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4月，为恢复国民经济，中央决定复员150万人，将军队规模压缩到400万人。然而，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军队人员到1952年1月扩展到了627万人。朝鲜战争结束后，共裁减了19个军、73个师近200万人。经过1954至1955年，1956至1958年两次大的精简，到1958年底军队规模为240万人左右，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军人数最少的时期。 20世纪50年代末期之后，由于中印边境作战、中苏关系恶化等原因，特别是面临苏联强大军事压力，以及国防工程建设等原因，军队员额大幅度上升，到70年代又达到了600多万人。
1975年元旦刚过，全国准备喜迎新年的时候，中共中央的一份红头文件，带来令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振奋的好消息。 1月3日，经过毛主席批阅，中共中央发出当年第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在毛主席的眼中，邓小平是个“办事比较果断”、“柔中有刚，绵里藏针”的难得人才。邓小平1973年2月被解除了职务，到江西去参加“工作”刚好2年，如今再次回到北京。
1975年1月25日，邓小平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上，他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说到：“军队膨胀起来，不精干打起仗来就不行，几年以来，军队不断地增加人员，层级也是越来越多。买个灯泡也要写个文件，各级领导层层审批，这样的体制怎么能适应战争的需要呢？所以，毛主席提出军队要整顿。军队的总人数要减少，编外干部太多要处理，优良传统要恢复。”
1975年6月24日至7月14日， 这是邓小平复出后，筹备召开的一次军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目的就是解决军队建设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邓小平把军队的问题概括为“肿、散、骄、奢、惰”5个字。
超编干部是部队班子“肿”的表现之一。 由于此前曾有大批干部执行“三支两军”任务，（1967年3月19日 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各军兵种机关要视情况抽调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人员，立即投入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工作，即“三支两军”。人民解放军先后奉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有280多万人。）部队形成了两套班子，一套在地方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一套在部队主持工作，有的部队一个职位上副职干部达到四五名人。按照《关于安排超编干部的方案》，这次决定，将几十万超编干部转业到地方工作。
然而，1975年和1977年的军队精简并没有从根本上改革体制编制，军队的“消肿”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兵员刚刚减下去，很快就又长了上来。甚至有些部队上报的减员数还没有增加的人数多。
1979年10月，总后勤部部长张震到邓小平家里开会，研究1980年的军费预算问题，提出的初步方案为204亿元，参会的军队干部对这个数额都没有意见。但是，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却表示，恐怕太多了，国家财政难以负担，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刚刚起步，各项基础设施正在规划和建设中，到处都需要钱。
其实，中央领导心里都很清楚，像中国当时那样规模的军队，只有美国和苏联2个超级大国才养得起，而我国的军费还不到苏联军费的一个零头。 在军费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被众多兵员的“人头费”占去了。这不但是国家和人民的沉重负担，也直接限制了部队武器装备的发展和战斗力的提高。
于是，军委又开会研究，认为军队要顾全大局，压缩军费预算，不能养这么多人。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 我们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军队很臃肿。真正打起仗来，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 必须减少军队人员，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更新装备，这是我们的方针。 谁不执行，就把头头调开。
