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富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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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君按：从出版社离职，与合伙人成立出版品牌，那年任绪军24岁；9年后，他独自离开，用5万块启动资金重新创业，于是有了现在一个人的新品牌“重光”，并陆续推出《光从哪里来》和《亲密关系的核心是友谊》两个品种，新书也正在有序筹备中。当下的出版市场，做独立出版品牌并非易事，任绪军为何要选择“单打独斗”？他和重光的日子过得如何？

“你知道我现在是在哪里接受你的采访吗？是在一家书店里，我在这里当轮值店长，这对以前的我来说简直难以想象。”电话那头的任绪军语气中流露出难掩的兴奋。他6~7月在长沙的镜中书店当夏季轮值店长。

在长沙·镜中书店结束轮值，与（部分）同事们合影

距离他年初从拜德雅Paideia（简称“拜德雅”）离职已经过去半年多，他的新品牌重光relire（简称“重光”）也已经陆续推出了两种新书：《光从哪里来》和《亲密关系的核心是友谊》。现在的任绪军和他的重光究竟过得怎么样？也是很多关注他的人所关心的。

如果一定要概括他的状态，“松弛”二字再合适不过。采访从开始到结束，任绪军都表现出了一种对目前状态的满足感，他说自己终于过上了想要的“慢下来的生活”。

现在任绪军的工作室还是只有他一个人。在当下的出版市场，做独立出版品牌并非一个能让人尽情实现自我“乌托邦”，这一点任绪军很清楚，“在我做这件事之前，我一定要想清楚的是，怎么让我的合作伙伴、作者、译者还有我自己，都过上一种有尊严的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事”。

换一种活法

在很多年里，我们熟知的任绪军这个名字是和拜德雅联系在一起的。2015年，只有24岁的任绪军和27岁的邹荣在前往北京的一辆火车上敲定了要创立一个新品牌的想法。后来他们从重庆大学出版社离职，一步步把拜德雅这个品牌建立起来。很长时间里，这个品牌只有他们两个人。2023年，在单向街书店文学奖颁奖典礼上，邹荣和任绪军获得了年度编辑这一荣誉。

不过，对任绪军来说，这些回忆固然珍贵，却无法绊住他前行的脚步。在2023年国庆节期间，他下定决心，要为自己换一种活法——去寻找一种更加自如、缓慢的生活方式。

任绪军说，在拜德雅工作到后期，他开始感到“过于紧绷”，“大家都觉得好像在小工作室上班会很自由，但其实为了把种类做起来，一个人同时要做好多个品。”另一重困境是学术内容本身带来的，“我做了快8年学术书编辑，学术书好像已经做到了天花板，尤其当遇到一些我自己无法理解的内容时，我会非常焦虑。”

一边是在学术出版领域不断积累的“困惑”，另一边是疫情带来的现实冲击。从年少时起，任绪军就习惯从书本中获取对外界的认知，“这是一种获取‘间接经验’的路径”。做学术书籍更强化了他这种获取“间接经验”的习惯。但疫情三年给他带来的现实冲击太大了。他开始思考，能不能跳出学术生产体系，做一些更观照现实的内容。

他没有透露中间离职的过程，就像所有人都知道的那样，2024年1月1日，任绪军写下了那篇《下沉年代，我依然选择做书》，正式向外界宣告了自己创立的新品牌“重光relire”的诞生。“重光”是他重庆的家楼下地铁站的名字，“relire”则来自法语，意思是反复阅读。总之，两个词都有一种重新开始、从头再来的意味。

回归做书的原点——热情

今年上半年，重光一共出了两本书，分别是远子的《光从哪里来》和汪民安的《亲密关系的核心是友谊》。两本书前者是青年文学，后者是社科书，都是市场上公认的小众品类，“不好做”。但是任绪军把它们“做出来了”——取得了不错的市场效果和口碑，“《光从哪里来》的销量远超我的预期，《亲密关系的核心是友谊》5月上市，现在印量已经接近2万册。”

为什么一个新品牌能马上取得不错的成绩，作为编辑，任绪军有什么独到的挑选题法门么？

对于任绪军来说，做书的法则很纯粹，一切可能都要回归原点——要有热情。

青年作家远子的小说《光从哪里来》是重光出版的第一本书，任绪军形容自己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好像就扣动了我做书的扳机。”他一直想做的就是偏向现实的书籍，“这本书的母题是‘县乡中国’，人们惯性认知中的县乡中国，更偏向于基层政治，但这本书讲述的是县乡中具体的人，聚焦一些从小地方苦学走向大城市的年轻人，我觉得这会引起当下很多读者的共鸣。”在强大的热情驱使下，即便在作家远子本人都劝说他要谨慎——因为青年作家的小说很难做，他依然坚持要出版这本书，“这本书到我手里时，我已经是它的第三任编辑了。”

