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
自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来，红军一直处于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这种危急不单单是外部，更有内在的。
为解决自内而外的矛盾、危险，遵义会议应运而生。
会议之后，确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成功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央，更挽救了中国革命。作为中共历史上的一大转折点，就不得不提到遵义会议的第一主角。
在许多人看来，既然确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毛泽东自然是遵义会议当之无愧的第一主角。
事实上，周恩来等提议毛泽东担任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后，毛泽东曾直言洛甫（张闻天）更合适，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全过程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毫不夸张的说，他确实是整个会议台前幕后的第一主角。
这位第一主角是如何推动遵义会议进行，以至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后来回忆起遵义会议，都直言若是没有张闻天，遵义会议根本开不起来？这一切，都得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说起。
一、长征路上的张闻天
1933年，中央苏区来了位“洋同志”——李德。
“洋同志”到了苏区之后，自然被博古（时任临时中央政治局书记）、张闻天（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奉为座上宾。
尤其是博古，才将毛泽东排挤出领导层（王明左倾思想所致）。恰赶上国民党第五次“围剿”，偏偏博古对军事一窍不通，又不愿放权，便将目光投向了曾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李德。
故而李德到瑞金的那天晚上，博古、张闻天亲自登门。
李德
三人彻夜长谈之后，决定让李德负责苏区的军事工作。
“洋同志”虽怀着帮助中国革命的满腔热情，却忽视了中国革命的不同，以至于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红军就不停的打败仗，结果李德依旧不认为是指挥失利，将一腔怨气撒在前线指战员身上，认为是前线指战员不执行他的命令导致战争失利。
在前四次反“围剿”中，中共都能利用有限条件打破敌人“围剿”，这次在博古、李德等人的领导下却一再失败，不免让人对李德这种持续不改正的错误愈发不满，其中就包括此前支持博古的张闻天。
历史是公正的，张闻天在长征初期确实犯过“左倾”错误。不过他会思考，当然也有一定巧合成分。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进行长征，彼时毛泽东、王稼祥、毛泽东住在一起，自然少不了对部队、对党未来的讨论。
曾留学日本、美国的张闻天，在文学方面造诣极高，对打仗几乎一窍不通。
自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接连遭受重创以来，他一直在反思，也亲眼目睹红军正在李德、博古的军事领导下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
失败日益增多，几人居住在一起时，毛泽东曾数次解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及之后接连战败的根本原因，张闻天很快意识到毛泽东所讲之正确。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在政治局反对博古、李德的军事领导。
张闻天的反对，为遵义会议提供了“物质基础”。
二、遵义会议前夕
不管是毛泽东、周恩来，亦或者张闻天本人，都曾表示若是没有张闻天长征路上思想的转变，遵义会议很难召开。
支持归支持，红军军事上依旧由李德主理。这位“洋同志”始终坚持要与红二、六军团汇合，全然不顾敌人的全线拦截。
清楚意识到红军若是一心要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必然会被敌人彻底困住的毛泽东一再恳请红军转战贵州（四渡赤水）。
唯有这样，才能跳出敌人包围圈。然而博古、李德等人始终不予采纳，眼见红军将身陷囹圄，通道会议召开。
若说遵义会议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央，挽救了中国革命，通道会议称得上为遵义会议召开埋下了伏笔。
会议就红军行军方向进行讨论，博古、李德一如既往坚持要北上，是张闻天带头坚持毛泽东“向贵州进军”的主张。这位当时党内被认为地位仅次于博古的第二人的带头，让周恩来、朱德等人纷纷响应。
会议结束后，红军长征路线得以改变。
博古、李德的军事主张首次被否定，无形中也宣示着毛泽东的作用。事实上，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一直都希望毛泽东回到军事领导岗位上来。
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相继失败，证明中国革命之关键不在城市，而在农村。革命要想成功，就必须走农民斗争这条路。
毛泽东很熟悉农村革命，同时也极具军事才能，由他担任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再合适不过。
尤其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来，党内关于长征最终目标其实并不明确，也就更加反映出党和军队对一位杰出领导人的迫切性。
这场紧急会议可以被视为起点——改变错误的起点，其中张闻天首次充当“第一主角”。
话虽如此，关于毛泽东回到军事领导岗位一事，其实还没有定论，关键在于几乎没人敢提这件事。
周恩来自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来，的确一直致力于让毛泽东“掌舵”，不过当时周恩来主要负责政治工作，党和军队负责人是博古、张闻天、李德。
如果张闻天、博古两人都不提让毛泽东指挥军队，几乎没人敢提这茬。
旁人不敢提、或者分量不够，还得让张闻天来。
