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土豪多多，排名第一的应该是晋朝的石崇，他与国舅王恺斗富砸珊瑚的故事流传甚广。
不过，他们的斗富粗俗残暴，太low了，请听南京艺术学院博士后叶康宁给我们揭秘，明代的土豪们怎么把斗富斗得更风雅。
杜堇 《玩古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蓄古董书画以免俗
中国传统的四民排序是“士农工商”，商居于末。到晚明时期，虽然，那些家资巨万的商贾社会地位大大提高，但是，他们所受到的社会认同程度远远低于通过科举入仕的文化人。
在研究明代后期的商贾时，卜正民发现，他们“渴望得到士绅身份，乐此不疲地尝试各种方法以实现从商人阶层到士绅阶层的转变。其中方法之一就是模仿士绅的行为举止。”
但是，并非每一个商贾都具备“从游”的文化素质。寻找身份认同是否还有更为便捷的途径？
袁宏道在《新安江行记》中说：“徽商近益斌斌，算缗料筹者，竟习为诗歌，不能者亦喜蓄图书及诸玩好。画苑书家，多有可观。”
仇英（款）《清明上河图》中卖字画的店肆 辽宁博物馆藏
在当时的文人笔记中有不少这样的故事。
比如，当时京城人把蓄书画、玩器、盆景、花木之类称为“爱清”，为的是招致“朝绅之好事者往来，壮观门户”，或者作为礼品行贿。
比如锦衣卫冯珤，家聚大量此类玩器，其朋友称之为“冯清士”，但这个人其实是个“浊秽”之徒，这些玩器也多是通过抢掠夺来的。
郎瑛也在《七修类稿》中记下了一个纨绔子弟以书画标榜清高，以求取身份认同的故事。宜兴吴俨的儿子吴沧州酷爱书画，购藏了不少名迹，他有个朋友家藏有宋内府所藏唐人《十八学士》图轴，吴沧州屡次想买，可惜画主人要价太高。吴沧州的弟弟是个纨绔子弟，“惟粟帛是积，清士常鄙之”，但是当他将此画买下后，马上“可与素之鄙俗扯平”，获取了身份认同。
这个故事提示人们，庋藏书画是“免俗”的捷径。
仇英（款）《南都繁会景物图》中卖字帖的散摊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宋人《十八学士图》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无独有偶，《花村谈往》中也记下一个类似的故事。一位暴发户大肆购进“书画鼎彝”与“玩好之物”。有一次邀董其昌、陈继儒、张侗初等名流叙谈，在茶余饭后，他引入清谈，津津乐道的也是书画古玩。因为，相对于金银珠玉而言，书画古玩既可夸富，又能免俗。
为了追逐清雅，求取身份认同。贾而多赀的商人纷纷“以钓奇为名高，出累千金购求奇玩”，甚至倾囊购之，不遗余力。
尤其是徽商，对古玩书画的狂热，让骨董商吴其贞在数十年之后依然记忆犹新。他说：“忆昔我徽之盛，莫如休、歙二县，而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无，故不惜重值争而收入。时四方货玩者闻风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寻而归，因此所得甚多。”
▌以书画相夸示斗胜
晚明，以士商为主体的有闲阶层夸富斗侈成风。既能满足审美需求、又能彰显品位清雅的古玩书画是他们的理想选择。
店肆卖字画
散摊卖字画
集市卖字画
正如何良俊所言：“世人家多资力，加以好事，闻好古之家亦曾蓄画，遂买数十幅于家。客至，悬之中堂，夸以为观美。”
董其昌就爱与人斗侈。曾移书画船到虎丘与韩古洲相角，也曾与山阴朱敬循“互购相轧”，古董商趁机穿梭其间，使角胜与争购的状况更趋激烈，于是“东壁西园，遂成战垒”。
张岱的叔叔张联芳也喜欢与人“竞收藏”。万历癸卯年，他与淮抚李三才争购一件铁藜天然几，李出价百金，张以二百金买下 ，不能不说是斗侈的心理作祟。
冯承素摹王羲之《兰亭序》跋尾项元汴的标价 故宫博物院藏
据文彭（文徵明长子）所记，他与弟弟文嘉也常以书画相角胜。文彭偶得一套沈周的册页，喜不自胜，坐卧必观，废寝忘食。“昔嘉弟藏有石田画册，每以诧余，余将归而夸之，不能自秘。”
张丑买到沈周的精品画作《春山欲雨图》，首先想到的是这幅画能与王维的《江山雪霁》声价争先，就算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黄公望的《浮峦暖翠》真迹都要退避三舍。“胡能与之角胜负耶。”
祝允明送给顾璘一幅手书的《观云赋》，顾璘“每遇文士在座，即出而展玩，甚相夸诩。”
杨凝式《韭花帖》跋尾项元汴的标价 故宫博物院藏
以书画相夸示斗胜的例子还有很多，如：当时江南收藏法书名画最富的华夏，“真赝杂出，精驳间存，不过夸示文物，取悦俗目耳。”
后起的项元汴与之斗胜，元季四大家无所不有，只有倪瓒的画很少，他藏有倪瓒的《狮子林图》，华夏则藏有《鹤林图》。文徵明父子曾打算将两家合并为一，但“各不相下”。
