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华 | 我的父亲——刘立功（一）|乡绅|乡邻|刘立功|姆妈|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刘立功（一）

我的父亲刘立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六年。每当思念父亲，我都会泪流满眶，父亲的音容相貌犹在眼前。父亲是个平凡的人，也没有惊天动地的举措可以追忆，但父亲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也是善施善为的一生，更是奋斗的一生。

在讲述父亲的故事前，我先把洪湖的一些地方方言简单介绍一下，以免引起误会。洪湖人对父亲的称谓喊“爷”，记住不是“爷爷”而是单字一个“爷”，由此引申到父母辈的称呼中都有一个“爷”字。比喻排行老二的称为“二爷”，排行老三的称为“三爷”，排行老幺的称为“幺爷”。这种称谓甚至不分男女，不分姑舅。我的姑妈在父辈中排行老幺，我一直称姑妈为“幺爷”，我的舅舅在母亲的姊妹中也是排行最后一个，我也喊作“幺爷”。

由于从小父母教会我们对长辈的称呼，有些亲戚长辈一直到去世，我也搞不清楚是父亲还是母亲这边的亲戚。洪湖人对母亲的称谓喊“姆妈”，由此引申把伯母也喊姆妈，只是为了区分不同的伯母和母亲，有时会在姆妈前加一个字，比喻我喊“大伯母”为“大姆妈”。洪湖人把祖辈称为“爹爹”，“爹爹”这个称呼也不分祖父或者外祖父。洪湖人把“杨树”说成“柳树”，把“柳树”称作“杨树”。比喻我家门前有一棵老枫杨树，我们从小喊作“柳树”。而沿东荆河护堤栽种的一排排垂柳，我们喊作“杨树”。洪湖人“牛”、“油”统称为“you”。比喻说“放牛”我们说成“放you”。但是刘、留、流等字还是念“liu”。

父亲的童年

1937年，一个小生命诞生在沔阳县铜盆垸三间茅草屋里，这便是我的父亲。我的爹爹（我的祖父）抱着哭闹的婴儿，苦笑着摇摇头，轻声说了句“又是一个带巴的”，可我的婆婆（我的祖母）却挺欢喜，一把要过刚出生不久的婴儿，轻轻抱在怀里，用她那略显清瘦的脸紧贴着婴儿的脸蛋，一边轻晃一边拍打着包衣，“五娃！乖！五娃不哭！”……也许是听到母亲的呼唤，躺在母亲怀抱的婴儿慢慢停止了哭闹，睁开大大的眼睛，盯着母亲的脸庞，不时会蹬蹬脚，全身一阵抽动。父亲的出生，为什么爹爹（我的祖父）没有喜悦而是满脸愁容？！这还要从祖父当时的家境说起。

我的曾祖父在世时，家里条件还不错，曾祖父在乡间行医，家里开着诊所，也有少许自己的田地，还兼做一点小本生意，家里盖着大瓦房，一家人共同劳作，生活也还过得去。曾祖父也算是一方乡绅。乡绅自有乡绅的好处，在一定范围内受到十里八村乡邻的尊敬。乡邻家办大事，乡绅也是每场必到，除了充当知事（也称知客先生，主持、管事的人），也时常被办事的乡邻奉承为座上宾，这时真是风光无限。但做乡绅也有做乡绅的难处，如果地方上有事，不管是和政府之间，还是乡村之间，乡绅都要出面调停。

大革命时期，铜盆垸位于红区，成立了农会，建立了赤卫队，曾祖父因为是有点名望的乡绅，也变成了共产党外围组织的成员。革命处于低潮时，红军主力撤离了这一地区，共产党地方组织转入地下活动。因为害怕国民党白匪军（那时沔阳洪湖地区成立的反动组织叫北极会，以道教信仰和国民党统治为基础鱼肉百姓）前来报复，乡邻们推举我的曾祖父等三人到沔阳县沙湖镇与北极会讲和，保下了一方的平安。但是在1932年革命发生变化后，曾祖父却被错误地认定为投降派、改组派，在随后的“肃反”运动中被冤杀。（这段历史在《沙湖革命斗争史》中有记载，只是因为时间久远，没有留下姓名）。

