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长庚
米寿老人、历史学家樊树志在二十年前就提出了“晚明也有大变局”的创见。他的《重写晚明史》系列以两百余万字，鲜活再现了晚明在全球化浪潮中的变动，精心描绘出从嘉靖中期到南明回音间令人荡气回肠的百年历史长卷。他的新著《人世事，几完缺——啊，晚明》，则以十三篇文章展现了一位头脑冷静的耄耋历史学家严谨的学术研究和六十余年治史阅世的个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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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销的专著
8月17日晚，樊树志《重写晚明史》《人世事，几完缺——啊，晚明》读者见面会在上海举办。
据了解，《重写晚明史》是目前中华书局推出版本最多的一套书。这套书共推出了四个不同版本，一种普通本、三种特装本，其中特装本又分毛边本、金边本、喷边本。装帧上采用的都是欧式风格，其中特装本采用了皮脊纸面的欧式精装，这种风格既与樊树志的全球史研究眼光紧密关联，也与樊树志本人一向领风气之先，走在时代前列的个人风格有关。普通本则采用了布脊纸面，设计上融合中西元素，也颇具特色。
樊树志 著
中华书局
与之前出版的单行本比较，新推出的《重写晚明史》系列，有三个重要特色：一是在《王朝的末路》中增加了第四章，以吴梅村为切入点，把目光从崇祯帝自缢煤山延长到南明小朝廷的人和事，带读者一起聆听晚明的余音；二是书中由编辑对一些人物、事件等，结合上下文，进行了简单的注释，以方便读者了解那段历史；三是五卷本采用双色图文排版，编辑精心挑选了三百多幅与书中内容关系密切的图片，以期用图丰富、补充文字内容的同时，扩大读者的视野和思维空间。
樊树志 著
中华书局
同期推出的《人世事，几完缺——啊，晚明》，则是樊树志近十余年文章的首次结集，是他研究晚明史的心血之作。书名选自清初吴梅村的词《贺新郎·病中有感》，既代表了晚明气节上的正人君子面对历史巨变的浮沉与感慨，也融入了史学家深沉的历史感和个人感悟。
樊树志出生于抗日战争的烽火，成长于内战的扰攘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深广的社会革命大潮中。1957年，他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５年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初试啼声的毕业论文获得了陈守实教授的高度赏识，后来留校任教。但在樊树志看来，自己“真正谈得上做学问，是在五十岁以后”。
上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樊树志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了两部传记的书写之中，这就是面世于1993年的《万历传》和1997年的《崇祯传》。正是从这两部书开始，樊树志开启了对于晚明史的钻研与探索。同时，他在反思数十年来历史著作刻板、枯索文风的基础上，发展了一种独具特色的、以扎实的一手文献记载为基础、讲求细节呈现和生动文采的叙事史风格。
樊树志说，他一向主张历史著作应该学术性与可读性并重，范文澜、史景迁、黄仁宇、许倬云等名家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他们的作品既有深厚的学术底蕴，又生动活泼、引人入胜、脍炙人口，成为畅销书、常销书。这是我追求的目标。”
学者写书要具有读者意识，其实是最起码的要求，尊重读者也是尊重作者自己。“然而做起来却并不容易，往往孤芳自赏，不肯放下架子，一些历史著作晦涩难懂，不但一般读者不敢问津，即使专业读者也视为畏途。如果写出来的书没有人爱看，岂不辜负了作者自己的辛勤劳作。”樊树志表示。
2003年的两卷本《晚明史》，则将这种叙事风格进一步发展成熟，同时吸收采纳国外新兴的整体史、全球史理论与方法，赋予了晚明政治史一种宏大的研究视野和叙述背景。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范金民曾撰文表示，国际学界有关明代的通史类著作已有不少，但没有人将目光集中在有着重要地位的晚明时期的专史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晚明史》“具有填补空白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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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开启新人生
樊树志对《晚明史》并不满意。这是因为，他写《晚明史》时，史料搜集的方法还很传统和老派。不管是当时人的记录和官方邸报，或者当事人的文集、日记，都靠去图书馆古籍室看书完成原始资料搜集，范金民将这种史料收集过程比作“披沙拣金”“皆从辛苦中得来”。但古籍只能抄不能复印，考验史家对史料的熟悉程度和挖掘能力的同时，也限制了阅读范围。
2007年，在经历了五十年学习、工作的漫长岁月之后，樊树志从复旦大学历史系荣休。差不多也是从这时开始，随着互联网应用的进一步发展，各种古籍电子数据库大量开放，足不出户就能查到繁多的资料，为学术研究带来极大便利。坐在家中那台屏幕宽大的台式电脑前，他开始学习查阅起各种电子版古籍。在遍阅了晚明时期留下的文集、奏疏、书信以及各种实录、方志等资料后，一个更丰满、立体、有温度，也令人叹惋的晚明重现眼前，令他萌生了对《晚明史》再做增订的念头。
在着手增订过程中，樊树志迎来了创作的井喷期。除了发表于报刊上的大量历史随笔文字之外，他有着惊人的“每年出一本书”的效率：2010年的《历史与文化》，2011年的《明朝大人物》，2012年的《明史讲稿》，2013年的《明代文人的命运》。
