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文霞 赵光怀
来源：《全媒体探索》7月号
沂蒙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沂蒙根据地军民在革命实践中创造的伟大精神，是国家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指出：“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
沂蒙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在沂蒙、在山东的书写与具体实践，具有鲜明地域性和社会话语特性。
沂蒙精神的双重话语属性及叙事模式
1964年8月12日，毛泽东与现代京剧《红嫂》主要演员握手。《红嫂》主要反映了沂蒙老区人民与子弟兵的鱼水深情
沂蒙精神是一个由不同话语主体、不同子系统构成的复杂话语体系。沂蒙精神是沂蒙山区党政军民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共同创造的，是党政军民共同的话语表达，具有政治话语和社会话语的双重属性，存在宏大叙事与平民叙事两种叙事模式。宏大叙事是一种基于国家和历史的叙事模式，强调意义表达的整体性；平民叙事是一种基于日常生活的叙事模式，强调意义表达的个体性。不同话语属性表达方式不同，政治话语具有偏向宏大叙事的话语表达特性，社会话语具有偏向平民叙事的话语表达特性，话语属性及叙事模式的差异决定了沂蒙精神话语构建是一种双重机制。
沂蒙精神生成有其特殊历史背景，其生成过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的过程，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在山东的符号浓缩，具有宏大叙事意义。它不仅是沂蒙人民、山东人民的自我话语表达与身份建构，也是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重要内容，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具体表现与话语表达，“它属于一个地域，但又不限于一个地域；它属于沂蒙山人，但又不限于沂蒙山人”。沂蒙精神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映照着党的初心使命、诠释着党的性质宗旨”，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史和中华民族复兴史视域下的宏大叙事。
沂蒙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在沂蒙、在山东的生动映照，是沂蒙根据地党政军民在革命斗争实践中理想价值和精神风貌的集中体现，生成于具体社会实践，渗透于根据地党政军民的日常生活。在社会生活实践中，沂蒙精神已内化为沂蒙人民的文化基因，因此也是社会领域的群众性话语，具有平民叙事特征。2013年以前，沂蒙人民对沂蒙精神内涵的概括尽管几经变化，但其核心要义如爱党爱军、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等明显偏向地方话语，话语表达偏向平民叙事方式。
在话语表达层面，宏大叙事与平民叙事两种叙事模式在沂蒙精神话语表达与传播过程中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然而，二者的功效不尽相同，宏大叙事模式具有抽象化、理论化特征，更适用于政治及意识形态属性表达；平民叙事模式具有原生性、自发性、朴素性等特征，更适用于社会话语属性表达。这两种叙事方式的功能及适应场域存在很大差异，宏大叙事是向社会公众完整传递、精准阐释沂蒙精神内涵不可或缺的话语表达方式，但这种叙事模式或表现为政治说教意味浓厚的官方话语，或表现为理论性的学术话语，与广大人民群众的信息接受惯习及认知偏好存在一定裂隙。对社会公众而言，沂蒙精神不仅仅被视为国家和意识形态话语，也常被具象化为日常生活世界的话语。沂蒙精神传播的过程是受众对该话语自主阐释和意义建构的过程，公众对沂蒙精神的理解各不相同，既有作为社会个体对国家和意识形态话语的意义分享与价值接受，亦有个体认知。
