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文
日本与德国同为二战的策源地和战败国，但是两国战后反思的进程和程度非常不同。德国基本上彻底清算了纳粹遗毒，实现了国际和解，开创了社会民主主义与和平主义的“新德国”。但是日本政府的战后反思，由于国际地缘政治和国内右翼势力等因素的制约，一直处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暧昧状态，不时在东亚引起波澜。
我们结合国际研究的相关成果，对德日二战战争罪责反思的差异，进行一下探讨。
一
1946年，德国心理学家、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在《罪责问题》一著中，对于德国人战争责任所做的四个层面——法律（刑事）罪责、政治罪责、道德罪责和形而上（灵魂）罪责——的区分，为我们理解和评估战后德国与日本对二战罪责的反思，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伦理分析框架。
刘军/文
德国在二战后的战争罪责反思，基本体现了对“四重罪责”的深度反思和接受。在法律（刑事）罪责方面，德国通过纽伦堡审判、法兰克福审判等方式，追究了纳粹战犯的法律责任。在政治责任上，德国政府接受了对纳粹暴行的责任，对国际社会进行了公开道歉，还通过赔偿大屠杀受害者家属等行动承担后果。在道德责任方面，德国社会广泛开展了对纳粹历史的教育和反省，强调每个公民对历史的认知和道德判断的重要性。在形而上学（灵魂）责任，德国通过建立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大屠杀纪念馆和系统的中小学教育项目，促进了国民对于人类共同命运的反思，强化了抵抗不正义的全球责任感。
相比之下，日本对于二战罪责的反思，在四个层面上都显得不足。在刑事责任方面，虽然东京审判追究了部分战犯的责任，但日本国内对东京审判的接受程度，始终存在争议。在政治责任层面，日本政府虽然发表了多次道歉声明，但一直饱受邻国的质疑，这些被侵害的邻国认为日本没有充分承认其侵略行为和暴行。道德责任方面，虽然日本中小学教科书中有对侵略战争的叙述，但对于战争责任和暴行的反省并不深入，且一直存在教科书审定和历史教育上的争议。在形而上学责任方面，日本社会对于战争受害者的纪念和对全人类不正义行为的反省，相比德国显得较为有限，对国际社会的批评和质疑，反应也更加保守。
可以说，从雅斯贝斯的“责任概念”来看，德国和日本在战后处理二战罪责上存在着根本差异：德国通过全面接受和反思四种责任，实现了国家和社会层面的深刻自我批评和道德重建；日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这些责任，但在深度和广度上显著不足，尤其在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的公开和深入讨论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局限。
二
德国、日本的战争罪责反思，为什么会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国际研究者对此提出了各种看法和意见，认为这种差异反映了两国在历史认知、社会教育和国际责任感等方面的不同取向。
荷兰记者伊恩·布鲁玛在其1994年出版的《罪孽的代价》一书中，较早关注这一问题。布鲁玛将德日战争罪责反思的差异，归因于两国战后民主政治制度的差异——不是文化因素，而是政治因素，决定了德日战后战争责任反思的差异。
《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
[荷] 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 著
倪韬 | 译
理想国|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9月
刘军/文
战后，西德在经历了盟军的去纳粹化、冷战的保守派回潮、中左翼自由民主社会力量的反拨和矫正，以及学生运动抗争和公共领域的理性探讨之后，最终走上了“宪法爱国主义”的政治道路。相形之下，日本因为日美同盟政治体制对于战争追责不彻底（麦克阿瑟庇护裕仁天皇，将其排除出东京审判；冷战导致日本前军国主义者全面回归政治体制），使得日本右翼势力未能彻底清除和转变，不时沉渣泛起，制造波澜。
布鲁玛同样引用了雅斯贝斯“四种罪责”的划分框架，他强调指出，对于纳粹政权或天皇政权这些已经被废除的政权来说，“政治责任”是棘手的问题。日本政治、军事领导人的责任，因为天皇的模糊角色而变得复杂。