张闻天在意的是中国革命的未来，是红军长征的最终目标，关于这点，张闻天并不清楚，博古、李德更不可能清楚。
他们不清楚，毛泽东却十分清楚。
早在李德、博古一再提出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时，毛泽东就持反对意见。
他是清楚红军与国民党的差距，更明白中国革命之根本，为此他提出要进入贵州内地，尽全力跳出国民党的包围圈。
自长征开始以来，他就一直在做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工作，全面细致的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并深刻的指出中央于军事上的错误。
不可否认，毛泽东是极具大局观的军事家，更是杰出的政治家。
他的能力毋庸置疑，张闻天自然持肯定态度，因此张闻天与王稼祥谈论起军队未来方向时，指出还是希望能让毛泽东指挥，当时张闻天说到：
“红军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还得让毛泽东领导。”
张闻天并不是第一个提出让毛泽东指挥军队的人，却一定是最具分量、最具影响的那个人，他这番话无疑向外界传递了一个讯号。
事实上当时部队上至高级领导，下至士兵，早已对博古、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不满到极点，尤其是湘江战役之后，甚至有高级将领与李德、博古发生激烈争吵。张闻天提出让毛泽东指挥军队，其他人也纷纷赞成。
直到此时，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一事方才有了转机。
三、遵义会议的“第一主角”
张闻天提出让毛泽东领导军队以后，部队就刮起了一阵“毛风”，不过遵义会议的召开还差了一点契机。
从遵义会议的召开的结果来看，是实际确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解决了组织问题、军事问题。
简单来说，中国革命的航船有了能真正驾驭的“舵手”。要想让这位“舵手”走到台前，过程并不容易，张闻天是这个过程的驱动者之一。
在他提出“让毛泽东领导军队”之后，周恩来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正式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进行总结经验教训。
张闻天、周恩来相继站出来，为“舵手”走到台前做足了准备，再加上遵义被占领，为红军赢得了短暂休整的机会。
值此时机，遵义会议召开。
若是按照惯例，遵义会议一定会和黎平会议一样，只是总结过去经验，根本问题依旧得不到解决。
事实遵义会议召开之初，确实是按照政治局会议规格召开，不过在各军团首长、红军总部的强烈要求下，由政治局会议改为扩大会议。不过会议之初的前奏依旧不变，还是由博古作总结报告。
一如既往，强调客观力量，诸如反动派力量大、没有根据地，就李德领导军事方面的错误闭口不提。
博古没讲多久，就被张闻天打断。
依照博古讲话的架势，遵义会议一定又是一场只总结经验，关于组织问题、军事问题依旧得不到任何改变。
打断博古说话后，张闻天当中作了代表“三人行”（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的报告。负责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并未阻止，之后肯定表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并非客观上存在的敌人力量过强等，而是战略战术的错误。
主动承担责任的周恩来进行了自我批评后，将矛头对准博古、李德。张闻天接着周恩来的话，系统的批评了博古、李德两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有了“引子”，大戏将起。
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相继上场，遵义会议这台大戏唱的越来越好，以致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人也上台“唱了一段”。
无一例外，都将矛头对准博古、李德，其中王稼祥第一个提出让毛泽东指挥红军。
很多人对这一提议并无异议，让毛泽东当党和军队的领导人是众望所归，倒是毛泽东持不同意见，他认为张闻天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更合适。
这并非推辞之言，实际后来毛泽东曾多次劝止张闻天“让贤”。
遵义会议之后，张闻天的确代替了博古职务，成为党中央总书记。至于毛泽东担任党和军队的真正“舵手”，还有一段时间。
不难看出，遵义会议是在绝对紧急的情况下进行的，虽然解决了组织问题、军事问题，依旧有不少不成熟的地方。
以军事指挥来说，取消了“三人团”，由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毛泽东协助周恩来，看似毛泽东初步取得红军直接领导权，实际红军内部依旧存在“少数服从多数”的情况。
拿遵义会议后攻鼓新场为例，多数人希望能打鼓新场。若是按照多数服从少数的规则，持“不打意见”的毛泽东就必须服从。
结果是毛泽东一再坚持，才没有攻打鼓新场，同时再一次拯救了红军。
这时中央才意识到红军需要一个权威的、成熟的领导核心，这才有了后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负责指挥全军军事。
也就是说，毛泽东为首的军事领导体制亦是在摸索过程中建立。
对于此事，张闻天颇有感触。
正如后来毛泽东评价“张闻天是一个开明之人”，张闻天对毛泽东的信任是一点点建立起来的，直到最后无可动摇。
自他负责党中央事务以来，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能力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他这才让毛泽东去前方担任前敌总指挥。
不过此时对毛泽东军事指挥方面，他依旧不够坚定。直到打鼓新场一事后，军事方面这才全面脱手。
从张闻天表现不难看出，他并不将自己置于空中楼阁，而是务实主义，对一个人的信任、对共产主义的坚定都是缓慢肯定的过程。
正是认识到毛泽东是一名优秀的“舵手”，他才会一直坚定地站在毛泽东身边，并曾三次“让贤”，希望毛泽东能担任党中央总书记。
六届六中全会后，“让贤”的张闻天担任中宣部长，这才拾起年少时最初的梦——宣传和干部教育，研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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