更可悲的就是此前的1930年6月，北极会曾展开疯狂报复，认为我的祖屋是“赤匪”的窝点，一把火烧毁了我的祖屋，据说大火烧了三天三夜。父亲出生时的茅草屋是在乡邻帮助下，在祖屋的地基上重新搭建的。也就是说，在父亲出生时，家境已经败落。祖母在生养我父亲之前，已经连续生养了我的四个伯父，一家人生活很不容易。祖父、祖母一心想要生养一个女儿，可是第五个还是一个男婴，祖父未免有些失望。好在二年后，祖父、祖母终于实现了愿望，生下了我的姑妈。姑妈在他们六姊妹中排行老幺，所以我们一直都喊姑妈为“幺爷”。

父亲慢慢长大，祖父、祖母专门请附近的乡绅为父亲取名，父亲是“立”字辈，前面四个伯父分别取名立元、立政、立松、立文，所以给父亲取名立功。虽然父亲有了大名，但祖父、祖母始终喊父亲为 “五娃”。因为祖父四十岁左右得了哮喘病，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一家人的生活负担全部压在了祖母肩上。父亲从小就跟在伯父们后面帮祖母种田、刨地、挑水、拾柴，过着清贫、艰苦、自由自在的生活。

铜盆垸地处湖区，虽然有个垸字，实际上不是垸子，而是湖区中的一处高台，四周都是河、沟、湖、叉，在这些河、沟、湖、叉之间长满了芦苇和岗柴(湖区中长得像芦苇，又像竹子的植物)。湖区就像是一片沼泽地，出行主要靠驾船，因此湖区的家庭基本上家家都有木船，只是大小和用途不同。祖母家有一条船，而且是能在江河中行驶的稍大一点的木船。

父亲从小在湖区长大，自然学会了湖区生活的一些本领。比如玩水（游泳），父亲从小就在水中泡大，四五岁时就能一个猛子扎下去，潜游十几米。即使在流速很快的河水中，他也毫不畏惧，喜欢在激流中穿行。打鱼摸虾更是父亲的绝活。父亲最擅长的抓鱼方式是徒手抓鱼、用鱼叉捣鱼、用罩（用竹篾制作的上下开口的圆柱型捕鱼工具，主要是在平水滩面用这种工具限制鱼的活动范围，用手在罩里摸鱼）闶（kàng）鱼。只要背上一个鱼篓，或徒手、或使鱼叉、或扛上鱼罩，回家肯定是满篓子的河鲜。

湖区人除了以打鱼为生，贩鱼卖也是一种谋生计的办法。祖母经常驾着渔船，从洪湖的肖家湖、熊家湖、彻斗湖等地贩鱼到汉口去卖，当地人称为跑船。每当哪个湖将要起鱼时，父亲的主要任务就是站档，也就是排队。站档也是很辛苦的事，不分昼夜，不管天晴下雨，有时一站就是几天几夜，直到自己家的渔船开始装鱼时，站档才结束。

贩鱼的途中也是百般的艰辛，还有很多风险。小船在长江的大风大浪中前行，随时都有船翻人亡的可能。当时父亲和姑妈尚且年幼，每次跑船，祖母都会带上父亲和姑妈。因为祖父失去了劳动能力，不能为祖母分担跑船的辛劳。祖母双腿夹着船舵，双手荡起双桨，与河流、长江里的急流险滩搏击。在跑船的过程中，父亲学会了撑篙、荡桨。祖母还专门为父亲制作了一副小腰桨（船中间划船用的桨），跑船时父亲成为祖母的好帮手。

