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先驱但丁说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位置的宝藏。”图书馆如果没有书签分类，只是一屋的废纸，反过来，如果有良好的分类，垃圾也成为了宝藏。可见分类管理往往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
读书亦是如此，毕竟读了坏书、甚至有毒之书比不读书更可怕，因此有一个优秀的图书分类机制，读书这件天堑之事也能变通途。
●读书第一分类机制：史特金定律
大部分书都可以用史特金定律过滤掉。科幻作家史特金说过：“任何事物，90%都是垃圾”，也就是说，90%书籍其实都不值得读，甚至可能是“读之有毒”的垃圾。我们只应去读那剩余的10%——经典。
●读书第二分类机制：艾森豪威尔矩阵
艾森豪威尔矩阵优先选择那不足1%的书。历经拣选后的10%经典，数量其实也很多。艾森豪威尔曾用“重要性—紧急性”把事情分为“四种”：
重要紧急、重要不紧急、紧急不重要、不紧急不重要
他认为所有人应优先做那些“重要紧急”的事情。读书其实也是如此。我们应该优先选择那些“重要紧急”的经典书，这类书的数量恐怕不足全部图书的1%。
当下，世界正遭遇着阿克顿勋爵所预言的四大威胁：
强人对权力集中的渴望；
穷人对财富不平均的怨恨；
无知者对乌托邦的向往；
没有信仰的人把自由和放纵混为一谈；
这种威胁之下，极权与民粹“和谋”的乌云笼罩在每个人头顶。因此，于当下而言，最重要且紧急的是能让我们洞悉当下、警醒未来的清醒之书——
能充当这一重任的，我们首推这套“群体心理与政治”四书（《乌合之众》《群氓之族》《狂热分子》《群众与权力》）。为什么说这四书是能够洞悉当下、警醒未来的那不足1%“的“重要且紧急”之书呢？
为什么说四书很重要？
四书都是经典中经典。
四书自出版以来，翻译、重版不断。《乌合之众》曾备受戴高乐、丘吉尔、罗斯福等政治名人推崇，被法国《世界报》列入“改变世界的二十本书”；
《群氓之族》作者伊罗生与中国有着深切渊源，和鲁迅、茅盾交往密切，其著作在中国广受欢迎；
《狂热分子》一经出版便被读者奉为“群众运动的圣经”，艾森豪威尔还将其大量买来送人；
《群众与权力》不仅在社科领域名声大噪，其作者卡内蒂更是因其“广阔的视野、丰富的思想和艺术力量”在198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四书的影响也早已超出人文社科范畴，成为社会各领域都在阅读的经典。政治家用其掌控群体运动逻辑，企业家通过群体了解市场需求，金融家通过民众心理变化预测金融市场波动。
四书抓住了人类与社会永恒话题——心理与政治。
“认识你自己”“好统治VS坏统治”从来都是人类最重要且永恒的话题。康德说：“人性这根曲木决然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人性是塑造社会的底层代码，对人性认知越深，对社会理解就越透彻。
同时，人又是群君的动物。如果世界只存在一个鲁滨逊，那所有问题都将是人与自然、以及人自身的生理问题，但星期五一旦出现与增多，群体便产生了。社会即是建立在群体之上的复杂结构，群居社会必然有统治与被统治，因此，关于统治的艺术——政治即成了社会最本源性的话题。
中国学者赵汀阳说：“作为群居动物的我们，人类的第一哲学永远应该是政治。”好的政治统治让生活变得更文明与美好，坏的政治统治则把社会推向深渊。因此，那些关注人性、探讨群体统治本质的书籍，是人类需要阅读的最重要书籍。
无论是勒庞的《乌合之众》聚焦群体对个体的抹杀，还是伊罗生的《群氓之族》强调个体对群体的依赖；无论是霍弗的《狂热分子》对群众运动“忠实信徒”的精准洞悉，还是卡内蒂的《群众与权力》关注权力与群体相互的影响。四书都把目光指向了心理与政治的世界，让我们既看到了人性与权力的可怕，又激起了塑造好的人性与社会的动力。
为什么说四书很紧急？
四书是动荡社会的警世钟与清醒剂。
当下中国存在着个体与群体（社会）的双重困境。宏观层面，经济持续下行，大量产业一片夕阳红，金融市场与房地产市场萎靡不振，人口老龄化与负增长又突然袭来；映射到个体层面，是可能席卷每一个人的裁员潮、失业潮，以及不断增加的收支压力、生育压力、住房压力、医疗压力。
这些社会问题，可能引发的后果也不堪设想：
●乌合之众泛滥成灾；
●民族主义波涛汹涌；
●独裁者应运而生，挟乌合之众、以民族主义旗帜颠覆现代秩序。
当社会出现剧变时，群体往往会成为最大的变量，甚至可以说谁操纵了群体，谁就握住了历史的方向。四书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清醒的思考力、先知般的语言，为当下社会乱象敲响了警钟——警告我们文明随时可能被颠覆的危险。这种境遇下，保持个体意识的完整与清醒，是我们能够摆脱群体裹挟、避免被统治者操纵的第一前提，也是我们为阻挡社会滑向更大深渊所能做到的个体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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