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苦命的人，所以我选择为苦命人发声！|公益|山东|我是|我选择|武汉|苦命人|高尚

本文作者在军营时（1998年）

有些人知道我是一位当过十几年兵的退伍老兵，就对我说退伍军人要传播正能量，少传播一些负能量。在他们眼里，正能量就是挑好的说，社会上不好的一面就不能说。骂外国夸中国就是正能量，说外国好的方面，指出我们存在的问题就是负能量。这些人把正能量完全曲解，搞错误了。我理解的正能量就是通过我们的努力，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加干净美好，让身边的弱势群体都能得到公平的待遇，都过上没有疾苦的生活。这就是正能量，而不是掩盖问题，往粪坑里喷洒芳香剂，给垃圾盖上遮羞布。有问题就应该曝光出来，引起社会重视加以解决，问题解决了，大家都过上好日子，这难道不是正能量吗？

本文作者参观加拿大海军军舰（2000年）

我之所以抨击社会上的一些阴暗面，为社会上不平的事情鼓与呼，并且呼吁向外国好的方面学习，是对这片土地爱之深恨之切，爱这片脚下生存的土地，恨这片土地上的不公之事，爱我身边善良的同胞，恨身边的腐败贪官。有人说我是“恨国党”，其实我对国家没有恨，我只对社会不公，腐败分子有仇恨。很多人标榜爱国，但是不知道如何爱国，爱国的前提就是爱身边的人，如果你连身边的人遇到困难需要救助，倒地不去扶，你口上高喊灭美国日本，这是爱国吗？大话谁都可以说，口号谁都会喊，因为口水是个很廉价的东西，不需要付出感情和成本，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爱国者所做的事情。真正的爱国者，要用自己的行动，为社会和身边的同胞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唤醒沉睡在井底的人，启蒙一些毫无基本常识的人，做一个真正的公民，这才是爱国。我认为我是一个爱国者，只不过我的爱国方式与司马南、周带鱼们的粉丝不同，理念也不一致。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讲下我的故事，通过我的经历，让大家看看我是否爱国。

本文作者拍摄部队拉练（2003年）

我出生在鄂东北一个贫困的小山村，整个村子只有三户人家。幼年家贫，很多同龄人都是小学或者初中毕业就不再读书了，走出山村到南方城市打工。而我的父母知书达理，认为知识能够改变命运。砸锅卖铁供我读书，记得家里实在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卖，母亲把一头怀孕的母猪卖了，给我凑够了上高中的学费。当年那个时候，大学没有扩招，高考需要指标，能够考上大学的人九牛一毛。我费劲全力冲刺高考，最终也名落孙山。学校领导来我家对我父母说：这孩子学习很刻苦，就差一二十分就考上了，让再复读一年。

但是，我考虑到家庭经济承受能力，而父亲创办的榨油坊刚起步，处在亏损阶段，家里已经没有可值钱的东西变卖了，我也不愿意让父母去找亲戚借债。于是，我说服了父母放弃复读。当年的夏天，我来到武汉的建筑工地打零工，一天赚14元钱。我在工地上搬砖，和水泥，拆模板。有一次，我踩到了模板的钉子上，胶鞋被扎穿，脚底被钉子扎进去2厘米多深，脱下鞋子，拨出钉子血流一地。原以为老板会送我去医院，结果老板大骂我一顿，说学生伢做事不靠谱，不能用了。我干了不到三个月就，拿了700多元的工资，哭着跑回家了。

本文作者拍摄部队军事比武（2006年）

回家的那天晚上，不会喝酒的我，竟然拿起父亲装在塑料壶里的散装粮食酒，喝了半斤多。我一边喝一边哭，这是继高考失利后，第一次遭遇社会的毒打，我感觉自己是一个苦命的人。我未成年就喝酒，一向对我严苛的父母，那天竟然没有阻拦我，让我放声哭，放开喝，想让我把心中的委屈全部发泄出来。我那天喝醉了，也哭够了，在床上躺了两天。觉得人生没有希望了，未来我该何去何从呢？