二战结束时，希特勒自杀身亡，为德国的罪行背了黑锅。希特勒受到的指责越多，德国人就越觉得自己得到了宽恕。但在日本，人民没有权利对国家政策投票，天皇也从来没有参加过选举。1945年战败后，天皇在东京审判中逃脱了罪责，成为日本清白的象征：他的清白就是日本人民的清白；和天皇一样，人民也被军事领导人“欺骗”了。
但是，天皇实际上涉及日本帝国很多政治军事决策，尽管他的政治影响力有限；当时的日本民众也并非全被好战的宣传所欺骗，而是积极投入、支持侵略战争。战后，一个被欺骗的、无辜的、爱好和平的天皇的形象得以维持下来，因为这是战后日本的统一因素之一——和平主义的象征。日本民众及政府得以回避反思天皇政权、军国主义国家乃至庶民百姓的“战争罪责”，在迷梦中“幼稚地”自我麻醉，“天真地繁荣昌盛”。
三
2004年，德国历史学者曼弗雷德·基特尔在《纽伦堡和东京审判之后》一书中，比较深入地分析了德国、日本两国反思战争罪责差异的原因。
《纽伦堡和东京审判之后：1945年-1968年日本与西德的历史清算》
[德] 曼弗雷德·基特尔（Manfred Kittel） |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吕澍 王维江 | 译
2014年9月
基特尔开篇即指出这个巨大差异：在一个幸存的美国战俘看来，日本东京靖国神社纪念战犯的方式，就像德国人计划“在柏林市中心为希特勒建造了一座大教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经总结说，日本人不像德国人，“在处理二战期间制造的暴行和可怕灾难时，既不公开，也不诚实”。
基特尔尖锐地指出，二战后，日本对待其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历史遗产，一直维持着“没有多少正义性”的认识，耿耿于怀的则是基于广岛、长崎核爆经验的“受害者意识”；有关历史罪责的讨论，只是强调政治军事主政者要承担军事失败的责任，而不是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而西德则坚决与纳粹政权保持距离，公开承认纳粹主义是“民族的集体耻辱”，彻底清算了纳粹主义，左中右各翼政治派别一致达成了反纳粹主义、反极权主义的社会共识。
基特尔认为，德、日“历史清算”的巨大差异，是由一系列国际、国内政治、社会乃至历史文化因素的差异决定的。
第一，是纳粹种族屠杀犯罪行为的极端特殊性。纳粹实施的犹太人“种族大屠杀”，因为带有工业化、现代性的恐怖维度，初看起来比日本的“战争罪行”强烈得多。虽然日本的战争罪行事实上也无比残暴，也带有种族灭绝的特性，但在“德国罪行”的陪衬下，看起来没有特殊性。
相反，在广岛和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之后，日本人声称自己是受害者，掩盖了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德国人尽管在二战后期遭受了盟军的战略轰炸和“东部驱逐”，遭受了苏军的“内姆斯道夫屠杀”，但是却难以逃脱罪责——即所谓“德累斯顿和内姆斯道夫不是广岛；南京不是奥斯威辛”。
第二，盟国占领军在德国进行的“去纳粹化”措施比在日本实施的“去军国主义化”更为有力。同时，冷战局势对欧洲和日本的记忆文化造成了截然不同的结果。冷战开始后，日本作为美国单独占领的抵御东亚共产主义的堡垒，在历史记忆文化方面受到的国际压力，远远小于亟需融入欧美国际经济和欧洲国防安全共同体的西德。
第三，由于内战阻碍、民族分裂的原因，在日本侵略战争中遭受损害最大的中国、韩国人民，未能对日本提出强烈的赔偿要求,其中的核心是要求日本对“反人类罪行的受害者”进行赔偿。日本国内也没有出现有影响力的政治活动家，能从内部呼应中国、韩国施加的外部压力。
第四，日本、德国虽然经历了类似的民主化改造，拥有相似的民主制度基础，但政党政治差异明显。
对于1949年—1969年执政的德国联盟党（基民盟、基社盟联合政权）来说，基督教—社会主义因素和自由民主主义因素的融合，使联盟党经历了对于纳粹主义的深入反思和内部转变，转化为西德全民性的中间阶级代表党，积极融入欧洲和西方来寻求国家的未来。而在日本长期执政的自由民主党，在从未发生过反军国主义抵抗运动的极端民族主义国家执政,没有经历过类似的内部反思和思想转变，在精神上仍然是极端民族主义国家的延续。
德、日政党政治的差距，从德、日(左派)反对党的比较中也可见端倪。西德社会民主党的基本态度，是与前纳粹政治保持距离，尤其是之前被纳粹迫害者，力主彻底进行“历史清算”。而日本的左派政党（日共、社民党）不仅政治上羸弱，在民族历史记忆的议题设置上也很被动，因为它们担心此类竞选主题不会引起选民的兴趣，或者偏向于“反美的民族和平主义”，把“核爆受害者”设置为中心议题，却未涉及日本军队的侵略罪行。
