在满刑前。”
在日常的团体心理治疗活动中，民警宋月垚曾设计过这样一个环节。她让参加活动的几名罪犯在纸上匿名写下“目前自己感受最深的压力”，再让大家一起出主意、想办法。拆到的第一个压力是“与亲人相处”，第二个是“未来”——看到这个字眼，4名罪犯有3个都哭了。
民警宋月垚在为女犯们做心理疏导
对此，评估中心会根据每个人心理评估的结果，准备心理课程；罪犯在出监前，也会参加监狱统一组织的出监教育。除此之外，在监区教学楼的大厅里，摆放着“四川省凉山监狱2023年服刑人员专项招聘”公告，包括农业科技公司、箱包厂、物流公司、服装厂、鞋厂……有近10家。
这是凉山监狱联手社会企业举办“罪犯职业技能颁证仪式暨刑释人员就业推荐会”、为临释人员和刑释人员搭建就业平台的成果。不少企业愿意接纳这类人员，并承诺做到“同工同酬，不予歧视”。
今年年初，教育改造科民警沙燕拿着这份企业名单，电话回访了2021年到2023年间满刑出狱的近200名罪犯，有就职意愿的只有不到20个——大部分女性出狱后还是会选择先回归家庭。
而如何重新找回自己在家庭中的位置，再去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是每一名满刑人员必须独立面对的课题。
监制：陈章乐
终审：陈敏审校：刘晓 刘博文编辑：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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