那年年底，乡镇武装部动员农村青年征兵，听说我是高中毕业，在当时属于高学历了，乡镇武装部梅部长找到我的父亲，动员我去当兵。而我父亲想让我留在他身边，给他的榨油厂当个帮手。但是，父亲后来也想通了，家里的榨油厂刚起步，赚不到什么钱，留下我只能耽误我的前途。那天晚上，父亲和母亲商量，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想不想去当兵，我一口答应我想去当兵。在这里我说句良心话和实话，我当兵没有所谓的高大上的口号，什么保家卫国，为国防事业贡献青春。那个年代，农村的孩子跳出农门，第一个就是读书改变命运，考上大学包分配，就是吃公粮的人了。第二个就是当兵到部队，看看能不能混出个名堂。第三个就是学个手艺，到城里打工混饭吃。对于高中落榜的我来说，当兵是走出农村最好的途径，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并没有想着宏大的保家卫国什么的。

本文作者在部队时的工作照（2008年）

征兵体检通过后，我从武装部领取了新兵服装，当天晚上我穿上新军装，很久都没有亲自做饭的父亲，特意下厨做饭做菜，搞了七八个盘子的菜，招呼亲朋好友一起为我送行。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见到父亲流泪。那天父亲在酒桌上，突然站起来给我举杯敬酒。父亲说：你幼时顽劣不听话，我总是打你。现在想起来惭愧，如今你长大成人了，要远走高飞了。以后的路你要自己走了，爸爸敬儿一杯酒，希望你的人生之路越走越好。说完父亲一饮而尽，当父亲放杯的那一刻，我分明看到了他眼中满是眼泪。

第二天，天还没亮，父母和邻居就步行送我到乡镇武装部，我们整个乡镇有14个新兵，最后一车拉到县城，在县城会和其他乡镇新兵，满满几车拉到武汉火车站，我们那一批一百多人最后被火车拉到了山东。就这样我在山东多个地方开始了我长达十几年的军旅生涯。在部队里我克服重重困难，咬牙坚持，很多人受不了部队残酷的训练和直线加方块式的生活折磨，当两年就打退堂鼓了。而我想到了贫困的农村，回去也没有出路，就一直努力克服种种的不适应，坚持再坚持，一直坚持到腰部受伤动了手术，评为伤残，按照规定必须得退役，我才退役的，我用毅力在军营里支撑了十多年。

我从基层战士干起，到后来因为喜欢写写画画，高中文凭的我，在当时的部队算是高学历了，被选去给领导当文书，再后来进机关从事电影放映，新闻报道，影像摄影等工作，我边干边学，边学边干，没有进科班学习，都是老班长们带，加上自学，逐渐学会了很多专业技能。

本文作者在部队时的工作照（2009年）

因为我的业务能力突出，我被部队当成宣传骨干保留下来，一干就是十几年。从事写写画画，摄影摄像是我的专长。按照国家政策，退役后本来可以安排到体制内工作，回到老家县城，有关单位给我几个单位挑选，但是觉得专业不对口，发挥不了我的专长。于是，我放弃了安置工作，拿钱走人两不相欠。

我拿着在央视，央媒，各省市报刊，电视台发表的3000多篇作品去体制内媒体应聘，报社的帽子们看了我一麻袋的作品摆满整个会议室桌子，惊呆了，前来应聘的大学生们也惊呆了。就在我满以为能够录取时，帽子们看了我的学历，摇了摇头。他们说市委宣传部有硬性规定，我们招聘记者编辑，必须是全日制中文，新闻专业本科以上文聘，年龄在26周岁之内，你这高中文化，又不是中文，新闻专业科班出身的，年龄都36岁了，不能被录取。不过鉴于你发表了这么多的新闻作品，比我们干了几十年的老记者发的作品还多，我可以推荐你去一家商报先干干，它们刚成立不久，正好缺人。

本文作者采访世界军运会时的工作照

于是，拿着他写的介绍信，我来到了某某商报，该报社看了我的作品，又问了我的学历，也是摇头，说录取为正式编制难度太大，可以先来干着，看看以后有没有捡漏的机会，转为正式记者编辑，你现在来发稿只能在名字前面挂实习生，还不能挂记者。工资先给你发每个月2200，没五险一金，转正后发3600，购买五险一金。又一次卡在学历上，想到自己平时写稿发往全国媒体，每个月也差不多赚两三千，我愤然提着我那一麻袋作品离开了某某商报。那几年舆论管控比较宽松，腾讯，优酷，搜狐，网易等，都创办了社会类新闻栏目，可以报道社会上存在的问题。虽然不是正式编制，但是给的待遇非常不错，按照发稿量，一个月保底也能挣到6000到10000。