丁丑年，藏家顾汝和在灯市买了两幅巨幅的刘松年，大喜，夸示友人，以为奇货。不过，詹景凤认为“赝而浊俗”。
韩存良从朱希孝家购得李公麟《九歌图》，“为著跋语甚祥，暇日夸示先府君（张应文），极为先府君所忻慕。”
▌斗侈的方式，通常是举办雅集或者宴会
明代仇英《竹林品古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沈德符说：“严氏（严世藩）既得此卷（《清明上河图》），珍为异宝，用以为诸画压卷，置酒会诸贵人赏玩之。”
从李日华的文字中，我们可以对这种炫富斗侈的宴会有更深入的了解：
忆余初第归里中，墨林长郎兰台君方豪侈结客。一日，集余辈数人，以碧绢障伎妾，今递奏新声。每一伎终，项君辄掀髯曰，此奉声，此赵，此楚，此凉州塞外。以大白浮客，甘令极醉。方樽罍未集，对设长案，出法书名画，恣客批阅。
董其昌在北京时，也经常参加此类聚会，看到了很多名作巨迹。这种宴会还为书画消费提供了便利 。
在研究有闲阶级时，凡勃伦提出了“夸示性消费”的概念，他说：“以夸耀的方式消费贵重物品，是有闲绅士博取名望的一种手段。不过，随着手头财富的积累，仅凭独自消费而没有外援，是不足以让天下人知道自己的财富的。于是，他就通过赠送贵重礼品、举办盛大的宴会及招待会，把朋友和对手的帮助引了进来。”
庋藏书画成为有闲阶层区别于其他阶层的标志，夸示书画藏品也成为展示成功与地位的手段。尽管并非所有庋藏书画者都是为了“免俗且斗侈”，但“夸示文物”、以书画“角胜负”无疑具有较大的普遍性。
▌风雅的竞争背后，是社会地位的角逐
佚名《群盲鉴古图》，暗含着对附庸风雅、道听途说者的讽刺
商贾阶层势力的崛起使原本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占据绝对优势的士阶层有了危机感。他们进行奢侈消费和文化消费，并在消费活动中强化品位，标榜自我，竭力去建立一道区分雅俗的界限。而有了经济地位的商人却极力地追逐清雅，他们模仿士阶层的举止行为，希望把经济地位转化为文化地位。
士人阶层标榜自我的重要途径，是编撰鉴赏书，而跻身有闲阶层的商贾则通过购买阅读鉴赏书来增强鉴赏力，进而提升品位。但是，鉴赏力却不能在短期内速成，这也是为什么那时候的巨富们的收藏真赝杂陈，为士人阶层所不齿。
正如沈德符所言：“比来则徽人为政，以临邛程卓之赀，高谈宣和博古，图书画谱，钟家兄弟之伪书、米海岳之假帖、渑水燕谈之唐琴，往往珍为异宝。”
对好事者的冷嘲热讽非常常见，比如，沈春泽为文震亨的《长物志》作序，先对附庸风雅的“富贵家儿与一二庸奴、钝汉”大肆笞伐，说他们“沾沾以好事自命，每经赏鉴，出口便俗，入手便粗，纵极其摩挲护持之情状，其污辱弥甚，遂使真韵、真才、真情之士，相戒不谈风雅。”然后高标“家声香远”的文震亨，认为他是有真韵致、真才情的雅士，将其奉为“金汤”。
文震亨也在著述中鄙薄“心无真赏，以耳为目”的好事者，说他们是“俗子”“贾胡”“伧父”。他们蓄聚虽多，但“妍媸混杂，甲乙次第毫不可讹”，“真赝并陈，新旧错出”。并痛心疾首地说“名人艺士”的墨迹，“一入俗子之手，动见劳辱，卷舒失所，操揉燥裂，真书画之厄也。”
关于鉴赏家与好事者的区别，宋代米芾的时候就已经有所区分，到明代，这种区分更加被强调，并被进一步细化，将鉴赏力分为三个层次：
有耳鉴，有目鉴，有心鉴。若遇卷初展，邪正得失，何手何代，明如亲睹，不俟终阅，此谓识书之神，心鉴也。若据若贤有若帖，真卷在某处，不恤货财而远购焉，此盈钱之徒以为夸耀，耳鉴也。若开卷未玩意法，先查跋语谁贤，纸墨不辨古今，只据印章孰赏，聊指几笔，虚口重赞，此目鉴也。耳鉴者，谓之莽儿审乐；目鉴者，谓之村妪玩花。
除了鉴赏力和血统之外，士人阶层用以标榜的还有生活方式，包括庋藏、摆放、欣赏古玩的方式。以书画悬挂为例就有不少讲究，如文震亨所言：“悬画宜高，斋中仅可置一轴于上，若悬两壁及左右对列，最俗。长画可挂高壁，不可用挨画竹曲挂，画桌可置奇石，或时花盆景之属，忌置朱红漆等架。堂中宜挂大幅横披，斋中宜小景花鸟。若单条扇面斗方挂屏之类，俱不雅观。”
石守谦的一段话对我们深入了解士阶层的自我标榜不无裨益。他说：“对于中国社会精英阶层的成员而言，大众文化虽然存在，却不值得认同；不仅不能认同，而且经常是抨击的对象。在那个抨击的过程中，精英分子一方面是在积极地创造他们的精英性，刻意拉大他们与大众间的距离；但是，另一方面则是在进行一种面对大众文化包围的被动防御，在他们激越的批评语言中，还透露著他们无法完全抗拒大众文化的焦虑，担心他们会耽溺于生活周遭的需求与诱惑中，与大众的区别，日益难以维持。”
❖本文编选自南京艺术学院博士后叶康宁的文章《风雅的竞争：晚明的士商关系和书画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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