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二次合作的两大重要结晶,一是由南方十八个省区的游击队伍合并改编的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也即新四军,这一支军队活跃在正面战场与日军拼斗;二是由原陕北红军改编而成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也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八路军,这一支军队主要活动在敌后,进行破坏与奇袭任务。
在八路军中,又有一支尤为赫赫有名,被誉为八路军中“最能打的师”的队伍,那就是由刘伯承领导的第129师,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129师共计歼灭日伪军42万,成为中共方面军歼击日军的主力之一。
但为人所不知的是,129师取得如此赫赫战功,其领导并非是部队原先的指挥官徐向前,而是由当时的中央军委参谋长刘伯承取代,徐向前只作为副师长,如此安排究竟出自何用意?刘伯承又凭什么能够掌控住这一支囊括精兵猛将的强大队伍呢?
首先,中华民族长达数千年的军事战争史告诉我们,一支队伍的强大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首领指挥的能力以及决断,而兵家非常忌讳的一点就是在出征前夕突然换将,这主要是因为,一支队伍构成的最基本单位就是每一个基层的士兵,这些士兵本身并不具备突出决断能力,同时也没有组织作战的天赋,队伍的领导指挥是他们的战斗能力能够最大限度发挥的灵魂所在。
尤其是在一支强势的队伍中,云集众多能人,将领一方面需要具备强势的性格与能力压制住下属,另一方面也需要长时间的情感积累为部队的凝聚力打下基础。
临时换将很显然,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到队伍的作战能力以及长时间积累下的凝聚力。徐向前是一名1927年就加入了共产党的老将,在长期的军旅生涯中,不断的战斗以及历练,将其本身的个人能力以及领导魅力锤炼的愈发突出,最终成为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
129师作为红四方面军主力改编而来的队伍,于情于理都应该由徐向前来担任新的队伍的总指挥。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这里就说不得说到当时整体的大环境、国民党方面的要求以及徐向前与刘伯承的个人情况了。
其一,大环境的影响,尽管徐帅作为红四方面军名义上的总指挥,但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有亲自带领这一支队伍,而恰好刘伯承本人,对于红四方面军相当的熟悉,甚至可以说到了知根知底的地步。
这主要是因为在红一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刘伯承就曾经率领过红四方面军的其中一部进行军事活动,而徐向前所率领的红四方面军的另一部分,却由于张国焘的错误领导,遭受到了沉重的损失甚至全灭(这既是西路军)。由此来看,刘伯承担任红四方面军主力改编的129师队伍,也是相当自然的一件事情。
其二,就是国民党方面的要求。在中共与国民党方面开展谈判以来,中共方面始终坚持的是组建四个师的队伍,分别由林彪、刘伯承、贺龙以及徐向前担任师长指挥,然而国民党方面对这一提议却并不买账,最终在蒋光头的坚持之下,我党只能够将八路军分为三个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四位人选就必须要产生取舍,这也就引出下一个问题所在,也就是徐向前的个人情况。
其三,徐向前本人的身体状况在当时并不容乐观,甚至曾经多次成为他建功立业道路上的阻碍,在四十年代徐帅曾经被中共中央委以重任,派驻到山东苏区,在很短的一段时间之内,徐帅就成功的使得山东苏区这一重要根据地的地盘扩大整整一倍,而下属的军队人数也同样实现了翻倍的扩充,就在这一重要时刻,徐向前本人的身体却出现了问题,最终没有能够坚持下去,只能够离开山东苏区,前往延安养病。
我们再将视线转回到刘伯承身上,在早年间曾经参与过辛亥革命以及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仅以资历来说,是要比徐向前高出许多的,在建国后的十大元帅排名当中,刘伯承也要高于徐向前,当然,我们不能够简单地以这些资历或是辈分来评判个人优劣,但我们起码可以认识到,刘伯承作为129师的总指挥,是不输给徐向前的。
后来的种种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结论,129师在刘伯承的高超指挥之下,打出了非常优秀的成果,比如设伏七亘村以及长生口一役,刘伯承充分利用当地崇山峻岭、地势险恶的特点,通过钳形攻势,在装备武器占劣势的情况下,成功的击败日军,并且保住了山西一片地区的暂时安定。同时,这一场战役也在很大程度上挫败了日军的锐气,使得原本处在较为低迷士气下的八路军队伍士气大涨,这一场战役更是让朱老总直呼成功。
再到了后面的解放战争时期,129师成功的改编发展成为中原野战军,在刘伯承的带领之下,接连取得邯郸战役、上党战役等多场胜利,后来为了缓解解放军内其余部队友军的压力,刘伯承更是亲自率领部队千里挺进大别山,在敌占区与敌方进行激烈的拼杀,成为一柄锐利的直刺敌方要害的匕首。
基于以上三大点原因,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徐向前本身作为129师的领导未尝不可,但在种种因缘际会之下,刘伯承成为了一个更好的选择。刘帅作为我国开国十大元帅的重要一员,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都取得了相当突出的贡献,毛泽东高度评价刘伯承,表示刘伯承是一条可以将红军带过乌江得龙,朱德也认为,刘伯承在军事理论上得造诣相当之深,具有许多创造性得想法,终其一生之成就,刘伯承无愧于“战神”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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