后来，我把简历和作品发到了腾讯，被腾讯新闻录用，腾讯新闻有两个栏目任我选，一个是探针，专门报道社会上存在的问题，一个是腾讯公益栏目，专门报道社会上需要救助的人和事。我选择了后者，我想用我的笔和镜头，帮助更多底层看不起病，吃不上饭等死的人，为腾讯公益提供社会上需要救助的线索和素材，于是我成了腾讯公益的236位签约报道人。

那几年里，我的脚步跑遍了湖北省内，还应一些外地贫苦的重病患者请求，到过周边省份。那个时候，我见到了非常多的人间疾苦，看到了官媒上永远不会公开的现状，我见到了许多贫苦的人没钱看病在家等死，我在黄冈某地看到了七旬贫困老人无钱看病，家里变卖了房产以及所有值钱的东西，仍然筹不够医药费，全家人蜗居在猪圈；我在钟祥看到了全家人都患重病，家里的顶梁柱三十多岁的父亲患上肝癌还在外打工，赚钱救治患尿毒症的老婆，以及患有白血病的七岁儿子，家里一贫如洗，每天吃的都是白面条拌酱油，我在仙桃看到本来学习成绩非常优秀的十三岁的女孩，因为家庭贫困父亲盗窃进了监狱，母亲改嫁跑了，家里就剩下一个智障奶奶没人照顾，女孩无奈辍学回家照顾奶奶，自己一个人还种了三亩棉花地，平时靠给村里的棉花收购厂打工赚钱给奶奶治病......

本文作者采访重大疾病患者

那些年，我见到了太多太多这样的事情，有时候我是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在记录，一边拍摄视频。那些年，我每天都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求助电话，希望我能去报道他们的遭遇，希望能够通过媒体救救他们，但是因为财力有限，能力有限，只能让我把更多精力放在湖北省内，那几年里我报道了五十多位患有重大疾病，特别贫困的家庭需要救助的新闻，曾经有多篇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比如：最美尿毒症女孩，割肝救儿的单亲母亲，智障奶奶捡废品住危房照顾两幼小孙子，一家三口患绝症吃白面拌酱油等等。当年这些报道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共计为这些需要救助的贫困重病患者募集到了280多万的善款，由腾讯公益转给了他们。

我的报道引起了社会对弱势贫困重病患者的同情和关注，但同时也得罪了许多当地老爷，他们说我的报道没有正能量，都是负能量，影响了他们当地的形象，抹黑了他们的工作。我有几次在当地拍摄时，遭遇到阻拦，恐吓，甚至软硬兼施要求删视频，多次被帽子们请去喝茶做工作，还有一次威胁说，我不是体制内记者，没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记者证，擅自发表社会新闻，进行募捐属于违法诈骗行为，要坐牢的。我说我的确不是体制内记者，我只是用我的笔和领头，记录贫苦重病患者的现状，通过腾讯公益这个平台来帮助他们摆脱困境。募捐到的善款到不了我手里，由腾讯公益统一收款，扣除管理费，以及给我们写稿发稿制作求助视频人的工资，交通补贴后，全部转给这些需要救助的人。最后经过一番折腾后才放行。

本文作者采访需要救助的困难家庭

后来，我退出了腾讯公益，不再从事救助贫困重大疾病患者的工作，不是不想帮助广大的穷苦底层人，而是发现随着我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找我的人越来越多，我才发现看不起病的穷人实在太多太多，靠我一个人，一支笔，一个摄像机，也救不过来，也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这不是老百姓的问题，也不是靠大家捐款就能解决的问题，这是个体制问题，是社会保障问题，需要国家实施全民免费医疗，至少大病免费医疗才能解决的问题。