从洪湖往汉口贩鱼，是顺水行船，相对来说轻松一些。遇到河流浅水滩，父亲会用撑篙帮助祖母，在长江中行进时，父亲会荡起腰桨帮助祖母。但从汉口返回洪湖是逆水行舟，父亲撑篙的作用才真正显现出来。过激流险滩时，父亲用竹篙上的钩子钩住石壁上的铁环，使尽全身力气配合祖母驾船逆水行进，父亲紧握着竹篙从船头走到船尾，称为跑篙，父亲尤其擅长跑篙。正是因为有跑船的经历，父亲锻炼了体魄，磨砺了心智。这种跑船生涯一直伴随父亲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前夕，祖父、祖母驾船从洪湖装鱼到汉口贩卖，准备返回洪湖时，渔船被日本人强行征用，船上堆满盐包，两个日本兵荷枪实弹负责押送，从汉口运往洪湖。那时日本人已经处于全面失败的边缘，兵员严重不足，很多士兵也是被强行征兵才来到中国战场。负责押送的日本兵中就有一个是被日本军国主义强征的士兵，他看到祖母的船上两个小孩害怕地躲在船舱的一角，主动掏出口袋里的饼干给父亲和姑妈，并用不太流利的中国话对父亲和姑妈说“害怕的不要,好吃的饼干。”父亲和姑妈没有祖母的发话，只能害怕地瞪大眼睛看着日本兵摇头。日本兵又转头对祖母说，他家里也有两个孩子，他不愿来当兵，他思念他的孩子，所以见到小孩他特别喜欢。祖母见这个日本兵没有那么凶残，才同意父亲和姑妈接过日本兵递过来的饼干。

夜深人静时，父亲和姑妈借助黑夜的掩护，悄悄接近堆放在船舱的盐包。姑妈有点害怕，但非常警觉地为父亲放哨。父亲用竹筷在装满盐的麻袋上钻了一个窟窿，拿起瓦罐，让麻袋里的盐顺着窟窿流进瓦罐中，如此这般装了满满两瓦罐。为了不让日本兵察觉，父亲还把有窟窿的麻袋用手慢慢合拢，一切都做的天衣无缝。（这段经历姑妈至今记忆犹新，每当给我们讲故事时，总会津津乐道。）

父亲也间断地上过两年私塾。祖母看父亲聪敏机智，也很想让父亲学一点知识，可是苦于家中太贫穷。父亲的上学过程只能是间断的，但父亲还是很珍惜上学的时光。那时在私塾学的主要是《百家姓》和《三字经》等旧式课本，父亲很努力地背诵课文，《百家姓》《三字经》背得滚瓜烂熟。但父亲真正学习还是解放后上新学。在新学堂上，父亲学会了读书写字，而且父亲的字写得端正有力。

父亲读三年级时，因为上学晚，父亲在班级里是年龄较大的。当时的老师是刘众厚（读音，具体是哪几个字已经记不清楚）老先生。可能是解放不久，虽然是新学堂，但老师还是延续着过去教书的那些做法，体罚学生是经常的事。当父亲与其他学生发生争吵时，对方不管对错都会哭闹着向老师告状，这样父亲就会受到老师的处罚，或竹竿敲打手板，或顶着板凳站在墙角晒太阳。开始父亲还能忍受，可是当有一次一名学生再次哭诉说父亲欺负了他，刘老先生也不了解清楚情况，再次处罚父亲顶着板凳站在墙角边晒太阳。那时天气炎热，太阳照得人眼睛都睁不开，汗水顺着父亲的脸匣不停的流下，而父亲心中的委屈迅速转换成怒火，一把甩掉了顶在头上的板凳，骂骂咧咧地大声吼到“老子再也不上你这个学了！”从此，父亲中断了学业。

父亲自幼就由远房的姑婆为其订了娃娃亲，那便是我的母亲。当时母亲家里也算是大户，我的外祖父曾是民国时期的保长，母亲也算是大家闺秀。十一岁那年，父亲划着小船从铜盆垸到浮沟台行程十几里前去认亲，那是父亲、母亲的第一次见面，祖母还专门为父亲认亲准备了礼物。外祖母（那时外祖父已经离世）看到父亲一表人才，还很有礼数，心中喜欢。母亲躲在墙角边上悄悄打量着父亲，也很有眼缘，一切全凭长辈做主，也是暗自欢喜。父亲和母亲算是一见钟情，从此就定下了这门亲事。（待续）

2024年8月24日于恩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