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君子不器。”（《为政第二》）

徐英《论语会笺》融会古注云：

器者，拘于一用，譬如耳、目、口、鼻，不能相通。故君子之学，不可拘于一器，必求其才之通，识之达，然后可以用周于天下矣。

正如米兰·昆德拉揭示的：“科学的兴起把人推入了一条专门化训练的隧道，人越在知识方面有所进展，就越看不清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看不清他自己”，最终陷入海德格尔所谓“对存在的遗忘”（《小说的艺术》第一章《被诋毁的塞万提斯的遗产》）——也就是由“人”异化为了“器”。然而“君子”虽不一定“不器”，但仅仅成“器”则一定不是孔子心目中的“君子”。钱穆说：

一切智识与学问之背后，必须有一活的人之存在。否则智识仅如登记上帐簿，学问只求训练成机械，毁人以为学，则人道楛而世道之忧无穷矣。（《论语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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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马麟《静听松风图》

朱光潜更说：

孔子曾明白说过，“君子不器”，说子贡“汝器也”，多少有一点不足之意。中国从前有一部顶好的书叫做《世说新语》，里面所说的大半是汉魏晋时代人物的风度。读过这部书，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中国向来对于胸襟气宇是何等看重。近代教育似乎不甚讲究此道，所以士大夫中颇多卑鄙龌龊之徒，大家也不以为怪。这是我们大学教育所急应矫正的。（《说校风》）

盖成“器”所需的只是训练（training），成“人”所需的才是教育（education）。英国艺术史家克莱夫·贝尔在《文明》一书中分辨训练是为了获取谋生的技能，而教育则是为了帮助人们理解生活从而享受生活中更为高尚的乐趣。真正受过教育的人崇尚理性，热爱真理，有丰富的感受能力，有一定的价值标准。在贝尔看来，“只有为得到美而有意识地牺牲舒适的人”才有价值观念，选择如何生活的教育而不是如何获利的训练——也就是选择如何成“人”而不是如何成“器”，才是高度文明意识的表现。接受了这种文明洗礼的人能“以个人的聪明才智和感受能力认真反对群氓本能，这样的文明决不接受像廉价处理品那样的低标准”。

“不器”的君子，正是“决不接受像廉价处理品那样的低标准”的精神贵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