史料阅读更加广泛后，樊树志的研究视野进一步扩大和深入。仅《晚明史》的导论部分，就从原来的10多万字变成40万字，他决定将之取名《晚明大变局》单独出版。等到《新政与盛世》《朝廷与党争》《内忧与外患》《王朝的末路》全部写作完成，整个系列不仅篇幅达到二百多万字，而且很多内容都和原先的《晚明史》不一样，修订最终变成了重新书写。
自从《重写晚明史》系列出版后，受到学术文化界和广大读者的极大关注，“晚明大变局”的说法也广受热议。樊树志表示，“晚明大变局”是自己研究明史的感悟，或者说心得，仅仅是一家之言，并不是史学界的普遍共识。“或许有些人不以为然，可能会提出商榷意见，甚至相反的意见，这都是正常的学术讨论题中应有之义。”
值得一提的是，“五部曲”中，除了第一部《晚明大变局》引用了不少经济数据，写法相对中规中矩外，后面四部讲王朝盛衰历史时，樊树志增加了大量历史细节，使得万历皇帝、徐阶、张居正、崇祯皇帝等历史人物的形象和性格都有生动体现。而这些历史人物身上展现出来的复杂性、多面性和张力，显然也没法再用二元对立的臧否观点来加以简单评判，从而显示出历史研究的迷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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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爱又可叹”
“晚明”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樊树志的观点是从万历元年到崇祯十七年，就是1573年到1644年，一共71年。巧合的是，晚清是从1840年到1911年，也是71年。
在接受媒体访谈时，樊树志曾评价晚明这段历史“可爱又可叹”。
发端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大航海时代，把中国卷入全球化贸易的浪潮之中，无论葡萄牙、西班牙，还是荷兰、英格兰，在和中国的贸易中，无一例外地都处于逆差之中，全世界白银货币的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通过贸易渠道流入中国，这是前所未有的辉煌。沿着新航路，欧洲的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广东等地的封疆大吏，对他们很宽容大度，为利玛窦等北上提供方便。他们在传教的同时传播欧洲的科学文化，中国人开始真切地了解世界，涌现出一批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方以智、王徵等，这些人进一步介绍欧洲的科学技术和宗教文化，大大开拓了整个士大夫阶层的眼界，改变着那一批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一个启蒙时代来临了。此后，文化思想界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浪潮，冲破经学的桎梏，挣脱名教的牢笼，文人学士追求自主意识，文人结社蔚然成风。这样的晚明社会是可爱的。
然而，晚明的政治局面又令人可叹。万历、天启、崇祯三朝党争不断，忙于窝里斗。皇帝和大臣都无意于政治改革，内忧与外患纷至沓来，朝廷衮衮诸公束手无策，没有能力把内忧与外患消弭于无形，眼看着王朝一步步走向末路。
晚清的大变局牵涉政治体制的变革，由帝制走向共和，所以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晚明虽然政治体制依然故我，但在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等各方面出现了大变局，表明中国内部正在发生剧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现象、新因素和新突破。因此，樊树志认为，晚明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没有晚明的大变局，也就不可能有晚清的大变局。
在书中，他从六个方面来论证晚明的历史剧变：“海禁—朝贡”体制的突破；卷入全球化贸易的浪潮；江南市镇多层次商品市场的繁荣；思想解放的潮流；西学东渐与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文人结社与言论的新气象。在他看来，晚明社会发生的这些剧变，有内部的动因，也有外部的动因，称得上是“中国与世界的对话”。
从某种意义上讲，近现代以来中国一直不断地解放思想、融入世界，晚清时期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都可以视作晚明社会大变局后的余响，很多问题因此可以有更通透的思考。“历史给人洞察一切的眼光，给人超载时空的智慧，去审视过去、现在、将来，而不是被眼前的方寸之地所困惑。”樊树志说。
他直言，做学问应该细水长流，持之以恒，只要身体条件许可，思路仍然敏捷，逻辑仍然严密，完全可以继续读书写作，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作品，享受思考和创造的乐趣，给晚年生活增添别样的光彩。樊树志在《明代文人的命运》后记中曾说：“作为‘30后’，到了‘逾七’‘奔八’的年纪，没有了先前课题任务的拘束，读书写作全凭兴趣，率性而为。这样的读书写作生活，其乐无穷，纯粹为学问而学问，是精神的寄托，思想的抒发，个性的张扬。这种自由驰骋的乐趣，不到这个年龄的人恐怕无法体会，到了这个年龄而不再读书写作的人也难以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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