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开展革命精神教育，实现国家及政治话语层面的价值认同与意义分享，这是沂蒙精神传播的根本目的。国家话语和政治话语是沂蒙精神传播的基本依据，但在传播过程中、在个体认知层面，依然存在将沂蒙精神概念化、碎片化甚至概念偷换的危险。
自马克斯·韦伯以来，个体的主体性日益受到重视。马克斯·韦伯认为，社会行动蕴含着个人动机，在个人知识意识与社会知识意识关系上，行动者的意义是主观能动的，社会构成及秩序都是建立在个体主观意义基础上的，社会意识不是主体经验的松散集合，只有通过各社会主体之间的互动交往，才能产生可分享的意义和共识。尤尔根·哈贝马斯进一步强调了主体间的互动：“共识……是建筑在个性和多元性的承认之上的。”韦伯和哈贝马斯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启示，沂蒙精神要成为社会共识，必须通过个体间的互动才能最终达成。
大众媒体作为沂蒙精神传播的主渠道，必须深刻理解沂蒙精神不同话语属性及叙事模式之间的关联性及互动机制，在话语表达上将宏大叙事与平民叙事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形成传播合力。
沂蒙精神传播的平民叙事模式
话语传播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实践系统，包含从话语原始文本到媒介文本、从媒介文本到受众两个环节的编码解码，原始文本与媒介文本相互关联，传播者、媒介与受众循环互动。传播者是话语文本的创造者，是传播过程中的主导性因素，不仅对沂蒙精神原始文本进行物理传递，还要对原始文本进行意义解码，并以声音、影像、文字等具象化方式进行再编码，形成媒介文本；受众是传播文本的阐释者和意义重建者，他们不仅可以自由选择媒介文本，还可以自由解读文本；大众媒介是话语文本的载体，是沟通传播者、话语文本和受众的桥梁。
随着英国伯明翰学派与法国语言理论的结合，传统线性传播模式不断遭受质疑，受众被视为最活跃、最复杂的要素。“受众作为‘文本的消费者’，不仅对媒介领域的活动，而且对文本和文本制作者都至关重要”。受众并非总是按照传播者的思路进行符号解读，而是依据不同的文化要素库存和个人经验对传播文本进行自主解码。在沂蒙精神传播中，广大受众对沂蒙精神的接受也是基于自身知识和经验的自主解读并进行意义重建的过程。
叙事模式是话语表达的方式，不仅包含叙事主体、符号运用、意义表达方式等叙事本身的要素，还与传播系统之外诸多社会因素密切相关。话语体系与叙事模式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是里与表、道与术的关系。任何话语的社会传播都无法拒绝大众话语表达形式，国家话语与政治话语必须转译为社会系统中的平民话语才能被认知和理解，从而真正实现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广泛传播。沂蒙精神传播兼具政治传播与大众传播的双重意义，要适应当代社会文化大众化趋势及媒介生态新特性，采用叙事视角的平民化、语言表达的通俗化、叙事方式的故事化等平民叙事方式，实现沂蒙精神的广泛传播。
国家话语和政治话语不仅要以理服人，还要能够以情动人，“话语的背后是思想、是‘道’”，要“把‘陈情’和‘说理’结合起来”。在国家话语和政治话语传播中，“以人民为中心”不仅是文化建设的根本宗旨，也是话语叙事的客观要求。长期以来，以宏大叙事代替平民叙事、以宣传范式代替传播范式的现象在国家话语和政治话语传播中一直存在，叙事模式僵化单一，话语表达原生态和鲜活度不够，难以在受众中达成“陈情”效果。传播者既要立足于国家话语和政治话语全面深刻地阐释沂蒙精神，还要具有以平民化视角对话语体系进行加工、生产、创造、阐释、传播的能力，变“说教”为“说服”，达成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效果。
通俗化是话语传播“接地气”的前提和基础。语言通俗化是我党在宣传工作中积累的宝贵经验，也是当代大众传播文本的基本表征，只有将沂蒙精神转译为可被广大社会公众喜闻乐见的话语形式，才能提高话语亲和力，拓展政府与社会之间共同的符号和意义空间。将抽象的政治理论转译为通俗化的语言，这不仅是一种传播策略，也是政府与公众、媒体与社会沟通互动的基本范式。