日本这个国家，人均寿命连续三十年世界第一，除了食品安全外，最重要的是日本的医疗保障水平世界领先，在日本就不存在贫困人群得了大病重病只能等死，只能上网乞讨筹集医疗费用的问题。因为日本的医疗保障制度很完善，官民一致，虽然没有全民医疗免费，但是每个月医疗花销有上限制度，每个月除正常报销70%的医疗费外，每个月最多花费医保外3500人民币左右的上限，超出有政府兜底，不会让贫困重病患者看不起病等死，或者患病变成了穷人。

所以说，老百姓能否看得起病，能否避免因病致贫，不是靠公益就能帮助解决的，这是个政策和体制问题。需要实行公平一致的医保制度，打破二元结构和体制内外的区别。不是靠我们这样的写手，在网上帮助病人写一些救助文章，就能解决社会问题的。因此我决定不再去采写救助重大疾病患者，实施公益救助的文章。与其救几个人，不如把精力用在呼吁公平医疗，全民免费医疗或者重大疾病免费医疗上。

于是，我利用平台和影响力多次呼吁实行平等一致的医疗保障政策，尽快实行全民免费医疗，或者重大疾病免费医疗。但是后来，没想到呼吁平等医疗、全民免费医疗和大病重病免费医疗，也遭受了打击，多次被封号禁言，和我同样呼吁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大病免费医疗的武汉老乡，媒体人胡新成莫名其妙地以传播恐怖信息被请进去了。

通过此事，我感觉我们势单力薄，靠我们几个人呼吁很容易被各个击破，将我们的声音淹没，只有唤起更多的人关注自己的命运，关心社会最底层，大家都来呼吁，这样万众一心的呼声才有用。但是，我发现身边的很多人，都不太关心自身应该得到的利益，不太关心社会存在的问题。究其根源，是因为缺乏公民意识，很多人不懂活着的意义为什么，浑浑噩噩的一生，从来不敢对社会上存在的问题和乱象发声，从来不为自己争取公正的利益，而总是骂美国恨日本。

本文作者和全国道德模范，感动中国人物马旭夫妇

还有人，不甩锅给外部，就认为自己贫困吃不上饭看不起病，是自己不够努力或者命不好，只能听天由命，只是向普通大众救助，希望大家同情给他捐款，从不思考为什么有些人看病不花钱，有些人看病要卖房卖家产，甚至卖儿卖女。这到底是个环节出问题，导致这样的差距？他们从不去思考深层次原因，而是怪自己命不好，这是多可笑。

绝大多数人不知道他们苦难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勤奋，也不是美国日本搞的鬼，而是社会存在不公平现象，存在不合理的体制。许多人缺乏公民意识，没有对此提出质疑，从不关心社会发生的问题，都是麻木不仁的看客，等到自己倒霉时，就只能嚎啕大哭。

所以，我决定利用手里的笔，利用我的镜头，给广大麻木不仁的人普及公民意识，进行常识启蒙。最近三年，口罩之后我拍了很多与某些人观点不一样的东西，呼吁大家要提升公民意识，多关注社会问题，对不公不正发声，伟大的批评者往往是伟大的爱国者。多提问题，多反映民间疾苦和社会存在的问题，让决策者知道问题，听到民间的呼声，迫使他们做出正确决策。

鲁迅先生，在日本留学学习西医时，看到麻木不仁的中国人，他决定弃医从文，写文章呐喊唤醒国人。他说学医只能救少数中国人的病，但是救不了多数麻不不仁的中国人，中国人的病在脑子里，在思想上，而不在身体上。因此，从日本回国后的鲁迅，开始创作了大量的小说，杂文，来唤醒国人。

看到如今的现状，许多贫困的人看不起病，在家等死，这不是因为他们命不好，也不是我们这些公益人士捐款，写手们写文章求助能够解决的。这是个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需要大家齐发声，共呼吁，需要引起决策层的关注，需要政策和制度来打破。

因此我最终放弃公益这条路，利用业余时间通过自媒体平台，发表了许多公民常识的文章和视频，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能够起到启蒙，开悟的作用，推动社会更加公平正义，让底层人活得更加有尊严。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并非很高尚，不仅仅是为了大家，更是为了自己！因为我也是底层人中的一员，我也同样遭遇过社会的不公，我也是一个苦命人，因此我选择为苦命人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