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的一生中，要处理很多人际关系，例如亲子关系、亲戚关系、同事关系和上下级关系，但还有一种人际关系比较特殊，只有当过兵的人才会有，这就是战友关系。
尤其是在战争年代，战友关系很多时候会像生死兄弟一样，曾经在一个战壕里爬过，可以说是伴随一生的情谊。他们之间可能会有意见相左的时候，但总是心念对方。
在新中国的开国将领中，很多人都是老战友，相互之间有多年的共同战斗经历，彭总和罗帅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两人都是元帅，但更是好战友。
但在他们自然也少不了意见相左的时候。1952年，彭总去看望养病的罗帅时，却被罗帅骂“糊涂”，这是怎么回事呢？
说起彭总和罗帅的患难情，就不得不提及1939年冬天开始的抗日环境恶化。
当时全面抗日战争已经持续了两年多，日军开始实施“三光政策”，组织大规模兵力开始对河北省中部和南部实施扫荡，不少农村都在日寇的抢掠和破坏下成了废墟。
面对这一岌岌可危局面，八路军副总指挥彭总心急如焚，一直想方设法反扫荡。
然而当时蒋军的一些高官却在背地里搞不为人知的小动作，破坏团结抗日。
为了渡过难关，彭总决定同蒋军冀察战区司令举行会谈，但由于蒋军阵地距离八路军比较远，中间还隔着好几层敌人的封锁线，因此彭总需要冒着生命危险去参会，准备选拔一批优秀的战士随行。
在队伍出发前，罗帅找到了彭总，提出要和彭总一起去。彭老表示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和敢死队差不太多，如果半路被日军部队发现，有可能被敌人抓住或者杀死，或者利用他们的身份威胁八路军部队。
但罗帅坚持要跟着彭总一起去，对于这件事，彭总一直特别感激。
1940年10月，因为“南大顶事件”，罗帅组织全师开展高干会议，并在会上做了自我检讨。这件事和一个名叫廉德山的土匪头子有关。
这位土匪头子原本同意加入抗日部队，一起打鬼子，但在最后关头，日本人给土匪头子送了一笔钱，此人的态度立刻来了一个180度反转，直接派人把115师几位负责劝降工作的干部同志抓了，准备送给日本人当见面礼。
得知消息后，115师师长罗荣桓立刻派两名政工委员去劝说，结果一位被杀，另一位回来后参加了攻打南大顶土匪的战役。战后，这位政工委员为了给同志报仇，私自开枪杀了很多俘虏。此事传开后，导致八路军长期坚持的优待俘虏政策遭到很多人的质疑，影响了部队形象。
为此，罗荣桓作为师长公开做了检讨，并提出了辞职请求。
罗帅的上级彭德怀得知此事后，了解了事情的经过，于是耐心地劝说罗帅不要辞职，要顶住压力继续干下去，强调：“115师交给别人，我不放心，一定是你带兵才行”。
正是有了彭总的鼎力支持，罗帅渡过了军事指挥生涯里最大的一次危机，如果这次罗帅真的被迫辞职，恐怕十大元帅或者十大大将里不会有他的名字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罗帅负责全国人民检察相关工作，虽然远离了战场，但检查工作十分复杂，每天堆积的公文都是高高的一摞子，罗帅经常忙碌到半夜。
长时间下去，罗帅身体状况迅速恶化，毛主席得知后，要求他多休息，少开会，最好是不要开会。但罗帅坚持继续工作，结果病倒了，被组织上强制要求去北戴河接受疗养。
治病期间，很多人都去探望罗帅，1952年，回北京作战斗报告的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抽时间去看望了罗帅，没想到两人刚一见面，罗帅就严肃的骂了一句：“老彭，你真是老糊涂了!”彭总也愣了，转念一想，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他说的不是打仗的事情，而是关于解放军是否学习苏军“一元化”管理制度的问题。
当时彭总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让部队长官的命令尽快得到实行，向毛主席建议解放军延用苏联的“一长制”制度管理指挥部队。
该建议在党内军内引起了巨大争议，因为从红军时期开始，部队一直坚持两个管理长官并行的模式，要充分发挥政委的作用。
如果军长的决定存在问题，军政委可以出面制止，避免犯错误。如果不要政委，只让军长一个人说了算，指挥效率确实更高，但显然违背了解放军的老传统。对此，毛主席持保留意见，但也没有明确反对，这事情就压了下去。
对于此事，长期在政工岗位上工作的罗帅非常关注，他坚决反对苏军的“一长制”制度，于是在同彭总见面的时候，很严肃的讲了一些苏军制度的弊端问题，并讲了一些国内具体情况，强调苏联有他们的国情，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两者不能混淆。
虽然罗帅有些不高兴，但两人的交流并没有影响两人的战友情，其实罗帅很担心彭总因为提出该建议得罪一些重要人物，给自己惹来大麻烦。
就是因为他太关心彭总的安危了，所以才发了火，他劝彭总不要再向毛主席提这一建议，其实这才是真正的战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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