国家话语和政治话语具有抽象性和理论性的天然倾向，容易成为遥悬于高空的抽象理论和政治说教，故事化叙事是克服这种传播障碍的常用方式。“国家历史必须是能够被叙述的，这样历史才能获得认同的形式；它需要体现在栩栩如生的图像、形象和历史中。”传播的故事化叙事是实现语言从抽象到具象、从理论到现实的话语表达策略和转译方式，传播者要将沂蒙精神概念和理论从“高墙小院”中解放出来，与广阔鲜活的社会文化融为一体。故事化传播要防止过度的宏大叙事偏向，要以生活化、平民化视角全方位展示沂蒙人民精神风貌，消弭政治传播与大众传播之间的叙事障碍。
防止平民化传播对话语内涵及价值的消解
在国家话语、政治话语传播中，平民叙事模式愈来愈受到重视。在传统媒体时代，沂蒙精神的平民化叙事业已显示出良好传播效果，以“红嫂”为代表的话语符号很早就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在新媒体环境下，传播渠道向个体和公众敞开，平民叙事模式获得更大应用空间。然而，平民叙事亦有其不足，容易产生话语传播的庸俗化、碎片化等现象。
首先，要注意防止平民叙事对话语意义及价值的消解。沂蒙精神是国家话语和政治话语的有机组成部分，尽管与社会大众话语存在内在联系，但二者并非完全等同。在国家话语与社会话语、宏大叙事模式与平民叙事模式的转换中，整体与部分之间、话语不同层次之间容易出现意义分割、断裂。沂蒙精神是一个由不同子系统构成的复杂话语体系，任何具象化、通俗化、故事化的单一文本都无法表达话语的整体意涵，会造成话语意义的消解甚至误读误解。沂蒙精神传播要始终坚持叙事方式服务于、服从于意义表达和价值需要的基本原则。“价值乃是叙事的‘永恒要素’和‘最终秩序’，它所反映的是叙事者的根本理据和终极追求。”在传播过程中，要确保两种叙事模式的统筹兼顾、不同话语属性的精准表达，防止出现以偏概全、断章取义等消解话语意义的负面效应。
其次，要正确处理两种叙事模式之间的张力，超越话语鸿沟。传播者是传播文本生产者和符号意义赋予者，受众的意义建构并不总是按照传播者的意愿和期待进行，而是按照自身的理解自主进行意义建构，同样的传播内容和文本产生的传播效果不尽相同。在叙事层面上，平民叙事与宏大叙事有契合的一面，有时也会出现“背反”现象。“所谓背反，就是指对同一个对象或问题所形成的两种理论或学说虽然各自成立却相互矛盾的现象。”沂蒙精神的两种叙事模式之间具有逻辑和价值的内在一致性，但这种一致并非自成的、必然的，二者之间存在一种普遍的张力。在传播过程中，要建立两种叙事模式之间的意义贯通渠道，还要加强对社会话语的正确引导，传播者要掌握将政治话语转化为社会话语、将宏大叙事转化为平民叙事的方法技巧，具备对不同话语属性与叙事模式之间进行意义整合的能力，超越话语表达差异造成的传播障碍。
再次，要防止沂蒙精神传播的庸俗化。平民叙事具有显著传播优势，然而在传播实践中，平民叙事也容易与传播中的庸俗化混杂起来，造成对沂蒙精神意义内涵的消解与解构。流行化、快餐化是当代社会文化传播场域的重要特征，随着媒介生态变化及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过度迎合受众口味，游走于通俗与低俗之间的灰色地带，是传播者争取受众最常用的手段之一。沂蒙精神传播不排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但绝不能将通俗与庸俗混同，更不能低俗、媚俗，要防止话语符号的泛化滥用，避免坠入“娱乐至死”的传播陷阱。
平民叙事是提高话语传播效果的策略技巧，但绝不能将之绝对化。任何叙事方式都不是万能的，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信息的“损耗”，包括“文本编制时的编码损耗、渠道传播时的传输损耗以及用户解码时的‘认知-加工’损耗”，造成传播过程的“文化折扣”现象。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文化折扣”效应，要统筹运用好两种叙事模式，既要充分利用平民叙事优势促进沂蒙精神传播，同时也要注意防止平民叙事可能带来的一些消极因素。政府要做好对媒介的监管和引导，牢牢把握话语领导权，还要构建起以大众媒介为主体、以自媒体传播为补充、群众广泛参与的沂蒙精神传播体系，不断提升话语传播能力。
(马文霞：临沂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赵光怀：临沂大学传媒学院教授)
本文刊于《全媒体探索》2024年7月号，原标题为《平民叙事视域下的沂蒙精神话语表达与传播》，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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