《亲密关系的核心是友谊》的作者汪民安是有一定名气的作家，似乎为出版提供了先天的优势。但是真正让任绪军“激动”的还是文本本身的质量。“一开始汪老师提出自己有访谈录可以给我出版的时候，我虽然很兴奋，但其实也有些犹豫。”而在接到书稿之后，任绪军才真正找到了热情的锚点，“接到书稿的那天我非常震惊，因为汪老师本人在出版社工作过多年，他的编辑经验让他的书稿有着非常清晰的结构，另外他的思考非常生活化，这种访谈的内容我觉得可以成为普通读者了解理论的窗口。”

任绪军透露，接下来，重光即将要出版的书目里还有作家何大草的历史小说集《夜行者：藏荆轲到铸剑》，以及青年作家田嘉伟的第一本书，介于虚构和非虚构的散文集——《今晚出门散心去》；另外还准备再版德国知名艺术理论家格罗伊斯的两部经典作品《走向公众》和《艺术力》。

同样的，做这些书，能不能让他兴奋也是第一要点。之所以要做何大草的历史小说集，是因为他在无意间看到了他的作品，喜欢到“废寝忘食”、即便发着高烧也要读完，而青年作家田嘉伟的作品则让任绪军觉得“他写出了我们自身多重的‘我’”。

比起已出版的两本书，这些选题看起来都更加“任性”。对于一个新生的出版品牌来说会是好的选择吗？任绪军说，表面上看这些选题都非常“任性”，但实际上每个选择的底色都是非常“深思熟虑”的。每做一个选题，任绪军都会在内心反复问自己：“这本书我是不是足够喜欢？我其他的资源够不够支撑自己做这样一个选择？”

不难看出，除了热情，驱动决策的另一面，是综合考量的理性。任绪军说，现在重光做的书有一个重要原则是“力所能及”，“在自己的能力范围理解和做书”，除了自己要理解和看懂，也会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做他们也能看懂的书。

“一定要做好让这件事可持续的准备”

或许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重光的启动资金只有5万元。“做一个独立品牌并不需要太多钱”，这件事或许有些突破认知。但在任绪军看来，只要每一步都走得稳扎稳打，“一个人做书真的不用太多钱”。

重光成立后，在尽可能的范围内，任绪军严格控制成本，包括快递之类的细节成本，他没有办公室，也没有耗费资金为自己添加太多设备，而更多的钱被他花在了购买版权和谈合作上，“尽力为自己争取一个合理的价格”。

任绪军看得很清楚，自己独立出来做品牌，虽然一定程度上在追求精神上的意义，但如果要让这件事情变得可持续，一定要在经济上做好考量，“我肯定要考虑到怎么让自己的合作伙伴都能够赚到更多钱。”除了客观条件上尽量“节约”、找到优质内容之外，他还在努力找合适的方式把内容“推出去”。

在传统的小红书和微信公众号运营之外，任绪军看到了时下流行的短视频推广的力量，由于自己并不擅长运营短视频，他把这些工作分包给了自己熟识的一些朋友，“让专业人士做专业的事”。在不断摸索的过程中，他还发现对于重光这样的独立出版品牌来说，独立书店或许是一个合适的出口。重光有很多作者签名本受到了独立书店的欢迎，在打开销路的同时也为书籍的宣传提供了便利。

在今年的独立书店阅读节上，有很多读者还拿着汪民安的《亲密关系的核心是友谊》拍照打卡，这些都让他感受到了线下空间和活动对独立出版品牌推广的助力。

接下来，任绪军打算把更多精力放到线下营销推广活动上。借由线下活动，他觉得可以与更多读者交流，得到他们的反馈，以及看到为书籍宣传的可能性。

“希望自己每天都能从容地醒来”

创业半年来，重光的路走得很稳，步子迈得相对较慢。任绪军不想给自己太大负担，而是希望在自给自足的范围内让品牌实现良性发展。

现在重光还是一人品牌。这段时间里，也有人找过任绪军谈投资，可他总觉得心里没底，“在我宣布成立品牌当天晚上就有朋友联系我，后来也有人陆续找过来，但我觉得现阶段最好还是不要。”对于投资，他心里有杆秤，一则他觉得现阶段做书用不到太多的钱，他并没有想着去招兵买马做大规模；二则世上毕竟没有免费的蛋糕，“投资肯定不会是不求回报的，如果接受了的话，你肯定会想我能回报你什么，那会让我背上很大的负担。”

目前出版的市场环境算不上乐观，做书又是一件效率比较低的事，“如果一下子给我很多钱，我反而会很不知所措。”他最近常想起一件事，那是他在长沙认识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有一段时间因为一些事情经常陷入焦虑的状态，于是朋友的母亲劝他：“有什么好焦虑的，难道明天天就不会亮了吗？”这句话给了任绪军很大的启发，“如果现在一个朋友突然给我100万，我反而会开始担心明天天不会亮了，你明白吗？”

“我希望自己每天都能够在一种相对从容的状态中醒来。”采访最后，任绪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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