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辛亥革命时，徐树铮就是北洋军中坚定的反帝主义者。为了逼迫宣统帝退位，他曾扬言“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
这里的“与王公剖陈利害”，是委婉说法。
说白了，就是你八旗子弟别给脸不要，如果再不退位，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了。
后来，袁世凯称帝，他也是坚决反对。尽管袁世凯是他的大哥大，但原则问题，他不妥协。为此，他还被袁世凯“逐出师门”。
可见，徐树铮的为人，起码要远胜康有为、张勋等人的。
民国元年，北洋政府成立。一直蠢蠢欲动的外蒙古王公拥戴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博克多汗，宣布独立，建立大蒙古国。
外蒙古就此脱离出了中国版图。
后来，由于北洋政府坚决反对。同时，沙俄因经得到了在外蒙的特权，对外蒙古独立一事，缺乏支持动力。
因而，外蒙伪政权在外部压力下，最终于1915年，与中俄签订了《中俄蒙协约》。
这个条约明确规定：外蒙古放弃独立，承认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承认中国对外蒙古拥有宗主权。外蒙古在中国版图内，以高度自治区的形式而存在。
也就是说，外蒙主权早在1915年，北洋政府通过谈判，就收回来了。
当时，在谈判桌上，收回外蒙古主权的人叫陈箓，他凭一己之力，解决了法统问题，为后来徐树铮出兵外蒙，创造了先决条件。
毕竟，没有宗主权，北洋政府就没有干涉外蒙古内政，出兵外蒙古的法理。只是，陈箓后来当了汉奸，遭军统暗杀，受时人所唾弃。
可以说，徐树铮出兵外蒙，并不存在收复主权的问题。他做的，是收复外蒙的实际统治权。
收复外蒙主权后，没两年，俄国内战。沙俄政府垮台，新的苏俄政府宣布，废除一切对外不平等条约，并断绝对外蒙的一切外援。
苏俄能有如此高风亮节，是因当时的外蒙古由效忠于白俄的官员控制。
苏俄对它并没有实控权。此举，显然是一招以退为进，苏俄并不吃亏。反正出卖的，都是白俄军的利益。
断了奶后，外蒙很快就陷入了财政困难，社会混乱，内忧外患的境地。
外蒙高层为了维持统治，白俄官员为了保命。于是，他们便放弃了协约中，关于中国不能在外蒙古驻军的条款，分别向北洋政府发求援电，请求其迅派重兵保护外蒙古。
对于这种事，北洋政府当然是不会拒绝了。1918年9月，绥远骑兵第四团高在田部抵达外蒙库伦。
这次出兵与徐树铮无关。
绥远驻军亲直系，徐树铮当时正在与直系搞内斗。在内斗期间，他还杀了北洋元老陆建章。对此，很多直系将领纷纷通电骂他。
吴佩孚就曾骂道：徐树铮以借款杀同胞，何异饮鸩止渴。
搞完内斗，皖系段祺瑞执掌北洋大权后，日本人扶持的谢苗诺夫集团在外蒙古搞独立，外蒙古王公不想被谢苗诺夫拉下水，主张与中央合力抵御白俄军的军事威胁。
于是，徐树铮这才跟收复外蒙统治权，扯上了关系。
1919年7月，中国军队收复了被白俄军占据的唐努乌梁海。
同年9月，隶属于北洋皖系的西北边防军第三旅的一个团抵达库伦。10月，剩余部队也纷纷抵达外蒙，总计约3000余人。
当时，筹办这些事的人，都是徐树铮。
袁世凯曾评价徐树铮，说“又铮其人，亦有小才，如循正轨，可期远到。但傲岸自是，开罪于人特多”。
直白点说，就是徐树铮要是不受约束，他能“上天”。段祺瑞对此，也是深有体会。
所以，徐树铮带兵到外蒙前，段祺瑞就特意交代“筹边使所部军队对蒙方并无直接责任，蒙事仍由都护使完全负责”。
也就是说，段祺瑞给徐树铮的授意，是带兵去镇场子。外蒙古那摊子事，交由都护使全权负责，禁止他掺和其中。
去之前，徐树铮答应得好好的。
但到了外蒙之后，天高皇帝远，他又有兵权。所以很自然，他就忘了嘱咐，开始插手外蒙事宜。
他先是将外蒙古的统治者博克多汗软禁了起来。
后来，他又不顾外蒙议会的反对，直接以武力胁迫外蒙“内阁大臣”贡齐格扎尔赞吉巴德玛多尔济、巴林车林多尔济，以及博克多汗放弃自治权，将一切权力上交到中华民国。
关于徐树铮在外蒙的所作所为，后来人的评价呈两极分化。
批评他的人，说他操之过急，操作手法不够圆融，过分侵辱外蒙人自尊，使得中国在外蒙僧俗高层心里留下不良记忆，不仅未能根本解决问题，反而适得其反。
支持他的人则说，当时那个情况，外蒙高层首鼠两端，武力解决是最有效的手段。徐树铮抓住有利契机，迅速地完成撤治使命，原则上并没有过错，值得表扬。
另外还有人说，北洋政府恢复在外蒙古的驻军权和实际统治权，当时担任外蒙古都护使的陈毅，功劳占了一半。没有他的努力，徐树铮连出兵的机会都没有。可现在的世人却把功劳都算在徐树铮头上，这毫无道理。
总之，这个事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不过，虽然收复外蒙实际统治权这个事，很难对徐树铮给出合理评价。但丢掉外蒙，大家对徐的评价却是一致的。即，认为徐树铮应该要负间接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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