第五，马克思主义者主宰的日本历史学界，在记忆文化上鲜有成果，对社会的影响力有限。而西德占主导地位的保守主义历史学家，处于社会的“主流”，拥有更大的影响力。他们虽然强调切割俾斯麦/威廉“第二帝国”与希特勒纳粹政权“第三帝国”，辩称威廉德国扩张主义的“世界政策”与希特勒政权“生存空间”的狂想之间具有非延续性，但也坚决地与第三帝国制度及其罪行保持距离，将之钉在耻辱柱上。
而在1952年美军撤离之后，日本的历史记忆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反思和质疑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声音，在教育文化机制里越来越少。在日本，不论学校、媒体、政府和议会，几乎都没有传播现代史的问题意识，“历史清算”在1950—1960年代的年轻一代中几乎没有影响。
第六，德、日民主制度建设中，政治精英的精神反思和思想转变的程度不同。
阿登纳时代，一些存在严重历史问题的“纳粹精英”，在西德司法界、警界乃至国防军中受到重用。德国左翼历史学家韦勒曾主张，这些纳粹追随者应该被“排挤到社会边缘”，以便进行民主化建设。但是基特尔辩称，阿登纳时代这种“被屈从的政治投机”，使得“前纳粹精英”中不少成员有了向自由民主主义、反纳粹主义转变的思想基础，西德的民主建设得以巩固。战后，日本民主政体中同样融入了大量前军国主义政权官员，但其家长制寡头官僚体制结构得以长期存在，原因在于日本政治体制中人员和思想上“清算历史”的不彻底。
最后，基特尔也强调，在日本这个曾经盛行武士道的国家里，核爆经历和去军事化过程，使得和平主义、自由民主主义的基本观念在社会扎根，深刻影响了日本政治社会文化上的变革，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很难再度复活、泛滥，为害国家和国际社会。布鲁玛所谓日本历史反思“幼稚化”的说法，并不确切。
日本学者宫泽浩一和德国学者奥斯滕对基特尔的研究评价很高，认为基特尔的研究是德国历史科学第一次以系统的比较眼光，揭示日本战后历史反思与德国的差距。更重要的是，基特尔探讨的日本缺乏“历史清算”的后果以及极端民族主义的残余——并不仅仅限于极右派及其末流“政治暴力犯罪组织和讹诈集团”——在日本至今犹存，为祸不已，值得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警惕。
四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已经成名的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积极支持德国发动战争，鼓吹德意志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和极端浪漫主义。他盛赞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大帝为“实干家”；狂热崇拜德意志军队，声称“天才在于军事组织和军人美德”。
年岁渐长，面对纳粹主义的汹汹来势，曼才逐渐觉醒、成熟，逐渐与极端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国家主义等思想潮流决裂。纳粹掌权后，托马斯·曼只能远遁美国，声称“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德国”。
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回忆初见托马斯·曼时说：“那时我觉得自己是成年人，被迫生活在孩子的躯壳里；后来，我又觉得自己像一个有幸生活在成人的躯壳里的孩子。”
或许可以说，托马斯·曼从一战到二战期间思想、精神上成熟的历史，就是一个个体从孩童到成人精神成熟的历史；德国彻底地反思二战罪责的历史，是这个民族精神成熟的历史；而日本，尤其是其右翼、极右翼政治势力对于战争罪责反思的推诿、暧昧、回避和不彻底，则是这个民族——正如麦克阿瑟所谓“日本在政治上只是个12岁的孩童”的评价所暗示的——精神发展上虽不“幼稚”，但仍未成熟、仍然需要成长的征候。
（作者系社会文化学者）
刘军经济观察报专栏作家
博士。曾任日本多所大学、研究机构研究员和访问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文学与文化研究、社会文化比较研究、政治哲学与思想史等领域，在相关领域著述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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