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战争时期,人民军队曾出现不少著名的“黄金搭档”,比如二野的刘邓,三野的陈粟,四野的林罗刘,另外,还有级别稍低的机动战略兵团陈谢。

陈是陈赓,谢是谢富治,这一对搭档后来还有个共性,即去世得比较早。只是,对于两人的评价,就天差地别了。

陈大将无论军事能力还是为人处世,都特别令人敬佩。谢富治则复杂多了,曾经在党内的地位比陈赓更高,奈何去世8年后被开除党籍,还被从八宝山公墓弄了出来。

开国中将温玉成对谢富治的印象也不好,晚年对一件事耿耿于怀,直言自己被谢富治摆了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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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而言,谢富治早年的经历倒没什么大问题。1909年出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的他,由于家贫,很小就开始帮着父母劳动。

他头脑很聪明,去家族私塾干活时,也断断续续学过一点知识,就凭这么点机会,他就能断文识字。那个年代,这已算完成扫盲。

1926年,北伐军光复武汉,随即整个湖北都被撒播革命的种子,谢富治就是在这时加入农会,开始接触共产主义思想。

大革命失败后,谢富治一度感觉胜利无望,担心自己被处理,就逃回了老家。直到黄麻起义爆发,他才深深被震撼到,决心自己也参与到这火热的浪潮中。

因为根正苗红,且头脑灵活,谢富治在红军中进步得非常快,短短几年就陆续升为团政治部主任、师政治部主任、军政治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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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老张对谢富治很看重,将他提拔到方面军总政治部担任组织部长。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职务,军中干部的定性、档案,最终都要组织部来处理,老张能让谢富治来负责,可见其中信任。

但是,这也意味着谢富治是紧靠老张的,据《红四方面军肃反资料实录》中所述:

谢富治曾积极配合黄超等人收集和诬陷徐向前同志、傅钟同志、王树声同志的材料,采取无中生有等卑鄙手段对上述同志采取的不正当的处理行为,程训宣事件就是最能够说明问题的。

程训宣是徐向前的妻子,老张为了搞徐帅的黑材料,趁着徐帅在前线带兵打仗时,让保卫干部将程训宣抓捕拷打,这位女子也是刚烈,始终没有配合说半句违心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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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张恼羞成怒,便在没有任何口供、证据、人证的情况下,下令杀害程训宣。总指挥的妻子,说杀就杀,事后也没人受处罚,老张的猖狂可见一斑。

而当时谢富治也是配合老张打压异己的助手之一,老张还评价过谢富治是“革命的尖端的锥子”。

老张在四方面军作威作福惯了,懋功会师后还将手伸向中央,迫于无奈,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只好率中央机关及红一军、红三军单独北上。

本来老张以为凭借麾下的精兵强将,可以在四川建立起根据地,但四川军阀在受到生存威胁后开始玩命,最终老张带着南下的部队在百丈关伤亡惨重,只得向西转移。

后来红二方面军赶到甘孜会师,但老张仍不想北上,想尽办法拉拢人、带部队往西走,可是在经历失败后,很多人已经被惨痛的现实打醒,不再盲从于老张。因此,两个方面军最终选择北上,去与中央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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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富治在这个过程中,也察觉到之前的不正确,因此思想转变得很快,积极向中央靠拢。

1937年初,由许世友牵头,秘密联络了原红四方面军的5个军级干部、6个师级干部、20多个团级干部、2个营级干部,他们30余人准备拖枪出逃,去巴东找刘子才一起打游击。

这时谢富治已跟他们想法不一样,所以许世友没有通知他。

就在行动的前一晚,政工干部王建安觉得这样做性质太恶劣,便偷偷去告诉大队党支部书记谢富治,随后这个消息就层层上报到了毛主席处,参与的30余人尽数被捕。

对于这30多位干部,有人主张全部严肃处理,毛主席却认为会影响团结,遂皆从轻发落。而对谢富治,主席也更信任了,决定将他塑造成改正错误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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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会议上,主席公开说:

我们共产党员要有坦白的胸怀,犯错误不可怕,要勇于改正错误。像谢富治同志,之前也受过张的欺骗,但他积极转变,不仅个人进步得很快,还帮中央及时挽救了一些还在错误中犯糊涂的好同志。

此后谢富治的履历都很顺利,1938年担任八路军129师385旅政委,1942年调任太岳军区副司令员,在这里,他开始了与陈赓长达七年的合作。

两人统帅的部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陈谢兵团,解放战争中,他们一度承担着一个战略区的重任,发展出以伏牛山为中心的鄂豫陕根据地。

1948年初,中央准备以陈谢兵团为基干组建鄂豫陕野战军,如果落实下来,那陈赓、谢富治地位还能再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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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在粟裕的“斗胆直陈”后,中央决定在中原地区打大仗,陈谢就随着战略重心的转移而转移,重新归入刘邓大军。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中野改为二野,谢富治就转任二野第三兵团政委,率部一直打到云南。

后来局势逐渐稳定,谢富治就留在云南,担任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是该省各方面的一把手。

主政云南期间,谢富治还是表现出了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行,据原昆明军区的干部马天佑回忆,谢富治当初经常轻车简从到基层。去乡亲们同吃同住,了解民生的第一手资料。

老乡要给他送礼,从来不收,有何秘书私自做主收了一些肉,谢富治知道后立马将此人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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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个人作风突出,谢富治的智力能力也极强,云南当时剿匪、禁毒等工作很艰巨,还有很多国民党溃兵在骚扰边境。

谢富治上任后,力主整治各种乱象,让社会秩序迅速稳定,得到众人一致称赞。

1959年,公安部部长出现空缺,被提议接任的人选有张际春、杨成武、杨勇、张宗逊、谢富治。最终,是谢富治当选,可见中央对他的认可。

运动时期后,谢富治地位更高,陆续担任了北京军区政委、卫戍区第一政委、军委办公组成员等,名副其实的位高权重。

但,这个阶段他的风评就不太好了,参与过很多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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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戍区的搭档温玉成晚年也回忆过一事,即当初卫戍区因不愿给样板戏文工团开特权,得罪了主抓此事的江女士。

江女士多次对他们发火,谢富治便跟温玉成说:这样闹下去不知什么时候是头,我们一起写个检讨吧,你起草,我们都签名,态度诚恳点,这事就能过去了。

然而温玉成写好、签完名,谢富治却没有遵守承诺,他把温玉成的检讨交上去,就变为温玉成承担所有责任。过了好几年,温玉成才知道这事自己被谢富治摆了一道。

谢富治确实很有头脑,一直到死都没失势,但,在他生命终点似乎已有预感,当老部下陈康去看他时,他拉着陈康的手反复说:我在云南没做过坏事。仿佛要抓到救命稻草一般。

最终呢,他还是在去世多年后被处理了。

人啊,复杂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