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 徐诗瑜）8月17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份患者保存了58年的门诊病历，一页页手写的门诊病历已经微微泛黄。这份病历记载着花甲老人王益（化名）在1岁半时，因痢疾辗转到浙江医科大学附属儿童保健院（浙大儿院前身）就医的故事。
这份病历因年代久远、字迹模糊，很多名字已经难以辨认。当年的送医之旅从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出发，途径塘栖县，从陆路到水路，一直到杭州市，颠簸的路途中，近十位没有留下姓名的医务工作者共同完成了这次生命接力。
“这份病历一直被我父母珍藏在床头柜里。十几岁时，我第一次从他们口中听到了那次就医故事，切身地感受到了医者的人文情怀。”8月19日，王益向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讲述了病历本背后的故事。以下是他的自述：
1966年，王益（化名）在浙江医科大学附属儿童保健院就诊时的病历。受访者供图
1966年，我一岁半，还是无法记事的年纪。直到上世纪80年代，我上了高中，父母从柜子里拿出门诊病历袋，翻开泛黄的纸张，如同翻开尘封了多年的往事，我才第一次真正了解这个故事。
我家在湖州德清。那一天，我因为吃坏了东西，上吐下泻，高烧到了40.8℃。在县医院，医生说我是急性细菌性痢疾。好几天高烧不退，在医院里住了半个多月。看我越来越瘦小，父母再也坐不住了，准备送我去杭州的儿童保健院治疗。
两家医院之间相隔百里。那是一个自行车都很稀缺的年代，这一路，跋山过河，不知道要耗费多长时间。因为担心我在路上病情反复，县医院安排了一位医生陪同我父母一起，送我去杭州。
我是挂着盐水上船的。水路途中，船体颠簸，针头不慎掉落了。没有护士同行，加上当时的我已经严重脱水，想要扎针难上加难。船老大了解我的情况后，决定停船靠岸，请距离最近的塘栖县医院的护士来帮忙扎针。一靠岸他就打了电话，不久后，远远地就能看到两位穿着白大褂的人向我们跑来。那时候不像现在，没有这么多交通工具，他们是徒步跑来的。我们不知道他们跑了多远，只知道他们到的时候连续喘着粗气，能感受到路途的奔波。
来了一位医生和一位护士，他们试图帮我重新挂上盐水。但船体晃动得厉害，灯光昏暗，很难找到我手臂上的静脉。船上还有很多乘客等着赶路，为了不耽误其他人的行程，两位医护让船老大继续开船，他们继续尝试挂水，到下一站下船。
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如何返回塘栖县的，他们并未留下姓名，也没有收取一分一厘。
下午三点出发，晚上八点终于到了儿童保健院，接诊的医生说：“幸好及时。如果再耽搁半天，孩子的命可能就保不住了。”一路陪同而来的德清县医院医生将我交到接诊医生的怀里，就默默离开了。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他也从未问我们要过一分一厘。
翻看病历，可以发现共有4位医生为我诊治，但只有一位医生的名字清晰可见，是水泉祥医生！后来才知道他成了浙江医科大学的副书记、副校长，1966年，他是我的管床医生。
其他医生的姓名已经难以辨认。但母亲记得，因为我是当时病房里情况最严重的患儿，病房里的医生护士会轮流来看我很多次。父亲半夜赶来时没地方住，就住在医院锅炉房的木板上，锅炉师傅从未赶他离开。病历本上，每一项指征都被记录下来了，那些原本“糟糕”的指标在这些白衣天使的照顾下，逐渐转好。
父母告诉我，我的命是水医生和其他没有留下姓名的医生们“抢”回来的。第一次了解这个故事，我很受触动，将浙江医科大学填报为高考的第一志愿。遗憾的是，我并未成为一名医生，但对于医者，我始终心怀感谢。
父母最近又将这份病历本拿了出来，重温尘封了58年的故事。我们一家人想，这份病历与其留在家里，不如转交给医院。我们想让更多人知道，1966年，当父母怀着无助、痛苦、忐忑甚至悲凉的心情抱着我求医时，这些带着爱、善意与关怀的医者们，共同托举起了那个小小幼儿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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