过去打仗的时候，一个野战军、一个兵团、一个军、一个师负领导责任的只有那么几个人，有的师还是师长兼政委，顶多配个副政委，工作的搞得蛮好，照样打胜仗。 第一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和政委都是一个人，彭德怀、陈毅，其他野战军也就只有司令和政委，方便得很， 现在倒是一大堆人，体制搞好了，更容易解决问题，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急需解决。
1980年1月4日下午，刘建章、吕正操、刘居英、尚志功和陈再道等人，来到了北京火车站的贵宾厅，他们都是是铁道部和铁道兵的主要领导，聚在一起讨论铁道兵和铁道部基建队伍合并的问题。
1979年，铁道兵开始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经费自给。 这一年，铁道兵进行了充实性整编，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4万人定额，增编了一个军级指挥部和一些直属专业部队。如今，全军裁减已经势不可挡，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直处于双重领导下的铁道兵就显得岌岌可危。如果裁减，是压缩兵员还是与铁道部合并？ 为此，铁道部和铁道兵的主要领导来到北京火车站专门商讨这个问题。人们一致认为，铁道兵和铁道部工程局合并，从业务、技术、经费上统归铁道部领导，铁道兵仍保持军队序列，属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兵种。这个计划最终得到了邓小平的批准。
1980年下半年，继1977年裁军之后，人民解放军再次裁军。 中央军委决定，铁道兵裁减兵员17万，撤销3个军级指挥部，减少3个师的建制，保留的师也由五团制改为四团制，各级机关也相应进行了压缩。属军队序列，但不占定额，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不吃军费。
1982年1月30日，正月初六，有的听地方来拜年的同志说，铁道兵要与军委脱钩，要脱军装；有的听下面部队反映，说要与基建工程兵合并；有的听总部机关和兄弟军兵种的同志说，铁道兵这次恐怕保不住…… 众说纷纭。陈再道感到有些担心，他用一种不相信的口吻对大家说：“不要瞎传，要安心工作，稳定部队，不要轻信小道消息。”但是听到大家说的有鼻子有眼，他心里也在犯嘀咕，毕竟，自己是这支部队的主官。
第二天，陈再道前往总参谋长杨得志的住地，走进办公室后，陈再道直截了当地问：“大家都传铁道兵这回要脱军装，和军队脱钩，有没有这回事？” 杨得志若有所思，略顿片刻，点了点头说：“是的。”
当陈再道等人再次向邓小平作汇报，要求保留铁道兵时，邓小平说：“撤销铁道兵已经定了，这没有二话可讲。打起仗来还需要铁道兵时，铁道部就是铁道兵。铁道兵、基建工程兵都是自负盈亏，不增加国家负担，但是，他们实行的是征兵制，会增加农民负担。”1982年12月6日，中央军委正式下达了关于铁道兵并入铁道部的决定。
1984年11月1日，军委召开座谈会时， 邓小平在会议上发表了将近90分钟的讲话，他说到： 这次国庆阅兵，国际国内反应都很好。1984年国庆阅兵，是中国人民自1959年国庆节以来25年间，第一次公开展示自己的武装力量。突然，邓小平话锋一转：80来岁的人来检阅部队，本身就是个缺陷…… 话语一针见血，直指军队高层领导老化这个极其重要而又十分敏感的问题。像我们这样庞大的一支军队，除了苏联和美国以外，其他国家都养不起，西德面对苏联导弹威胁，而且就和它面对面，也只有四五十万军队。法国的导弹、原子弹比我们还要多，也只有50多万军队。
消“肿”，势在必行， “肿”主要不是“肿”在作战部队，而是“肿”在总部、军、兵种和大军区等各级领导机构。 如果真正打起仗来，像这种臃肿状态的高层领导机构，根本不可能搞好指挥。在进行全面分析之后，邓小平严肃地提出：再裁减军队员额100万，把军队总定额减到300万。这个得罪人的事情！我来得罪吧，不把这个矛盾交给新的军委主席。
经过反复论证，多方协商，屡经修改，1985年下半年，完成了《军队改革体制精简整编方案》。“撤”，就是成建制地撤部队，包括撤军、撤师等。将独立的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等兵种总部撤销。其领导职责改由总参谋部炮兵部、装甲兵部和工程兵部行使……
“并”，就是合并机构，如大军区合并、院校合并。将原来的11个大军区合并为7个大军区。保留北京、沈阳、济南、兰州、成都、广州、南京军区。撤并武汉、昆明、福州、新疆4个军区……
“降”，就是降低有些单位的机构等级和压缩其规模，如兵团级、军级机构压为军级、师级；减少军级单位31个，师团级单位4054个……
“交”，就是将部分属于政府职能的机关部队，如县、市人民武装部和内卫部队等交给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一些担任内卫、执勤任务的部队移交公安部门，改为人民武装警察部队，2592个县人民武装部划归地方建制……
