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对江南士绅无可奈何,清廷却让他们集体闭嘴,清朝是懂阴谋的|大清|巡抚|明朝|江南士绅|清廷|清朝|顺治

六朝时期的传统门第氏族于明代已然衰落，然而因科举而兴盛

的地方士绅群体却崛起了。他们凭借科举形成纽带，借由同年、师生、故旧、同乡等关联结为党派，相互呼应，在朝纵论国事，在野应对时势，其中的典型代表为东林党和复社。但不知您是否留意，如此强大的士绅群体在清代骤然沉寂，其缘由在于大清初年对他们的整肃，即著名的奏销案。
一、关于奏销案的定位
在大清入关之际，有一重要事件即奏销案出现，然而因大清造就的震撼世人的“大事件”众多，致使这一相对温和的事件遭到淹没与淡忘。实际上，奏销案不但是清朝稳固统治的重大事件，也与明清民国以来的社会关系、阶层变化密切相关。从某种程度而言，奏销案产生的影响并不逊于大清入关。
奏销案主要针对士大夫阶层，然而有关此案的资料颇为稀缺。现今，我们能够从有限的史料里描绘出奏销案的大致情况，这得益于民国大师孟森。
孟森所著《明清史论著集刊》中有《奏销案》一章。孟森于前言称：奏销案于辛丑年（顺治十八年、1661 年）在江南发生，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地出身的官员士绅一万数千人均受牵连，鉴于案情规模巨大，《东华录》未敢记录。大清二百余年，众人皆知有奏销案，然而奏销案究竟如何，无人能够明晰。就连活跃于嘉庆、道光时期的大文人张穆，凭其“博雅”亦无法收集资料

、厘清奏销案，故而孟森言“可见清世于此案因讳而久湮矣”。
经由孟森的前言可知，清廷对于奏销案甚是讳言。然而，相较于入关初期频繁出现的大屠杀、圈地、逃人以及投充等情形，奏销案无疑要温和得多。既然这样，清廷为何对奏销案这般警惕？
二、关于奏销的名称与年代
由于清廷刻意隐瞒奏销案，致使奏销案诸多问题含混不清。首先，孟森称奏销案始于辛丑年（1661 年）的江南。现今研究者认为此说法有误。奏销案的起始点应在庚子年（1660 年），地域并非局限于江南，而是清廷所占领的汉地诸省，故而奏销案应称作“顺治十六年各省奏销案”。当下人们所能见到的仅有当时江宁巡抚朱国治奏报的江南奏销案，因而人们误认为仅有江南存在奏销案。事实上，1667 年龚鼎孳向康熙进呈的上书中就提及“乃顺治十八年内各省奏销十七年绅衿欠粮等案”。足见此案牵涉全国。
在此言及，那么何为奏销？奏销乃是各省巡抚于年初将上一年其辖地钱粮的征收、起运、存留、拖欠等状况撰写成报告呈交中央。其性质类似于当下省政府的年度财政决算。朱国治的奏销于 1661 年 3 月完成，所涉内容为 1660 年的财政情况。

三、奏销案究竟是如何操作的
奏销案因何产生？简而言之，大清入关后，国库财政困窘，然无法令八旗老爷将掠取的财富交予朝廷，于是朝廷只得向汉人谋财。为此，清朝凭借各省过往的拖欠账目，迫使各省偿债。此种逼债之举自大清入关便已开启，只是直至政局大致稳定的顺治十七年方才全面严苛起来。对于如此重要之事，孟森称《东华录》《清实录》“未着一字”，故而我们唯有从私人笔记探寻。
活跃于明末清初的上海人士叶梦珠所著《阅世编》，对奏销案有着最为详尽的记录。其称，顺治末年，江宁巡抚朱国治因历年拖欠粮食无法征齐，遂将罪责归于胥吏与地方士绅。故而自 1661 年 5 月起，朱国治责令苏、松、常、镇四府，但凡乡绅，不论财产多寡，一概剥夺其士大夫身份。由此，具官身的张玉治等士绅 2171 人，于府学挂名的史从哲等士子 11346 人，皆遭革除。其后，朱国治将江南“刁民”情形呈报中央，中央降旨“严查”，此万人之中，又有数百人被押解至北京予以处分。据曾羽王《乙酉笔记》所记，朱国治“革进士、举人、贡监生员一万三千余。”其中 800 余人被押送至京师判处。作为江南核心的南京（彼时称江宁府），因有朱国治坐镇，竭力催逼，故而南京士绅得以幸免。
其后，中央施恩，未对这一万多人予以更严苛的政治惩处，被押送京师的数百人亦获判释放归乡，但其功名身份已然丧失，家庭财富亦须供奉