“改”，就是对有些保障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部分干部职务改用士官和士兵等；原先由军官担任的行政管理、技术领导等76种职务，改由军士长担任。其中包括连队的司务长、电影队长及电台台长、各类修理技师等。为减少军官数量，还减少了各级副职，使指挥系统更加精干……
1985年5月20日，全军各兵种和大军区的司令员、政委和军以上单位的主官，被分成两批召集到首都京西宾馆，参加军委扩大会议。按照中央军委的部署，原来的11个军区将撤销4个。究竟裁撤哪个军区，即将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揭晓。 其中成都军区和昆明军区合并，新军区的领导机关定点昆明，称昆明军区。昆明军区司令员张铚绣听到这个消息，并不意外。昆明军区地处边境前线，到会议召开时仍然战火不断，是当时唯一还有作战任务的大军区。
就在开会期间，敌军在老山方向上不断实施偷袭，而“山口”一带却很平静。正是这个反常举动，引起了我军指挥员的警觉。 值班首长接到紧急通知，要他立即返回指挥所。指挥员们用6个小时分析敌情。 就在召开作战会议的当天中午，天气晴好，敌人在“山口”地区的几个点上各打了二三十发炮弹，这是敌军炮兵在试射。 从种种迹象分析：敌军将实施一次进犯，估计进犯规模在团以上，进犯时间在5月底到6月初。
当天晚上20时，侦察兵报告：敌军一线部队第二天4时起床，5时开饭…… 部队政委和副部队长们连夜赶往各师指挥所，紧急进行战斗准备。 拂晓4时，敌军果然发起了全线进犯，在其主攻方向“山口”投入了一个团的兵力，前沿各阵地一片火海。 尽管我军部队刚刚换防，立足未稳，但还是顶住了敌军的攻击。战斗整整打了一天。我军在立足未稳、仓促应战的不利条件下，粉碎了敌军团级规模的攻击。根据敌军自己上报的数字，损失700人。
与昆明军区相比，成都军区机关和部队中出现了一些思想波动，而在他们来北京时携带的公文包里，装的是军区合并后待解决问题的文件和公函，然而，做好各项合并工作的同时，成都军区司令员王诚汉一直在思考，军区机关定在哪里更有利于整个西南战区的作战指挥、后勤保障和战区的长远建设问题。在他脑子里，总感到新的军区定点昆明有些不妥。
此时，王诚汉想到的不是成都军区是否裁撤的问题，而是国防部署的大局。思来想去，他还是决定向军委领导反映，军委扩大会议召开前夕，王诚汉找到了军委副秘书长、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洪学智很开明，当即痛快地说：“有什么想法和建议，可以大胆地提出来供军委参考，不对还可以再改嘛！” 洪学智的答复坚定了王诚汉提出建议的信心。接着，王诚汉找到副总参谋长何正文、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和广州军区司令员尤太忠，就这个问题听取了他们的意见。他们也都认为军区机关放在昆明不太合适。
这样，王诚汉就下定决心向军委提出意见，从怎样更有利于西南战区的作战指挥，怎样更有利于战区后勤保障和战区的长远建设等几个方面，王诚汉把成都军区参加会议军务部部长刘国斌、干部部长程功明、干部部处长李德义等人召集到一起，要他们抓紧起草建议上报军委，并联合万海峰政委一道向军委反映。分别把意见信送军委杨尚昆和杨得志、余秋里、张爱萍、洪学智等人。 信中提出：从成都在西南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位置看，成都比较合适； 从作战指挥看，成都可以更好地兼顾西藏、云南两个作战方向； 从后勤物资保障看，成都有利于整个西南战区的物资筹措、调运和供应； 从现有军事设施看，成都到昆明、西藏的交通、通信设施比较完善，特别是成都到拉萨一线经过30多年的建设，公路、通讯、仓库、兵站等，都比较完善，有利于减少新的投资……
他们的意见引起了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邓小平等人在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采纳了这个意见。 后来，军委扩大会议作出了改原定点昆明为定点成都的决定。这一改变，仅取消重新开通昆明到西藏的通讯线路一项，就减少国家重复投资一亿多元。
1985年6月3日，昆明军区司令员张铚绣见到了最后的整编方案：昆明军区被撤销。当昆明军区领导打电话询问情况时，在北京开会的干部不得不守口如瓶。半年来，昆明军区一直在为接收成都军区做准备。为了给成都的同志留出位置，他们严格控制干部提升，1985年6月1日以前，军区司、政、后机关有26个二级部正副部长缺编，报上来的递补方案一律不批。与此同时，动员临近退休年龄的抓紧离职，以便空出位置，提前搬进干休所，空出宿舍。 这样，一批本来可以提拔使用的干部失去了机会，一些本来应该解决的生活福利没有解决。为了大裁军，昆明军区许多干部作出了巨大牺牲。
198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顺利完成了百万大裁军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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