大清。据叶梦珠所述：奏销案过后，江南人心惶惶，中产及以上之家皆惧成为下一个受击目标，故而纷纷“变产难售”；胥吏亦恐担追查不力之罪名，遂凶如虎狼，强逼士绅缴纳钱粮，“押吏凶残似虎狼，士子无异于俘囚”。
倘若家中财务状况一时难以清偿所累积的欠款应如何处理？无需担忧，大清官府开展高利贷业务，“每月利息加二加三”，意即利息为 20%至 30%。
若花呗逾期无法偿还该如何？无妨，利息滚存罢了，按日计算，元朝时期的羊羔利您可曾听闻，“乃利上加利，有雷钱、月钱等称谓”。叶梦珠言，借款十两，扣除各类手续费后，实际所得仅七两。
倘若朝廷所要求的欠款得以补齐，然而高利贷无法清偿又当如何？不必担忧，大清会提供上门索债服务，以家中祖田冲抵债务即可，倘若田地不足，房屋和儿女亦可用来填补；若仍不够，哪怕一张厕纸也能用于抵债。足不出户便能偿债。“一月之后，营兵追索”、“百亩之产，将家中日用器皿、房屋、人口全部籍没”。
倘若此仍不足以偿债那当如何？无妨，大清会施展暴力之法，即“鞭笞萦缚”。故而彼时众多中产之家“当日多弃田逃离。以能脱身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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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严峻债务，自顺治末年起，延续至康熙六年，康熙六年之后稍有宽缓。直至康熙十四年，大清公然施行卖官鬻爵之举，美其名曰“捐纳”制度，规定在奏销中被除名的乡绅能够花钱将功名赎回，然而捐纳数额颇高，仅有少数人能够认缴。这般情形之下，奏销案方得终结。
四、关于奏销案的深层探究
奏销案覆盖全国范围，然而于江南的苏、松、常、镇四府最为严厉苛刻，其中既存在个人方面的因素，也包含统治方面的因素。
个人原因自然在于江南碰上了大清的忠仆朱国治。朱国治系辽东人士，出身汉军旗，乃大清最为忠实的仆从，坚决捍卫八旗主子的利益，故而采用了极其严苛的方式，处置江南“刁民”。
而奏销案奏效的深层缘由在于维护大清统治，对汉族士大夫予以警示。奏销案的直接起因系各省“刁民”拖欠朝廷赋税，然此仅为托辞。盖因拖欠朝廷税赋者，不单有士绅，普通百姓亦存此况。以士绅拖欠税额最多的松江府为例，松江士绅拖欠额仅占全府百姓拖欠的十分之一。顺治十七年年度赋税为 2

566 万 4223 两，江南四府富人欠税占千分之二；江南赋税为 460 万 2739 两，四府士绅欠税占百分之一。实言，四府富人拖欠之数额甚微，即便大清财政窘困，亦不至着眼于此微末之数。
故而奏销案绝非单纯的经济案件，实乃政治案件！孟森于《奏销案》一章伊始，便把奏销案与反清复明相联系，其言巡抚朱国治认定江南人心向明，遂借拖欠之名把这些士绅纳入其中，对江南士大夫予以恫吓、施压和威胁。
文史君言
在《亮剑》里，为何田墨轩这类人最为可恶？在日本人占领与国民党统治时期，他们噤若寒蝉，缘由是日本人和国民党的确敢杀人；而解放之后他们却态度强硬，只因我党推行法治，不可随意杀人。田墨轩与明清江南士绅如出一辙，面对强者便显懦弱。奏销案着实震慑了江南士大夫，毕竟大清敢于杀人，于是这些士绅不再有明朝万历时期抗税打死宦官的壮志，只得忍辱含垢，变卖田产，接受大清教化，成为大清的顺民。他们也丧失了明朝时期纵论天下、掌控地方的壮志，江南从此安宁，再无风浪。奏销案冲击了江南在籍士大夫，其后又历经摊丁入亩改革，士绅一体缴纳钱粮，曾在明朝呼风唤雨的地方经济、政治特权群体——士大夫，最终衰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